清顺治元年（1645年），七岁的福临，在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扶持下，在北京建立了统治中国的爱新觉罗王朝。顺治三年九月，清廷占领福州，逐渐扩展对福建的全面统辖。但是，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福州和福建全省人民的反清起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郑成功的反清斗争延续至康熙元年（1662年）仍据有金、厦地区（本年农历五月初八，郑成功逝世）。

由于兵祸连年，及清廷的加紧压迫和榨取，福州又频临元朝初期的雕零破败局面，百姓的日子比明末还要难过。田赋更重了，明万历年间，米每石折赋三钱五分，顺治十二年折赋三两六钱。同时，以贱价收购民粮（谷价银二两，仅以一两二钱开销），以充军需。而且，派粮、派草，征调民夫屡见不鲜。除了国家的税收以外，当地官府、藩府也擅加私税。入闽的清军，军纪败坏，四处骚扰民众。《榕城纪闻》载：自博洛南下，杰书（康亲王、康熙帝从叔），及济度、达素和耿继茂部队入闽，总是占住民房，勒索供应。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将军达素入闽，每披甲兵一名，需调民夫二、三十名服侍。一把弓、一件油衣，都要民夫代拿。要民夫煮饭，养马，还要民夫捕虫养鸟。顺治十七年，郑成功攻占闽安镇，为了反攻，清军调用福建八府民夫十余万人，民夫口粮自备。开战时，还要民夫发炮，掘城门、打先锋，单这一仗，战场上民夫死亡好几千人。清人金祖望撰的《福建总督姚启神道碑》云：“康熙十五年，闽中驻一王、一贝子、一公、一伯。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所将皆禁旅。无可得居，则即以民房居之；无所得器械，则即从屋中之器械供之；无所得役，则即以屋中之民役之”。满人在福州圈屋，始自顺治十四年，清将固山郎名赛，圈东门和汤门民居，设满洲营。顺治十八年七月，靖南王耿继茂部队移驻福州，圈屋的范围更大。原来满洲营对门的闽县直街、沙桥（即澳桥）一带，以及中卫前开元寺的北街、龙山巷、经院巷，井楼门的西街，三牧坊以东等的民居统统圈给王兵住。耿继茂尚嫌不足，圈了内城，又圈外城，而且要圈足6000间为止。于是，从水部门城边至路通桥，又至荷宅、柳宅、金墩、下郑、道窟、打铁墩等处的所有民屋2000余间悉数圈下；不足之数，在邻近的300亩田园上起盖顶用。所圈的屋地、大间的赏银8两，中间6两，小间4两，田每亩3两。民居立即驱离，不准复归。经院巷，开元寺和龙山巷的民屋专门圈给妓又、戏子、打花鼓的人住。旗营周围长近七里。人民被圈夺了田无庐舍，到处颠沛流离，有的被掳掠到北方去当奴隶。康熙二十一年，唐亲王杰书从福州“班师”回京，就掳掠了2万多人。

为了隔绝沿海民众与郑成功等反清力量的联系，清潮在沿海地区采取了围海、迁界措施。據志乘记载，闽省大规模的迁界，从顺治十八年开始，以福州闽安镇为中心点，向北至浙江沙埕，670里；向南到广东分水关，1150里，皆退离海边30里，被废弃的土地共有21871顷。福州府属的罗源、连江、闽县、长乐、福清（当时平潭尚未立县），都在迁界的县份之列，共迁荒土地6436顷。有的县，如福清，还迁过三次界。清廷实施围海、迁界的手段，非常狠毒强暴。《榕城纪闻》云：“顺治十八年十月，……近海人民，各移内地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露处，放火烧屋……火烧六个月。院部派往海边烧屋，计用长夫1300名。”沿海成为焦土，连燕子归来都无处构巢，只好飞到海上，泊于船桅。抗清名将、鲁王旧臣张苍水（煌言），为此感慨悲愤，写诗寄怀。诗序曰：“辛丑秋，虏迁闽浙沿海居民。壬寅春，余舣舟海滨，春燕来巢于舟，有感而作。”诗句如下：

“去年新燕至，新巢在大厦。

今年旧燕来，旧垒多败瓦。

燕语问主人，呢喃泪盈把。

画梁不可望，陋舰聊相傍。

肃羽恨依栖，街泥歌飘荡。”

清初的迁界，苦了人民，也害了清廷自己，而郑成功等反清力量反而受益。因为他们拥有海上交通、对外贸易和军事上制海权等等便利。后来清朝悟出了此中道理，因此，又有复界之举。到了康熙二十三年，明令停止围地、迁界，而且让离界人民返籍和招集百姓垦复家业。

康熙十二年（1673年），发生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事变。清兵入关时，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广鹿岛副将尚之信、登州参将耿仲明，先后降清。清人利用这些人武装征服全国。这三人都因灭明有功封了王，吴三桂封为平西王，镇云南；尚可信封为平南王，耿仲明封为靖南王，均镇广东。继茂死，传子精忠。康熙十二年，清廷颁布撤藩令。吴三桂、尚可喜先反；次年，耿精忠在福州也反。他拘禁了福建总督范承谟，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兵分三路，攻打浙江、江西。但由于“三藩”之间互相矛盾，与台湾郑氏反清力量也心存猜忌，未能很好配合，结果为清军各个击破。康熙十五年八月，清军统帅康亲王杰书，率部入仙霞关，克建宁、延平两府，进抵水口，迫及福州。这时耿精忠杀了范承谟，欲率水师遁往舟山。但他的亲信徐文慰，已被清暗中收买，竭力拦阻精中出城。二十七日，清军抵达西郊洪塘，精忠只好袒身露体，出城投降。及至康熙二十年，精忠又思谋反，因被部下揭发，解到北京处死。

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咸丰二年（1684—1852年），福建在长期动乱之后，得到了170年的安靖。其间，农渔业生产恢复，手工业生产发展，人口也增多。

福建历史上缺粮，这时却获得了局部解决。主要是扩种番薯之故。福建人对番薯有着浓厚的感情，它是自己首先从番外引进的，又是民食“什之六七”的来源。沿海的县份，“遍地皆种，比户皆食，且以此物之盛衰，卜年岁之丰歉”。改进加工，收藏番薯的技术，成为受人称道的发明。《长乐县志》记载：长乐缺粮，多种番薯。然而易烂难藏。康熙年间，长乐东山村人陈乾范的母亲，授意铁匠，制出铁卷，可以把番薯刨长条，晒干收藏。以后又改为铜卷，更便于使用。“番薯米”——番薯丝，就是陈母发明的。后人著文表扬陈母的创举。

清初厉行海禁政策，到了康熙二十一年，才逐渐开放海禁，允许500石以下的船只出海；二十三年，在福州设立海关，开展对外贸易；五十九年，允许外贸商人成立公行，各地商人在福州建立商业会馆。雍正七年（1729年），全面对洋开禁，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福州对外贸易汽车趋繁荣。当时，福州出现了主要从事与琉球（冲绳）贸易的“十家帮”，包括海口一带的卞、李、郑、林、杨、赵、吴、丁、宋9家和城内的刘家。传说，乾隆年间，琉球商人在海上遇难，福州商人刘豫齐曾变卖家产，救济他们，又代他们赊款国货，助其回国。翌年，这些琉球商人重来福州，向刘家还款致谢，赠给刘家铁树两株、铜火炉一个、漆器一件。刘家后裔清代文人刘家谋，特作《铁树歌》纪念。诗中有“风磨雨蚀一百年，汝树何由尚如铁”、“汝自球阳渡海来，螺盘蕉布追陪”等句。

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战后，福州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大宗进出口货物集散地。福建内地和浙东地区的茶叶、木材、竹林、纸张等土特产，从这里源源输出；布匹、呢绒、颜料、五金、石油、洋油、烟草、西药等洋货，从这里输入国内。随着内贸外的发展，城市日益扩大。城里、南台和仓前山连成了一片，出现了上杭、下杭、中亭、台江等商业行家云集和贸易集中的街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仓前山桥民区。西洋的文化、宗教也随着输入。

但是，随着洋药（鸦片）和洋货如潮水似的涌入，白银也像退潮般地流出。福州港从历史上的出超，变为入超，使正在复苏、繁荣的农业、手工业日渐衰微、城市经济频临破产。鸦片的输入，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从福州口岸输入的鸦片，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福州海关报告，是年入境鸦片3500担；又据土商（经营鸦片商人）报告，本年入土4000余担。洋货进口，光绪二十九年为700万两，三十年为750万两，三十一年为890.4万余两。而国货的出口，却日趋下降。茶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口26.59万担。三十年降至17.95万担；食糖，有百年制糖历史的福州西郊和闽侯县上街一带，年产二、三万担，到了光绪末年急落千丈，只剩下七、八千担。五口通商前，约在1820年前后，航行在东南亚海上的中国船，有295艘，总吨位8.5万吨，其中福州等沿海船占1/2。到了1844年至1845年（鸦片战争后的四、五年），中国帆船仅余下32艘，船艘数仅等于1820年的1/9，吨位数只等于1/10。中国海上航运几被洋船完全替代了。

在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下，中国的门户洞开了。为了富国强兵，“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的中国兴起。1866年以左宗棠、沈葆桢为创始人的福建船政，成为中国最早的造船工业和近代海军的摇篮；只用了17个月时间，就建造了第一艘中国近代蒸汽船——万年清，又在没有外国人参与下取得了试航的成功。在我国航海史和造船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台湾发生番社事件，日本派兵侵占。沈葆桢奉命率领了由福建船政制造的船队入台对付。使日据台湾的阴谋延迟了二十年。船政的轮船在布防、调兵、运输、通讯、交通和收集情报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沈葆桢说：“台事籍船政十有八九”。

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在中法越南战争中吃了败仗的法国军事当局，派舰队司令孤拔率舰13艘进攻台湾基隆失败后，又进犯福州马尾港。这时，沈葆桢已调任南洋大臣。闽浙总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或昏庸无能，或纸上谈兵，或寄希望舰开炮，福建水师广大官兵奋起应战，英勇还击；终因上层决策失当，指挥不力，经过30分钟激战，痛遭失败。11艘军舰、19艘商船被击毁，死亡官兵700余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甲申中法马江海战。陈列马江海战遗迹和奉祀海战忠魂神主的马尾昭忠祠，至今保存完好，供人凭吊。

在甲申中法海战之后的十年，又发生了甲午中海战。台湾被割给日本。自此，清廷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日深，人民的反满情绪日益高涨。福州的反满革命命活动，也在秘密进行之中。1902年，郑权、郑祖荫组织了全省最早的革命社团——益闻社，随后桥南公益社、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和汉族独立会相继成立。1903年，旅居上海的福建学生，组织了旅沪福建学生会，并在福州成立支部。1906年，中国同盟会也在福州设立支部。

中国同盟会总部筹划1911年春在广州起义。由林觉民、李恢等从日本回国传达，同盟会福建支部组织了大批革命志士前往参加。这些由福州、连江籍为主的革命志士，在广州起义的战役中，冲锋陷阵，前仆后继，置生死于度外，有的阵亡，有的被俘以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这次起义牺牲的烈士中，属于福州府县的有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陈更新、陈与燊、陈可钧、刘元栋、郭大旺等19人（经近年考证，增为23人）。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士们英勇赴义的精神，鼓舞着更多的福州人民走向革命。六月，福建军警特别同盟会成立，湖南人、福建缉捕局长彭寿松担任会长。驻闽新军二十协协统许崇智，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同盟会。在他带领下，全体军官集体加入了同盟会。新军第十镇镇统孙道仁，见大势所趋，也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全国纷起响应，在农历九月十五日（11月4日）晚，福建革命党人在台江的夹板船上开会，推举彭寿松为同盟会会长，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率领新军和青年学生洋枪队、炸弹队，准备起事。清朝闽浙总督松寿拒绝劝降，命令八旗捷胜营二千余人在福州各城门、官署、旗下街布防。旗人将军朴寿调兵遣将，声称：“必使全城同归于尽。”

农历九月十九日拂晓，民军起军。在此之前。屏山清军北库（枪械弹药库），已为革命军接管，六尊大炮已由南较场移上于山天君殿旁，炮口指向山下旗街；新军工程营、辎重营已占挥于山，其余新军也向旗界推进，只开放东门让旗人撤退。是日早晨五时，水部门城楼革命军与城下旗兵发生冲突。枪声一响，于山大炮也向旗下将军署轰击，辛亥光复福州战役打响了。十九日上午，旗兵多次由旗汛口、狮桥头路口出击，与革命军展开巷战，但都被击退；下午津门路、秀冶里、高节里一带，巷战激烈，旗军受了重创，清将军朴寿派旗人放火队，在旗汛口、高节里、鳌峰坊一带放火，妄图实现他的“全城同归于尽”的毒计。桥南社组织的消防队驰赴各处灭火。旗兵佐领文楷又趁于山革命军阵地炮弹不继、停止炮击的时机，由观巷九曲亭向山上猛扑，企图夺炮。占据鳌峰坊法政学堂山上洋楼的旗兵，也密集火力配合，一时情况十分危急。幸好巡防营除镜清部和表圻学生炸弹队闻讯驰援，北库的炮弹也及时运到。于是，炮声又响，反攻的旗兵遭重创后撤，城内革命军也于此时发起总攻，清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十九日下午微行出署，走到盐道前吞金自尽。十九日晚，观巷、九曲亭等处旗兵竖起诈降旗，二十日凌晨复撤旗反攻，占领井楼门一带。革命军再次发动猛攻，生擒清将军朴寿和副都统胜恩，八旗官兵才相继投降。二十一日晨，朴寿被押上于山，击毙于观音阁丹井旁。至此，战事方告结束。

福州光复后，中华民国政府闽都督府宣布成立，孙道仁出任都督，彭寿松任参事会会长，许崇智任司令部总长。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二日，清朝宣统皇帝逊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任总统。根据北京政府通电，福州都督府设参议厅、军政官厅和行政官厅，由大总统任命孙道仁为都督，彭寿松任总参议。清朝在福建的统治，到此终止。

（作者：阿伦  本文来源：《福州乡土文化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