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汉武帝时期，福州就是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唐宋之际，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必经之路的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北宋以前，上下杭地区还是“江广三里，扬澜浩渺”的闽江前沿水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船只往来穿梭于此。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记载，这里的航道上甚至能看到印度人，航运发达由此可知。因处于大庙山的南麓，经过多次洪水大潮的冲刷，泥沙堆积，这里形成了沙洲，船沿着沙洲向上航行或向下航行，故称上航、下航。随着沙洲的面积扩大，这里便成为了闽江停泊船只和起卸货物的水运码头。有了码头，便有了商铺，有了商铺，商贸随之兴起。古代，航行的“航”和杭州的“杭”发音相通，久而久之，此地命名就渐渐成为 “上杭”和“下杭”。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复项目建设工作于2014年正式启动，目前已清空移交的文保单位的总面积约为2.6万㎡，预计全面修复完成的时间将为2年。现已完成修复的文物面积达3100㎡。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商贸发展的鼎盛期在明中叶到清中期。商会、钱庄、货栈、屯仓林立。双杭的一些商人，从这里起航，沿“海上丝绸之路”，把商务拓展到台港澳、东南亚及欧洲诸国，所以，说这里是国际商港也一点不为过。民国时期，街区上闻名遐迩的名店就有200多家，所经营的物资更是多达上千种。由于商贸文化独具特色并且丰实而多彩，于是，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便与儒家文化显著的三坊七巷、朱紫坊并称福州三大历史文化街区。直到今天，这个街区仍保持着民国时期的格局，商贸文化、会馆文化、信仰文化、儒商文化保存完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街区。以下选取的四个文物保护单位可以更好地诠释商贸文化。

　　独具一格的会馆文化——福州商务总会

　　福州工商联的前身是福州商务总会。福州商务总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那时的福州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外国资本和商品不断涌入，福州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了团结同业，更好的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些有远见的闽商如张秋舫、罗金城、李郁斋等促成了福州商务总会的建立，张秋舫任会长。有一首传唱于三、四十年代的民间歌谣，唱的是台江名牌货，其中有一句：“皮枕头有名堂，南北京果上下杭”。张秋舫就是南北京货大家。1911年，商会为便于办公，耗资11350两白银，买下彩气山上占地480平方米的园林式建筑，也就是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幢建筑。一百多年前，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们就是在这里议行论市、互通信息、商务咨询、仲裁纠纷。因此，商会在闽商中威望很高，而它选址上下杭恰恰说明上下杭对于闽商的重要性。

　　福州商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自1905年成立起到1949年8月福州解放结束，经历“福州市商务总会”和“福州总商会”两个历史时期（不包括日占福州期间成立的伪商会）。商会成立前后虽不足40年，但对于闽商，对于福州人民来说，它的意义却不同寻常。1905年商会刚成立，就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反对美国限制华工条约，制定了福州商界抵制美货的八条公约；1925年商会组织声援上海“五卅”惨案；193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商会掀起抵制日货的运动，并于9月28日召集500家商号在抵制日货的宣誓书上签字。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各钱庄带头停止日元兑换业务。商会的这一系列行动措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商会还成立了“福建去毒社”。商会会长张秋舫，就出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那年，对严重危害老百姓体质的鸦片他痛恨至极。商会成立当年他就与陈宝琛、罗金城、李郁斋、林炳章等10人发起组织成立“福建去毒社”。不到一年，禁毒取得显著成绩，社会安定，风气焕然一新。商会成立的“救火会”也有极高的社会认知度，是双杭地区最早建立的商办商助的消防、救火组织。40年代，台江两次大火和1947年的特大水灾，也都由商会出面施赈。一代一代的商会人物从这里走出，发扬着闽商“义利相合、勇担道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精神，不仅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在政治、文化、教育上也作出很大的贡献。这座百年的老宅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也是会馆文化的完好体现。

　　历史悠久的商铺文化——致远药行

　　致远药行，前身为“元亨药行”，由王审知三十三世裔孙王开朗创办于清同治年间。40年代初，年仅28岁的王幼恺接手后，改名致远药行，除继续批发药材外，还经营进出口生意。药行共四进，第一进经营的参茸、西药和医疗器械；第二进为中药材经营部柜台，楼上系店员宿舍；第三进为中药材仓库，还有翻晒中药材的大阳台及一间大厨房。隔邻97号也是四进，乃王氏家族的居屋。药行第二、三进，与居屋第二、三进有小门互通。有时中药材货源太多了，药行第三进仓库容纳不下，就由第二进小门将中药材堆放在居屋第二进的厅堂。可见当时药行的规模和设备在双杭地区的许多中药材行中居于前列地位。

　　王幼恺毕业于协和大学，是个有远见，且思想进步的商人。曾自编发行《国药月刊》和《致远手册》，相当于现在的金融杂志。这在国药经营界绝对是创新之举，适应了当时药行与进出口贸易业务的需要，因此致远药行业务发展迅速。他还曾资助陈毓凎、郑公盾和林葆青开设“中流”书店，宣传革命思想，出售进步书刊和掩护地下党同志；电汇巨款帮助地下党员黎先耀安全脱离国统区；由地下党员林亨元、卓如介绍，以“校董”身份长期捐资支持办好福州地下党活动的据点之一——“双虹”小学；先后以药行店员和家庭教师名义掩护郑孔佩和陈家骐在药行安全脱险，并向陈家骐之妹陈秀珍提供药材转送游击区；1946年，由地下党安排五位“暨南”大学学生住在“致远”药行，他派店员林朝阳以运输药材的名义，协助地下党员郑英杰同船前往台湾，接着又协助林大厦、卜新贤乘船赴台工作，并帮助王正平、许甫如由福州转道上海，为党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1月，时任福州市首届政协委员王幼恺遭到诬陷，身心备受煎熬。1956年公私合营，药行并入福州市中药批发站。1979年，王幼恺去世。1988年政府为王幼恺平反，并将被没收的97号居屋第四进房屋全部退还。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众多商铺林立，致远药行作为其商铺文化的一个缩影，背后的意义深远。

　　崇尚文教的儒商文化——高氏文昌阁

　　高氏文昌阁位于建宁会馆后花园内，建于清嘉庆年间，依大庙山而建，坐北朝南，占地约1180多平方米。1988年列为首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由台江区政府拨专款修复。文昌阁原为高氏书斋。采用双层木构八角形结构，直径5米，飞檐翘角，重檐歇山顶，穿斗式构架，上层为楼阁，阁内的吊柱、雀替、斗拱、云楣、花格窗棂等木构件造型粗犷，雕刻豪放，典型明清代建筑风格。底层面阔3间，进深6.5米。文昌阁前院的有厢房上有鎏金的《朱子家训》，表明了双杭商界人士崇尚文教，注重培养子弟读书、仕进的风气。

　　二楼大厅可容纳几十人听课，三面有美人靠，可倚可坐。正厅原供奉有梓潼帝君（文昌帝君），相传这是专司学问、文章之神，又为科举士子守护之神。文昌帝君信仰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广泛的民间信仰之一。很可惜的是，1966年夏“文革”初期被造反派当作“四旧”毁掉了，现在只剩下两块各长1.1米、宽0.95米的柳体阴刻《文昌帝君阴骘文》镶挂两边，《文昌帝君阴骘文》是清代高家私塾教师高攀仁誊录的，并让人将全文雕刻在硬木板上，以供学生们诵读的。这篇《文昌帝君阴骘文》，连同抄录者落款，共558字，原为繁体，无标点符号。全文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告诫人们为人处世要做到：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为国益民、乐善好施，从而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是教人为善去恶的范本。

　　《朱子家训》一直警醒着高家的后代子孙，其字字句句也都体现出双杭商界人士对儒商文化的崇尚。也许正是因为怀有这样一份善心，在这不大的空间里曾经走出过像高鲁先生这样的名人。高鲁先生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1912年曾担任中央观象台台长，是我国现代天文、气象学的奠基人。

　　感情浓郁的故居文化——采峰别墅

　　采峰别墅坐落于彩汽山东麓，上杭路122号，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取名“采峰别墅”，意为采五峰之灵气。它始建于民国9年，也就是1920年，从动工兴建至别墅落成仅用5个多月，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524平方米。据说，建筑用的地砖、木材均从海外运来。砌墙用砖系专门烧制，上有“采峰”字样，由此可见别墅建造的考究与气派。采峰别墅是马来西亚侨商领袖杨鸿斌的故居。杨鸿斌（1884-1974），生于台江浦西长汀村。幼时家境贫寒，靠卖光饼讨生活。19岁时他随朋友赴马来西亚槟城谋生，从商场学徒做起，而后集资开办“振光”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兼发展橡胶林、椰林种植业。因经营有方，诚信为本，历数年的艰苦创业，发展成为槟城商业界的巨擘。

　　别墅建筑融西式营造工艺与中国古典建筑装饰相结合，整体由大门、坊门、照壁、庭院、主体建筑、附属建筑和园林、假山、亭榭等组成。周围环绕着砖砌高墙，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均为上下两层结构，建筑的外部立面装饰简洁明亮，门窗上部仿中国古典花格式样，下部为普通的玻璃窗，外层加装百叶窗以遮阳；客厅地面用防水花砖铺地，二层为木板楼面，室内设有古典式壁橱角柱。并引进钢筋混凝土技术。所用的组合材料，如钢筋、水泥、砖、石、木头和“工”字钢等，在建筑中普遍应用，解决了建筑物大跨度、大出挑等技术问题；此外，别墅的布局，把主体建筑与园林、草坪、花圃、假山、亭榭、庭院、大鱼缸、石椅桌、平台等融为一体，使居住环境既雅致清幽，又宽敞堂皇；别墅内现存的家具，如屏风、太师椅、罗汉床、梳妆台、花架、茶几等，所用木料高档，制作精巧，种类繁多，式样丰富，代表了近代福州家居风格和工艺特色。“采峰别墅”是福州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近代典型的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其整体建筑和内部陈设物，均具有很高的文物保护价值。

　　别墅建好后，杨家三代人皆居于此。直到1978年，杨鸿斌的幼子杨振星移居香港，别墅才无人居住，交由杨家的亲属代管至今。杨鸿斌虽然身居海外，却心系福州，关注慈善。他在槟城发起成立的“槟城福州会馆”，团结帮助了远离故土的的福州籍华侨，并担任永久理事长；他出资创办了“三山学校”，使福州籍华人的子女受到“不忘故土、恋祖爱乡”的良好教育；他还在福州创立了“慈善社”。几十年如一日，指定家属主持慈善事业。例如资助生活贫困的贫民，给产妇发“产粮”，给赤贫者发“冬赈”，向孤儿院、平民医院、佛教医院提供巨额资助。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义利相合，勇担道义”的闽商精神。采峰别墅作为杨洪斌的故居，人们可以通过其瞻仰旧时双杭巨商的风采，体现了名人故居所弘扬的故居文化。

　　浩气长存的红色文化——生顺茶行

　　“生顺”茅茶行兼茶栈的老板欧阳康，字玉良。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少时当过学徒，后继承祖业，精心经营花茶加工。欧阳家族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长乐移业在下杭路西端，开设“恒元堂”茅茶帮的“生顺茶栈”，奠定了欧阳家族日后的辉煌。欧阳家族主要做花香茶，既有茉莉花窨制的花茶，也有以珠兰、水圭、柚花、木兰、白玉兰等花窨制的花茶，产品远销欧洲。

　　欧阳康热爱祖国，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他对三弟欧阳钧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十分支持，将其子女留在身边予以照顾。他的三弟欧阳钧京师大学堂毕业，同盟会会员，与林森是至交，1914年当选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南下护法，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职。陈炯明叛变，欧阳钧潜往香港。1925年出任福建省实业厅厅长。兄弟俩一个经商一个从政，家道越来越旺。到了欧阳长芝孙子这一代，由欧阳天帮掌管家族企业，其余孙辈或读书或从政。“九一八”事变后，欧阳康的子辈们多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欧阳家的第一位党员是欧阳秀的大哥欧阳天浣，1938年1月入党。第二位党员是三哥欧阳天定，他是1938年8月入党的，由当时的中共福州工委书记李铁作入党介绍人。后来四哥欧阳天年和欧阳秀也入了党。在欧阳康的默许下，由其子欧阳天定筹措，1938年8月由新四军福建办事处主任王助指示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队部”在下杭路208号生顺茶栈内秘密成立，队长为郑挺，副队长即欧阳天定。并很快发展了60多位福州进步青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一家有5人先后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或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如欧阳天年、欧阳琼、欧阳秀等，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福建地下党领导人卢懋榘、李铁、郑挺、林贞志、舒诚等常聚集在生顺茶栈内办读书会、开讲座、出《大家报》在街头张贴等活动，甚至在茅茶加工场，用茶叶箱围住李铁、郑挺的房间以作掩护在青年中宣传抗日。生顺茶栈作为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据点，自始至终在欧阳康的保护下，安全无恙。生顺茶行作为地下党当时的一个据点，体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闪耀红色文化。

　　福州市政府与台江区政府都把如何留住闽商文化的根系，汲取发扬它所富集的文化遗产，作为工作的重要议题。约翰.罗斯金的《建筑的七盏灯》无疑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他说：“建筑正是这种神圣影响的集中化和保护者……没有建筑，我们照样可以生活，没有建筑，我们照样可以崇拜，但是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这就是说，保护建筑就是留住记忆，保护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上的建筑就是留住上下杭所承载的商贸历史，留住闽商文化的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