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家谱的历史已经三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家谱，这些家谱，在他们的时代，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从商周到汉代，家谱的主要作用是祭祀祖先、证明血统、辨别世系，同时，又是权力和财产继承的依据。进入魏晋南北朝的门阀社会后，家谱在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大大增强。
　　首先，家谱的主要作用是证明门第，做官以至婚姻嫁娶及社会交往都是以家谱为依据，家谱已由家族文献转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第二，隋唐两代，取士多由科举，家谱在选官方面的政治作用削弱，但在婚姻等方面的作用增大。宋代以后，取士、婚嫁不看重门第，各社会阶层的成员升降变迁也很频繁，家谱的政治作用基本消失，编修家谱成为家族内部的事情，家谱的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
　　第三，宋元明清几代家谱的纂修主要是为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尊祖、敬宗、睦族，团结、约束家族成员，教育后代，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家谱的教育功能增强，家谱中大量出现家族祖先的善举恩荣和各种家训、家箴，对于传播封建伦理、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因而，家谱的纂修无论是唐代以前还是宋代以后，往往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此外，明清两代科举取士，各地中举名额都有一定数额，一些考生往往冒移籍贯，避多就少，迁往文化相对不发达地区，以期容易考上，就如同当今高考前变更籍贯一般，为此，经常引起诉讼，家谱此时又将发挥证明作用。清代旗人袭爵、出仕，需要出示家谱以为凭据，这也可以看作是家谱的政治作用的一点绪余吧。
　　第四，为移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人口的流动是很频繁的，而任何一部家谱都要记录族源和迁徙情况，本家族的始迁祖由何处而来，迁居原因，经何处而定居此地等等，都须一一交待清楚。此外，家族定居后又有哪个支房迁出，迁移的原因、人数、迁居何处、移民生活、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关系、迁居与本房的关系等，都有记载。如果较大规模地对家谱中的移民资料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一些自然科学家从遗传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历代姓氏分布史的结论是大致吻合的。另外，通过对一些民族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比如，在对浙江的畲族家谱进行考察后，可以了解到如今居住在浙江的畲族同胞都是明初方才迁移来的，明初以前浙江无畲族。此外，如果我们相对集中地对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家谱中的移民资料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山西省洪洞县在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中的重要性。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和发展生产，向地广人稀的中原各地移民。明初的由山西向外部大规模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共经历了四十多年时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内蒙、宁夏等地，后来又有转迁至东北、云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区的。移居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虽然外迁有许多优惠政策，如几年不纳粮之类，大家也不愿走。
　　第五，家谱是联系团结海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寻根”热潮。70年代中后期，美国黑人作家亚力克斯?哈利通过实地寻访和查阅家谱档案，创作了世界名著《根》，进一步掀起了世界性的“寻根热”。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祖敬宗、追本溯源的文化传统。目前，据统计，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已超过5500万，分布在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有相当部分已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民族与文化认同并没有改变。在世界近万个华人社团中，以宗亲会、同乡会为代表的亲缘性社团占了很大比例，并且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在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中，回大陆寻根的浪潮日益高涨，他们的祖先，当年因为各种原因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可他们的根还在祖国大陆，他们想了解祖先的情况，一有机会他们就返乡认宗。1988年，当时的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访华期间，就曾专程去其曾祖父许玉宋的故乡福建省龙海县鸿渐村认祖。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的祖籍在福建上杭丰郎村，据《古野唐溪李氏族谱》记载，他是李氏入闽始祖李火德的第28代裔孙。此外，每年举行的祭祀黄帝陵、炎帝陵仪式，也都有相当多的海外华人参加。海外各地的同姓宗亲会，也常常联合起来，回国祭祀共同的祖先。这一切都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其中，家谱的作用功不可没。在现代的侨乡家谱中，都普遍记录了不同时代出洋人的姓名、辈分、生卒年月日、婚配、子女、出洋时间与原因、侨居地点、从事职业、卒葬地点与原因、在海外的际遇与建树、同故乡故国的联系与贡献等内容。有些还辟有专章、专传介绍，这就为他们的后裔寻根问祖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也就更增加了他们对故国故乡的依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