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常飞
雍正后期，清政权已经稳固，在教育政策上，重视发展书院，认为“书院之设，于士习文风有裨益而无实弊”。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诏令各地设立省会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于是省城书院纷起，民间各级书院也不断涌现，其形势为前代所罕见。省城书院成为当地最知名学府，教学条件比较优越，担负育才重任。乾隆时期，书院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逐渐取代官学，而成为国家养士的重要场所”（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书院的普及与流变》）。闽籍学者张甄陶，一生翊赞经传，启牖后学，前后历任昆明、贵阳、福州三地省城书院主讲，悉心教导生徒，训士犹如子弟，培育众多人才，为文化与教育作出了贡献。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又字惕庵，闽县人（高祖由福清徙居闽县）。父张捷春，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为闽中宿儒，人称诚斋先生。甄陶年少时，其父即勖以正学，“惕庵善承家训，于朱子之学独得其宗。”（张甄陶《四书翼注论文》郑退谷序）当时士子皆用心功名，为举业而株守一经，他书却无暇开卷。而甄陶颇不同流俗，不仅枕葄经史，且旁搜博採，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水利河防、农桑方技等书，无不周览。作文初学苏轼，文风汪洋浩瀚，久之名声远播庠序之间，遂受福建巡抚王恕、学使周学健器重，二人皆待其以国士之礼。
乾隆元年（1736），张甄陶以拔贡生举博学鸿词科，惜“补试未合格罢”。然大学士朱轼、侍郎方苞、李绂见其人才学，皆大为欢喜，欲交荐纂修三礼之书。张甄陶委婉推辞，只愿从方苞受业，补读平生未见之书。他还利用一切时间，阅读《永乐大典》三万卷。“三公益以德业相期许，磨砻灌溉”，甄陶学问由是日进。
乾隆九年（1744），甄陶参加顺天府（北京）乡试，考中举人。明年，成进士。对策题中，直言当前时务，言语真诚恳切。然考官不敢进呈此卷，乃置二甲，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十三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是秋廷试后，补广东鹤山知县。甄陶外补，在京人士皆为之惋惜。大学士陈世倌深知其学，以吕坤《呻吟语》相赠。甄陶读书中《实政录》一篇，于心契合，喟然叹曰：“视国如其家，视民如其身，视官事如其日用饮食之事。士之以天下为己任者，当如是矣。”后调任香山、新会、高要、揭阳四邑，任上“建书院、赒孤贫、实仓社、理盐筴、策荒政、雪冤狱、诘盗贼、塞溃堤”（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凡有施设，多纲举目张，经营吏事，皆能惠泽民众，于是政声著于岭南，粤东乡民无不感恩戴德。公事之余，他还编撰《学实政录》四卷。“见其书者，咸曰：‘循吏之言也。’”（《清史稿·列传·循吏》）其间，他还撰写《澳门图说》《论澳门形势状》等文，介绍澳门基本情况，向清廷建言治澳策略。
《四书翼注论文》封面
居官粤省六年后，以丁忧去官回闽，民众多留恋不舍。服除，授云南昆明县。在昆明，张甄陶遇有不公，辄直忤当道，遂得罪权贵，险些蒙冤受罚。云南巡抚刘藻知其为人，遂帮其开脱，终“以驿务懈弛革职”（《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920）。不久，忌者离去，刘藻请其主讲昆明五华书院。
五华书院是云南省城书院，“凡滇中人士略具隽才者，无不招纳其中”。督抚所聘掌教，多是学识高深之硕儒名师。据此可见刘藻对甄陶学问的认可与赏识。后因母丧，请假回闽。刘藻迁云贵总督，复遣使迎之。张甄陶前后主讲五华书院五年，“诸生习疏纵，骤难就约束，盖龂龂殆岁，先生力持之，久而后训焉。”（游光绎《鳌峰书院志·祠祀》）名吏尹壮图，书画家钱沣等，当时皆为其授业弟子。在书院中，他还利用教余时间，仰屋著书，“芟薙《通志堂经解》，存其精要…”作《正学堂经解》一部，寸积铢累，历十年始成。（刘体信《苌楚斋四笔》）
张甄陶沉耽学术，倾力教学，得到众人肯定。刘藻认为，其自主讲席以来，“实能尽心训迪，著有成效”，遂向乾隆帝上书表奏其教绩，并推荐担任贵山书院院长。同时，清廷也因这件事，于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特颁《慎选书院山长谕》，明确规定考核省会山长的成例，决定对书院山长的考核“均以六年为满，秉公考察，分别核办”，如此方能“于劝学程功均有实济”，而不负国家“设馆育材之意”。（《清实录·高宗实录》卷746）
贵山书院是清代贵州省级重点书院，素为黔中“洵肄之崇基而熏陶之善地”，生员通过严格选拔才能入学，其教学质量为一般书院及官学所不能企及，书院讲学者皆为省内外学术大师或经史名家。张甄陶主讲贵山书院十一年，课士有法，训导有方，教学成果显著。后经清廷议叙，诏加其国子监司业品衔。鉴于张甄陶传播儒学及对地方文教事业所作贡献，后人将其与黔人艾茂、贵州著名理学家陈法，尊称“贵山三先生”，还在贵山书院中设祠奉祀，以缅怀纪念。张甄陶致力书院教育，“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张羽琼《贵州书院史·清代贵州书院教育教学特点》）“滇黔之人，于其身后数十年追述遗爱，犹叹息有泣下者。”（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甄陶以病归闽。“适梅崖先生以病去讲席，延先生代之”。（刘体信《苌楚斋四笔》）他主讲鳌峰历时三年，“说经铿铿”，使书院教学更进一竿。教学著述之余，还在乡中倡举里党善事。
张甄陶是将“汉学”学术引入闽中的第一人。《福建通志·儒林传》记载：“乾隆庚子（1780）以后，闽士知讲汉、唐注疏之学。虽由大兴学士朱筠、太傅珪昆弟，相继视学，提倡风尚，然其端乃发于甄陶。”在教学上，他以经义为本，尊崇朱熹学说而旁通百家，且又能吸收“汉学”的治学方式，可谓兼容并包。
“八股文”又称“八比文”，也作“制艺”或“时艺”，它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规范文体，也是当时省级书院的必修课程。其文章作法，必须遵循固定行文结构，且极其严格。当时专注于汉学的生徒，常视制艺为小道，不肯琢磨“八股”。张甄陶觉察到“务时艺者患在空疏，务考订者患诋八比为不足”的两相偏颇现象，认为一味排斥、偏执，则行文难免“野战不合纪律”。所以，他指出“空疏之病，当以书卷起之；野战之病，当以八比药之。”（张甄陶《四书翼注论文》何焯序）
在滇、黔教学时，他“悯俗说之荒芜”，见生徒“名为尊朱，反使朱学郁而不畅，晦而不明。”于是结合清廷抡才制度，作《四书翼注论文》，意图使习举业者，能够拓展见闻，增进才识。书中“用前贤韩文懿公之成说，别创义例、博徵群集，绳削以古文章法，使人一览了然于心”，且“凡草创、讨论、修饰、润色之奥，悉檃栝其内，待读者寻绎而自得之。”于此可见其循循善诱之心。书籍编纂告成后，首于贵州付刊，后甄陶又自刻于家乡，以嘉惠闽中士子。粤中名儒张维屏见此书后，也肯定地指出：“较之寻常讲章，实为远胜。”（张维屏《听松庐文钞》）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张甄陶因病弃世，享年六十八岁。殁后，木主入鳌峰书院名师祠，道光六年（1826），大吏奏请奉祀于乡贤祠。其长子张经邦请铭于孟超然，铭称：“出为民牧，始亲吏事。公曰行哉，泽民吾志。珊瑚明珠，海南之利。人所营营，公蚤唾弃……公德在粤，粤人所怀。去粤而滇，中心徘徊。于滇于黔，乐育英才。首邱是念，头白归来。归来铸人，鳌峰之麓。仪封漳浦，寒泉秋菊。著书满家，人景芳躅。”（孟超然《张甄陶墓志铭》）颇可总结张之一生。
他热心教育，一生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在教育与文化上多有可书处。大儒孟超然对其人的评价，可谓笃论：“先生学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体达用为归，以济人利物为效。淹洽若王深宁（王应麟），而切于世务；慷慨似陈同甫（陈亮），而根极理要。虽不究其用，而卓然必传于后。”（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
张甄陶少年勤学，中进士后“敭历外任，未尝一日辍书。”其后耕耘砚田，寒暑不辍，身后留有《正学堂经解》（160卷）、《周易传义拾遗》（15卷）、《尚书蔡传拾遗》（12卷）、《诗经朱传拾遗》（18卷）、《礼记陈氏集说删补》（47卷）、《春秋三传定说》（50卷）、《四书翼注论文》（30卷）、《杜诗评注集成》（44卷）、《四书集注异文》（30卷）、《学实政录》（4卷）、《松翠堂文集》（30卷）、《惕庵杂录》（16卷）。
（来源：《福州史志》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