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文山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五月，清廷下诏，着福宁知府李拔调任福州知府。当时闽东交通十分不便，由福宁府署所在的霞浦到福州走旱路一般需要六七天，而朝廷诏书催得急，来不及等到接任者，是日一早，李拔便带着家人起轿上路。但不知是谁走漏风声，李拔的轿子才出府衙，街巷上早已聚集了大批民众，大家拦在轿前，异口同声不让李拔走。甚至还有人跪地高呼：“李大人不要走，福宁百姓需要您！”李拔一时左右为难。
由福宁府调任福州府，这在官场上被看成是擢升。因为福州为八闽首府，地位殊重，向来有“福郡地大而事繁，古常选用重人”的说法。的确，自宋以降，福州历任知府（知州）中，彪炳史册者如蔡襄、程师孟、曾巩、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真德秀、黄裳等人，皆为当时朝廷重望。乾隆时期的福州知府李拔也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而福州百姓早就知道李拔清名，正翘首以待。听闻李拔被福宁挽留，士绅们纷纷涌向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杨廷璋连忙作出相应处置，声称：福郡不可一日无守，让李拔遵诏即日到任。
因秦汉之时，一郡主官称太守；魏晋以后，郡守官职名称虽有变更，但百姓仍习惯叫太守。福州、福宁两郡争守，一时传为乾隆朝佳话。
李拔是四川犍为人。其高祖为当地大儒，明亡，以身殉国。受此牵连，李拔的祖父、父亲一辈子不能出来做官。一直到清中叶，乾隆皇帝为明代守节臣民平反，时年39岁的李拔才得以考中进士，踏入仕途。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李拔由湖北汉阳府同知调任福建福宁知府。山一程，水一程，经过数月长途跋涉，风尘仆仆的李拔来到濒临浩瀚东海的福宁府城。映入眼帘的第一幕，就是一道破败将颓的城墙。尽管一周前，他到督署报到时，总督杨廷璋已将福宁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但进城后出现在面前的景象，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街巷冷清，市面萧条；路上不少行人衣衫褴褛，面带饥色。到了府衙，一干属吏前来觐见，言谈中都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李拔出仕后一直在湖北江汉平原做官，那里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官府财税充足，百姓生活安宁。而眼前的福宁府，可以说民生凋敝，府库匮乏，百端待举。
李拔不顾车马劳顿，亲自到各地巡查，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他很快就掌握了郡情，并立即做出应对举措。
首先，是修筑城墙。其时，闽东海盗猖獗，呼啸来去，百姓深受其害。要保一方平安，稳定民心，一座坚固的城墙至关重要。为筹措修墙资金，他带头捐出二百两银子，衙署官吏和福宁富绅也纷纷响应。在不花国家库银、不加重百姓负担的情况下，很快就修好了历经百年风雨行将废圮的福宁城墙。此举也提振了福宁军民建设和保卫家园的信心。
当时，福宁长溪河三坝崩塌，水患频发，百姓苦不堪言。他拨出专款，组织民众重修三坝，使得水旱从人，百姓安居。
在短短的一年三个月时间里，李拔的足迹遍及福宁全境。所到之处，大都留下诗文题刻，人称遍山石。在他的这些诗文中，涉及的水利点就有霞浦江、砚江、倒流溪等三十余处。
福宁濒海，李拔见许多百姓以捕鱼为生，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一到严寒的冬季，百姓仅着单衣，甚至有的家庭丁口较多，衣不蔽体。往北边购棉、丝，富人尚且力不从心，更何况寻常百姓家。他想到老家四川桑蚕业十分发达，养桑蚕是一条致富之路，而福建的气候也适合桑树生长。但怎样让老百姓接受他的建议呢？于是，他在府衙的后园中移种桑树，并亲自养蚕。太守的亲身示范，引发了周边民众的兴趣，许多人特地到府衙后园，看李拔着草履短褐如同一位老农般在园里弯腰劳作，于是都跟着种桑养蚕缫丝。仅仅过了几个月，“良丝厚茧，俱有成效”，一时远近商贩纷纷前来收购。养蚕成功后，他还写了《蚕桑说》，教授人们养蚕技巧。方志载：“闽知养蚕，实自李拔始，功尤伟矣。”
除养蚕外，李拔还著有《种树说》《种棉说》等，呈报上方，希望将四川、湖北的养殖经验在闽地推广实行。此后担任福州知府的三年间，他更将在福宁府种桑养蚕的经验进一步推广，他的府衙桑园一时成为福州坊间津津乐道的话题。由于太守的大力倡导，福州的丝绸制作工坊盛极一时，成为远近驰名的丝绸之城。
李拔素有登山雅兴，自称“平生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屐齿迹。”福州城内三山耸峙，是天造地设的空中花园，一向享有盛名。于是，公余登山成为他经常的功课。其实，他游山，不仅仅是为了登高览胜，追寻先哲的足迹，还在于能从高处俯瞰会城，体察市情。何处道路需要拓宽，何处水网需要疏浚，何处桥梁需要整修，皆了然于胸。
西门外的西湖，开凿于晋代，湖光山影，丰姿灵秀，辛弃疾比喻为“约略西施未嫁”。但西湖其实还承担着福州西部农田重要的水利灌溉功能。由于年久失修，河道淤塞，水质变黑，急需疏浚。他募集资金，发动民工，一番整治后，西湖重新恢复生机，水清柳绿，鸥鹭嬉游。湖心岛上有一座开化寺，是西湖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文人雅士聚会之所，李拔拨款修葺，还在寺内增建了云中堂。应开化寺僧之请，李拔撰写了一副对联：“禅榻白云深，玉树珠林尽占人间佛地；柳堤秋水阔，晴凫雨鹭却疑海上仙槎。”
福州东郊名胜鼓山上更留下了多处李拔的题刻，从山脚下的“云程发轫”到半山的“毋息半途”，到接近涌泉寺的“欲罢不能”，一直到绝顶的“登峰造极”，我们能感受到一位学者、廉吏的心路历程和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李拔在鼓山顶峰上还留下“欲从末由”四个大字，并曾建有一座“仰止亭”。这是因为鼓山绝顶上刻有朱熹的四字题刻“天风海涛”，取自他的好友、曾任福州知州赵汝愚的诗句：“山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朱熹是李拔尊崇的大儒。他作铭写道：“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欲从末由”语出《论语·子罕》，是望尘莫及的意思，表达他对朱熹的仰慕之情。在福州，这些屐齿迹，至今仍以诗文和摩崖题刻留于后世，足见一位文章太守的风采。
李拔将治民之法，概括为养和教二字。他曾这样写道：“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李拔自曾祖父起，属教育世家。所以他每到一地为官，特别重视振兴书院。上任伊始，就带着僚属视察府学和县学，聘请教师，修缮校舍，并亲自撰写重修学宫记。在《罗川书院记》的开篇，他这样写道：“乾隆庚辰初夏，予自福宁来典郡事，方饬各县增修学舍，为育才地。”甫进省垣，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福郡各县增修学堂，可见他对办学育才的重视。他还规定，担任书院教师者必须经过考试。无论在闽东还是在福州，他都身体力行，一以贯之。
李拔曾这样说自己：“某。西蜀庸才，起自田间，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悉。”正因为他来自民间，对百姓民生和痛苦十分了解，所以，为官一任，总是想着怎样为百姓解除困厄，改善民生。李拔在其《福宁府五县志叙》中写道：“考之往昔，都城无过百雉，公侯乃封百里。今之令长，即古之列侯，任大责重。”自感为官一任，责任重大。若心中没有装着百姓，将一府之地当作自己的家，一府之民当作自己的亲人，就做不好知府。为此，他在福州府衙二堂上撰联；“有己求人，无己非人，责人必先责己；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欺民即是欺天。”
李拔去世后，岳麓书院山长为其墓志铭撰联：“泽传东南深得民情爱戴；学宗濂洛直探道统渊源。”概括了他勤政为民、兴文重学的一生。
《福州晚报》2021年8月16日 A06版 兰花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