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到挂钩帮扶点南平市政和县调研。（资料图片）

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这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宣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迎来了历史性的跨越和巨变：

短短4年，5564万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总数。未来3年，还将有4335万人脱贫，实现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

从未忘却，始终如一。

   “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演讲中的这些话，八闽百姓感同身受：

在宁德，他将脱贫作为工作主线，致力于摆脱贫困；

在福州，他奋力推动本区域脱贫致富工作，着力开展山海协作，结对帮扶贫困地区；

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紧抓扶贫不松手，以“脱贫致富奔小康”统揽全省农村工作，全力推动“造福工程”、山海协作，关心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亲自推动解决“茅草房”和“连家船”问题；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筑起“闽宁一家亲”的坚固基石；

到了中央以后，他依然挂念福建扶贫事业，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脱贫攻坚承上启下、全面突破的关键之年，八闽儿女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17年半时间里的扶贫探索与实践，倍感温暖，倍增责任，信心迸发，力量迸发。

一、不忘初心，情系扶贫——始终不渝的责任情怀

“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起千百万大众。”

——习近平《摆脱贫困·干部的基本功》

1988年，习近平从经济特区厦门调往全省经济排行最末的宁德，担任地委书记。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敏锐地提出，当时的闽东，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的条件，应当把以解决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闽东2年，他对“摆脱贫困”孜孜以求，一刻不放松。

到了省会福州，习近平没有减少对脱贫工作的关注。1994年6月，他到郊区（现为晋安区）调研时指出，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平原地区发展了，不能忘记落后地区，不能出现“灯下黑”的问题。

调任省委工作后，习近平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并先后担任省委农村小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先后用了50多天时间，走遍全省9个地（市），到42个不同类型的县（市、区）、60多个乡镇、80多个建制村和企业，召开了80多场干部群众座谈会，走访了一批农户，对各地农村小康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多次召开省直有关部门座谈会，走访农口各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向省委提交了一份近万字的调研报告，对扎扎实实推进农村小康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他在调研报告中说，扶贫攻坚和奔小康，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两个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任务。把扶贫攻坚纳入小康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扶贫开发新局面。

面对已经进入“倒计时”攻坚阶段的奔小康工作，1997年春，习近平先后到宁德南平三明等县区调研时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发动群众，铁心拼搏。”“各级各部门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高不可攀；二是认为轻而易举。”

1997年6月，他到闽清调研时指出：“各级干部要转变工作作风，真扶贫，扶真贫，实实在在地奔小康，千万不可弄虚作假、把好事办歪。”

1997年底，福建提前三年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任务，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扶贫开发和小康建设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清醒地看到，大部分地方的小康只是初始阶段，刚跨入小康门坎，离宽裕型小康的跨度还很大。虽然基本清除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

1999年6月，习近平到闽东老区基点村少数民族村调研时强调，各级领导决不能因为贫困户的比例小了，就降低扶贫攻坚力度；决不能因为农民纯收入“人均”数较高，就忽视了“人均”以下的贫困户、困难户；决不能因为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就可以松一口气。一定要继续贯彻农村工作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小康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原，从西北边陲到云贵山区，总书记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全国最贫困的地区。

“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誓言背后，是习总书记那份不变的大爱无疆、心系苍生的扶贫情结。

“他在闽东全身心投入脱贫工作”

“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习近平不到16岁就到陕北梁家河插队7年，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梁家河经历让他立志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改善贫困群众生活。在闽东工作期间，他不但坚定了这一志向，而且付之系统的实践探索。

时任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回忆——

宁德那个时候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被人说成东部沿海“黄金断裂带”。

习近平到任宁德不久，就带着我们几位地区领导，走遍了闽东9县，明确提出将脱贫作为闽东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后来，他将对宁德工作的总结，整理成书，书名就叫《摆脱贫困》。

当时，干部群众早日脱贫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希望一下子抱几个“金娃娃”，上些大项目，改变落后面貌，他却给我们“泼冷水”。

在他看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宁德需要的是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找准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

这些思路，既贴合闽东实际，实事求是，使闽东人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又凝聚人心，振奋士气。它们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习近平在基层的深入调研。

而“异常艰苦、异常难忘”的下党之行，更是让习近平过了20多年还难以忘怀。2014年3月，他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仍然深情忆及当年在福建寿宁下党乡的调研往事。

下党乡，被称为寿宁县的“西伯利亚”。1989年6月，时任乡党委书记杨奕周在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时，站起来“放炮”：对贫困地区，上级要关心，要扶贫。习近平当场跟他约定，一定要去下党一趟。

不到一个月后的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就带领我们地直和寿宁县相关部门负责人30多人，去下党乡现场办公。

杨奕周拿着柴刀走在前面，我们头戴草帽，脖上挂着毛巾，每个人拿个竹竿、木棍当手杖，跟在后面。大家顶着烈日，走上一段缓口气，汗水像泉水一样冒出来，衣服湿透了一次又一次，走了2个多小时山路，中午才到下党村。

下党之行，让习近平记住了下党之苦：村民怕养大猪，都是深山，抬不出去；小贩们进山不敢挑液体货物，不少村民连酱油都没见过……

第二天在寿宁县政府召开现场办公会，习近平当场拍板决定支持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

1989年7月26日和1996年8月7日，他又2次到下党，协调解决当地发展过程中的难题。

习近平在宁德工作一年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特困乡，他去了3个。

1990年4月，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我们在基层交接，选择的地点是他的扶贫挂钩县福安和全区最边远最贫困的寿宁县。两天时间里，轻装简行，清茶一杯，便饭一餐，不搞迎来送往请客送礼，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

在宁德提出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到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构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与人大代表讨论时再度强调，当前脱贫工作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满满的为民情怀，是习近平不变的初心。

“他几乎跑遍了闽东的山山水水”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路子明确了，关键在于行动。正如《摆脱贫困·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写道：“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脚踏实地干出成效来。”

时任《闽东日报》社总编辑王绍据回忆——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习总书记还能一眼认出我来。

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人民网演播室，与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村民视频连线，我们就这样再见面了。总书记对我说：“记得当年我们共同下乡的情况。”

正是因为赤溪，我对习总书记的扶贫情怀有着更深刻的感受。

1984年，我还只是福鼎县委报道组的一员，把赤溪村的贫穷落后写成一篇读者来信，《人民日报》头版给刊登出来了。后来《闽东报》（现为《闽东日报》）复刊，我担任总编辑。

就像连线时习总书记说的那样，当时我们下乡还是比较深入的。那个时候，为了闽东及早摆脱贫困，习书记几乎跑遍了闽东的山山水水，真可以说是不辞劳苦、不遗余力。

闽东路况差，大家挤在一部老爷车上，上下颠簸，有时下车后都直不起腰。车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走的是荆棘密布的乡间小道，暑天里走，雨天里走，走得汗流浃背，脚板起泡。

尽管过程辛苦、任务繁重，但成效还是显著的。1990年，他离开闽东到福州赴任时，《人民日报》恰好有一篇报道：闽东脱离贫困线。他只用2年的时间，就让闽东基本摆脱了贫困，拥有了温饱。他以实际行动给全体干部与群众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由此获得了闽东人民的衷心爱戴。

对扶贫，他是认定目标，身体力行，锲而不舍，矢志不移。

我还记得1998年4月陪同当时已是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到霞浦调研连家船民搬迁的一幕。

那时还没到夏天，但天气已经有点热了，我们进到一艘连家船上，船舱高一米左右，很局促。我是少数跟他上船的人之一，待了十几分钟就开始冒汗。习书记个子高大，他穿的长袖衬衫湿透了，还是耐心问完所有问题，那绝不是客套的寒暄。

这种深入基层、持之以恒的作风，并没有因为他工作地点的变化和职务的升迁而变化。他当了总书记后，到湖南考察，有湘西十八洞村之行，他一贯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因此，他才能清楚基层情况，了解百姓心声，对摆脱贫困的路径，才能越来越清晰。

“他说忘记老区苏区，就是忘本”

全省基本实现小康后，习近平一再强调要牢固树立扶贫开发长期作战的思想，着重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仍然滞后的老区苏区，一定要动真情、生激情，实实在在为他们办点实事、好事。

时任省老区办主任吴连田回忆——

福建是著名老区。习近平经常跟我们讲：“忘记老区和苏区，就是忘本。”“饮水思源，勿忘老区。”“多到老区村走走。”

他语重心长，更言行一致。他先后19次到闽西，看望老红军和军烈属，推动老区加快发展。

1999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省委、省政府决定在2年内基本解决老区建制村的“五通” (通路、通饮用水、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工程)问题，并且将其列为2000年省委和省政府15件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那两年，全省投入“五通”建设的资金达4.6亿多元。其中，1999年投入3.48亿元，是有史以来“五通”建设资金投入最多、力度最强、规模最大的一年。

到2000年底，全省近3000个老区建制村“五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其后2年又进行了完善提高。这项为民办实事的“德政工程”在老区人民心中树起丰碑。

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邓厝村村民，就是在习近平的关心下喝上了“放心水”。

新罗区是原中央苏区，邓厝村是老一辈革命家、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的家乡。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9年底，村里还没有通自来水。当时村民只能从山上接山泉水，一下雨，水就变得浑浊，大家都盼着早点用上自来水。

1999年11月27日，时任代省长习近平专程到邓厝村看望慰问革命烈属、“五老”人员，并询问村民有什么困难，大家就向他汇报了水的问题。他马上说：“老区当年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牺牲，出了很多烈士，有困难我们党和政府要全力解决！”

当时在村里，习近平就和龙岩市有关部门商量，拍板支持邓厝村30万元，包括通水10万元、小额贷款10万元、发展笋业4万元、硬化通往邓子恢故居的道路4万元等。

第二年7月，邓厝全村300多户家家喝上了自来水。村里还打了一口机井，修了一座蓄水池，解决了农田灌溉等用水困难。

习近平时刻把老区放在心上。2002年10月10日，从福建调任浙江的前一天晚上，他还特意邀请省老促会的许集美、黄扆禹、茅苓等3位老同志到他办公室座谈、话别，征求对老区工作的建议，可见他对老区的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厚重。

2014年11月来福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牵挂着福建老区群众。

他说：“福建山区多、老区多，当年苏区老区人民为了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流血牺牲，今天这些地区有的还比较贫困，要通过领导联系、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加快科学扶贫和精准扶贫，办好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实事，支持和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

作为一个“老区人”，总书记对老区的深厚感情，我铭记在心。

二、滴水穿石，精准发力——锲而不舍的探索创新

“今后闽东的发展，不但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需要寻找适合闽东经济发展的道路，其指导思想我把它归结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

——习近平《摆脱贫困·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

199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到福州市永泰县城峰镇太原村调研青梅李果生产。（资料图片）

导致贫困的原因千差万别，摆脱贫困的良方，同样需要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后，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2013年11月，在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此后，他关于精准扶贫的思路逐步清晰，不断丰富，形成“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方略。

回望来时路。翻阅《摆脱贫困》一书，随处可见习近平对摆脱贫困路径的论述。

扶贫先要扶志。习近平在宁德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他强调，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处处说贫。”

扶贫也要找准路子。“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确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路子，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作用，因为“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保证”。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推动了多项找准穷根、着眼长远的创新举措落地：

全面推进“造福工程”，挪穷窝、拔穷根，破解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难题。1997年开始，根据习近平的调研报告，省委、省政府把“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并列入“造福工程”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福建最特殊最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问题。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把农业产业化作为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一项重要举措，向规模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向市场要效益，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新一轮创业，促进集体增实力、农民增收入，打下奔小康经济基础。

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倡导并组织山海协作。建立山海协作联席会议制度，亲自出任会议召集人；推动省委出台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和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两个《决定》，促进山海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省直单位定点扶持贫困乡镇，下派挂钩帮扶工作队，立足部门、行业优势，引进资金、人才、技术，搞好资源开发，发挥“外力”作用，构筑起大扶贫格局。

人穷志不短，“山鸡”飞上“凤凰台”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习近平对矢志摆脱贫困、真正埋头苦干实干的奋斗者格外关注，不失时机为其鼓劲，以此更好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脱贫致富的过程。

周宁县七步镇后洋村造林大户、第六届省政协委员黄振芳回忆——

1983年，我已经55岁了，一家7口人连肚子都吃不饱，是村里的贫困户，经常要借钱过日子。也是那年，党的富民政策来了，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号召我们要靠勤劳致富。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想办法贷款8万元，带领全家开垦荒山造林50亩。

造林过程很累、很苦。但是，看着一棵棵小树苗活了，一年长得比一年高，心里就很踏实，人就有干劲。不到3年，我就造林1207亩，全县第一。

大造林，不但让我脱贫了，而且让我出名了。1988年，我当上第六届省政协委员。

更让我自豪的是，新来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听说我的事后，也格外关心我。

1988年7月，当时我一家人在炼山为来年造林做准备。有人跑来对我说，地区新来的习书记听说了你家造林的事，就来看你了。我急忙迎过去，看见一个年轻人，个子有点高，满头是汗，一脸微笑地看着我。他看到几个山头都是我造的林，树苗都长得比较好，表扬我为闽东绿化植树带了个好头。他鼓励我，人穷不能志短，更要振奋精神往前奔。

没想到我的林场能给习书记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这次经历写进《摆脱贫困》，表扬我说：“周宁县的黄振芳家庭林场搞得不错，为我们发展林业提供了一条思路。”

半年之后，我又在山上见到了习书记。1989年元旦，他又来林场调研。这一回，习书记还种下了3棵杉树。

看到林场的面积又大了不少，认真听我说计划在林下套种马铃薯，“以短养长”，习书记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你这林场搞得好，值得推广。他还交代地区、县里来的领导要帮助好好总结。

我以为习书记只是鼓励我，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的2月23日上午，他把我和其他7位农民代表请进了地区行署会议厅，为地直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作改革十年的形势报告。我们8位都是全区、甚至全省很有名气的脱贫致富、改革创业的带头人。《福建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件新鲜事，说我们是“山鸡”飞上“凤凰台”。我觉得报纸说得很对，也很形象。如果不是党的好政策，不是习书记，我一个种树的，哪能在“府衙”里作报告呢？

1989年9月，地区在屏南召开全区开发性生产暨脱贫致富现场会，习书记在谈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时，再次表扬了我，说我是“绿了荒山白了头”。

习书记为什么要不断肯定我、表扬我，为什么要在我家林场种下3棵杉树？他是鼓励我要继续艰苦奋斗，持之以恒，勤劳致富。

党支部站“前台” 坦洋当上领头羊

《摆脱贫困·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相对集中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减少了，但这不是一盘散沙……更需要一种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户农民吸引到一起，发展商品生产。”凝聚力从哪里来？

时任福安县社口镇坦洋村党支部书记刘智勇回忆——

别看现在的坦洋村名气这么大，当年，我们一样穷得拆房卖瓦呢。

1982年，村里只有集体的70亩茶山和群众零零星星的“篱笆茶”。那时我父亲刘少如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就带着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在“祖宗山”上开荒种茶，群众纷纷跟了上来，集体和个人茶园迅速发展到600多亩。

在商品经济海洋中发展集体经济，需要胆识和公心。当年我父亲到省城，要到60万元贷款，个别干部觉得这钱烫手，干亏了怎么办？我父亲却充满信心：“钱，不是装在个人口袋里，群众会支持的。”他站在刚办起的村茶厂门口，立下“军令状”，“干好了睡棉被，干亏了睡稻秆！”

党员干部带头加班加点。最长的一次，七昼夜机器不停人不歇，个个累得像喝醉似的，走路跌跌撞撞，但没有一个人拿过加班费。

到年终，算盘“噼里啪啦”响，干部群众都笑咧嘴：村集体、群众收入各二三十万元，上交国家税收十多万元。

这些事，后来我父亲都在1989年2月到宁德地委机关给干部作改革形势报告时讲了。当时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夸他：“改革要担风险，创业要有带头人。” 这对他、对坦洋，都是非常大的肯定。

1988年7月，习近平刚到任宁德地委书记不久，就到村里调研。那年初，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我记得习书记来的那天，穿着深蓝色短袖，个子很高，裤子上还有补丁。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地委领导，却穿得这么朴素。我本来准备了材料向习书记汇报，习书记说“不用念材料，我来问，你来答就好”。他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个是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

为了解茶园情况，他沿着山路，爬上村后山一处山头，鞋子上都沾满了泥巴。习书记提出，坦洋村要大力发展特色茶产业，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他说，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农村奔小康，党组织要真正能站到“前台”，真正能居于“第一线”。我听了一直记在心上。

在习书记的鼓励下，村两委更有底气了，我们提出“谁种谁所有”，鼓励村民垦荒种茶，使荒芜多年的“祖宗山”“宗祠山”变成了茶山。短短数年，全村茶叶种植面积增至3000多亩。

坦洋村后来成了习书记的农村党建联系点，他又来过几次。

一次是鼓励我们，“闽东学‘三洋’（福安社口镇坦洋村、福鼎叠石乡竹洋村、古田鹤塘镇西洋村），坦洋要当领头羊”，不断放大“坦洋工夫”的品牌效应，因地制宜，壮大茶叶经济。

他对我们说，农村党组织，可是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经济搞上去了，党员的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

还有一次是习书记即将调往福州的1990年5月4日下午，他又一次来到村里，与干部群众一起座谈。他说：“喝过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你们有到福州城来，就来串串门、拉拉家常吧。”

那几年，坦洋村发展很快，1991年成为省级“文明村”，党支部跨入“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行列，村资产超过300万元，是名副其实的闽东明星村了。

如今，每次在电视上听习近平总书记说到共产党人应不忘初心时，我都会想起他走在茶园山路上的背影，觉得非常亲切、温暖。

农业产业化，“首贫县”变小康县

《摆脱贫困·弱鸟如何先飞》写道：“闽东主要靠农业吃饭，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在全省奔小康中，习近平多次指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要有一个过程，而农业产业化不仅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必由之路，而且是脱贫奔小康的重要途径，一定要把农业产业化同奔小康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时任省委小康办综合组组长赖诗双回忆——

1995年10月，福建省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新的战略目标：1997年基本实现小康。

基本小康，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就是80%以上农户、80%以上的村、80%以上的乡镇达到小康标准。

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认为，奔小康的前提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物质基础，农民收入是核心。他到各地开展调查研究时，经常鼓励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奔小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寿宁县的“半县花菇半县茶”。

寿宁县当时号称全省“首贫县”。该县大安乡溪乾村因有村民“夫妇同穿一条裤”，又被称为全省“首贫村”。

习近平对寿宁县脱贫工作一直很关心，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多次到寿宁县调研检查脱贫工作。早在闽东工作时，他就提出，寿宁的特色是山，经济发展就是要唱好“山歌”，把山开发出来，还要持之以恒，认准路子走到底。

1996年8月上旬，习近平到闽东调研指导奔小康和灾后工作，又去了寿宁，看了几个村子。其中一个是清源乡旸尾村（现为阳尾村）。这个村农业开发主要有两大产业，一个是茶叶，另一个是花菇。那时寿宁县发展花菇才两三年，市场好，一公斤鲜菇可以卖七八十元。旸尾村七成以上村民种花菇。

习近平进入菇棚查看。菇农拿出菇筒介绍说，花菇是新品种，叶面比香菇厚，上面有自然裂开的像爆米花似的纹路，很漂亮，价钱好。他看了说“这很好”。

之后，习近平在新的村委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来了很多村民。会议室里坐不下，他们就站在门外。

县里介绍说，菇农人均增收近千元，花菇成为村民致富的新路子，也成为县里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之一，县里着力打造“半县花菇半县茶”产业格局。

习近平听了很高兴，说茶叶、菇是寿宁的特色产业，要把它们作为优势产业、农民增收的重点项目抓好。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他又从一地多用、一年多熟、季节差、品种优势、品种特色化、加工增值、品牌建设等七个方面谈了意见。

也在那次，习近平第三次去了下党乡。他对乡干部说，“半县花菇半县茶”是寿宁的路子，下党的路在哪里呢？“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他希望下党多抓几个骨干产业，不断地增收，不断地奔小康。

1997年2月，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意见》，确定了我省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目标、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扶持措施等。这离中央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没多久，在全国也是比较早出台的贯彻意见。

1997年下半年，习近平又提出发展“现代农业”的新理念，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村新一轮创业。

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农业产业化典型。比如永春芦柑、平和蜜柚、天宝香蕉、安溪茶叶、连城地瓜干、福清烤鳗、宁德大黄鱼、古田食用菌、沙县板鸭等，现在还很有名气，当时都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有的产值超过亿元，成为这些地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

寿宁县的“半县花菇半县茶”也从小到大、从劣到优发展起来了。在1997年底，全县一举脱贫，当年全县茶、菇实现产值7亿多元，农民人均收入2700多元，比1994年增长1500元。

198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宁德地委书记）到宁德地区屏南县调研时，走访农民家中。（资料图片）

茅草房户下山，连家船民上岸

在一些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有人说，不是我们不勤劳，也不是党的政策不好，实在是这里要水没水、要路没路、种地无粮、有海没鱼。对这些脱贫无望、致富无门的地方，与其给予扶贫救济，不如实施易地搬迁，把他们搬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交通便利、有发展前景的地方重建家园。习近平在闽东工作时探索出的这种发展方法，后来被群众称赞为“造福工程”。1994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推广闽东的做法，实施大规模的“造福工程”。也是从那年起，“造福工程”已连续23年被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时任省委农办主任、原省委小康办主任刘钦锐回忆——

1997年，是省委、省政府提出全省基本实现小康的攻坚决胜年，各地都以“倒计时”紧迫感向小康目标发起有力的冲刺。

但是，1997年5月，一份来自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深深地触动了习近平。报告反映闽东畲乡不少村民住在以茅草为顶、泥土为地的茅草房里，生存状况很差。

当年6月初，习近平就带队到闽东山区、沿海进行专题调研。

一路上，我们看到山区有相当部分的农民住的房屋是用茅草做的，连进出的门也是用茅草做的，没有窗户，又矮又黑又潮湿，进去稍不注意就碰到头。

沿海、沿江、沿河，还住了相当多的连家船民。这部分人的家，就是破败不堪的小木船，没有电、没有水，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靠海为生，漂在水上，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一路上，习近平动了真情。他对我们说，共和国成立都快50年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很不应该，一定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

其实，习近平在闽东工作时，对解决“茅草房”和“连家船”问题已经进行调研和探索。这次调研使他对这两个群体的现状，了解更全面更深刻。

回到福州后，习近平立即给省委写了专题报告，建议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尽快解决“茅草房”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

习近平把“茅草房改造搬迁”和“连家船民搬迁上岸”作为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点工作来抓。

其中“茅草房改造搬迁”要求在1997年内限期完成，省里还下达了600万元专项资金。霞浦、福鼎两地领导立下“军令状”：不摘下“草帽子”，就摘下官帽子！

1998年来临之际，宁德地区的2000多户茅草房户全部甩掉了象征贫穷的“草帽子”。没有习近平的真抓实抓和省里的支持，是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的。

连家船民有五六千户，上岸定居的工作也更为复杂，从1998年起开始大规模搬迁上岸，到2002年习近平调任浙江时已总体完成。

2004年6月7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福建“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故事，称赞他们“告别河海漂泊，踏上小康征程”。

这些年，福建“造福工程”的力度一直很大，已经成为福建扶贫开发工作的标志性工程，累计搬迁超过150万人。在中央提出的脱贫攻坚“五个一批”工程中，异地搬迁脱贫还是“头号工程”，这也证明了我们这么多年实践的正确。

采访中，当年霞浦县的连家船民杨永雄，向记者讲述了1998年4月习近平到霞浦县盐田乡了解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情形——

当时快中午了，家里已做好午饭，远处来了一群人。我家的船，就停在最靠岸边的地方，他们说要上来看看。

那天父母正好轮流住在我家。整条船，长不到10米、宽不到2米，又塞了全部家当，容不下几个人，我就带着家人到岸边候着，年近八旬的父亲留在船上招待客人。

客人们弯下腰在船舱里看了一圈，父亲就拿出平时又当枕头又当椅子的木块，请客人坐下，聊了近半个小时。他们走后，我听父亲说，为首的高个子，是省里来的习副书记。

后来，父亲经常跟家里人说起那天的情形。

习副书记问，怎么成为连家船民的，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我父亲说，从他记事起就住在船上了，原来日子更苦，解放后分到点滩涂，生活比过去好了。

习副书记又问，60年代政府组织过船民上岸，为什么当初不上岸呢？我父亲回答，在海上生活习惯了，上岸怕没土地，没法生活。

他又问，那现在想上岸吗？我父亲就说，现在看到其他人上岸后打工、卖海鲜，日子好过多了，有机会当然想上岸……

习副书记就当场交代随行的干部，连家船民搬迁，不能把房屋盖起就算完事，更要让他们有生活、有出路、能挣着钱，不能人上了岸，心还留在船上。

我父亲从土改起就当村干部，他感叹说，从来没见过像习副书记这样关心连家船民的领导。

1999年，全村600多户2700多人全部上岸。我们一家搬到了北斗村外岐后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点。房子占地80平方米，地不要钱，盖房共花了1.2万元，除去6口人每人补助1000元，实际只花了6000元。

如今，我有二三亩滩涂种蛏的收入，儿子在附近电器公司上班，老两口还打点零工，两个孙女陆续出生，日子过得还不错。

现在，这里交通很方便，上沈海高速公路只要15分钟，上301省道只要20分钟。有劳力、有滩涂的，可以养花蛤、海蛎；脑子灵活、愿意出去跑的，把本地产的海鲜拿到外地卖；想拿工资图个安稳的，就到附近的企业上班。

三、闽宁携手，同奔小康——持之以恒的守望相助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决完成。对联席会议议定的事情要尽快落实，所承诺的事情要抓紧兑现。”

——习近平1997年3月在宁夏固原考察时指出

1996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东部比较发达的13个省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区的战略部署，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从此，因为一个共同目标，相距2000多公里的福建与宁夏，谱写了一段跨越20年的“帮扶接力”，闯出了一条山海牵手、东西部合作的新路，提供了脱贫攻坚“扶真贫真脱贫”的样本。

2016年7月，闽宁合作20周年之际，当年的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又一次来到宁夏。当年“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如今加快发展，生机盎然。美丽的宁夏大地，正在小康路上奋力前行。

跨越二十载，闽宁一家亲

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时任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

1996年9月，我到北京领回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的任务。

同年10月，福建成立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担任组长。他明确表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坚决完成。”

同年11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签署了对口帮扶协议书。

有一天，习副书记把我叫去，他说协议也签订了，宁夏究竟是个什么样呢？你带几个人去看看。

1997年3月，我带队到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走了7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的老百姓真苦。农民冒着细雨排队一整夜，只为将土豆卖给县里唯一的企业；孩子上课的教室没有门，玻璃窗是破的，有的地方没教室，老师用树枝在地面上写字来教学；水是咸的，一点水要从很远的地方挑来，没水洗澡……

我把西海固的困难情况拍成短片带回来向习副书记汇报，他专门邀请其他省领导一起观看，商量对口帮扶的措施，由此可见他对闽宁协作的关切之深、思虑之周。

一个月后，习近平到宁夏参加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还去西海固考察了6天。他说穷地方他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

确定了要扶，还得想好怎么扶。那次联席会决定，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建学校、坡改梯、移民吊庄、菌草扶贫等项目中，这些都是西海固群众最迫切希望解决的民生问题，也是我们在福建扶贫实践中总结出来行之有效的做法，把钱用在刀刃上。

在调研西吉移民搬迁的吊庄玉泉营时，习近平提出了建设闽宁村的设想。“吊庄”是宁夏的词，意思是把这个村从那儿吊到这儿，福建叫移民。要从西海固移民到银川，投资很大，他建议搞一个试点，打造成具有样板意义的闽宁协作示范村，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

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就在银川城外永宁县的一片戈壁滩上破土动工。奠基当天，习近平还专门发去了贺信。去年习总书记专门考察的闽宁镇，就是升格的闽宁村，已经从当年只有8000多人的贫困移民村发展成为拥有6万多人口的“江南小镇”，当年的干沙滩已经变成金沙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0倍。

20年前的宁夏之行，习近平还特地邀请了多位福建企业家同行，希望企业家到那里找市场、搞开发，结成联合体，共同发展。

现在，在宁夏的闽商有4万多人，企业总资产已达800多亿元，年营业额约200亿元，上缴税收约1亿元，安置当地劳动力就业3万多人。

小草藏大爱，塞上建新功

从第一次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开始，福建省每年都抽调优秀干部和科技、教育、医疗工作者到宁夏参加扶贫开发工作。众多援宁干部在这里挥洒汗水、贡献智慧，投入这片土地的改天换地进程中，菌草产业在宁夏全面开花就是其中成果之一。

菌草技术发明人、援宁科技工作者、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回忆——

在1997年4月召开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我的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亲自在联席会议纪要文本上签字。

一接到任务，我立马带上团队和六箱草种直奔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彭阳县。

几天调研下来，我们发现这里的环境气候、水热条件和福建大不相同，“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只能从头开始。

降水少、冬天寒冷，我们就把菇棚建在废弃的土窑里。担心昼夜温差大影响生产，我们就住在菇棚里，经常半夜起来，打着手电筒查看菇情。

一个个难题被攻克，半年后，第一批蘑菇出棚，27户示范户种菇收入户均超过2000元。当地不少人，一年到头种地收入还不到300元。第二年加入的菇农就翻了一番还多。

我们还在荒漠地上试种菌草，为解决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水土流失问题积累了经验。

1998年10月，福建农业大学（现为福建农林大学）向省里提交一份《关于赴宁夏开展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汇报》，建议发挥学校科技优势，先期利用包括菌草技术在内的多项技术，在宁夏实施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习近平专门作出批示，明确提出“菌草是我省之优势”，要求要“扬长避短”“要做自己‘拿手’的”。

习近平对这小小的菌草如此关注、如此了解，出乎我的意料。我决心要让菌草不仅成为宁夏百姓的“幸福草”“摇钱树”，还有效改善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

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基本解决了菌草越冬问题，还做到只要有一定含量地下水的土地，就能成功种植菌草。

菌草扶贫技术在宁夏全面开花。高峰时，全区发展菇农1.7万户，兴建菇棚1.7万个，种植菌草60多万亩，创产值近亿元，带动菇农户年均增收5000元。

为表彰我在宁夏等地的科技扶贫工作和技术援外成绩，省政府授予我一等功奖，这是福建省第一次对科技人员所做出的贡献记一等功。2000年7月5日，时任省长习近平出席了专门给我一个人授奖的颁奖会。

他在颁奖会上指出，菌草这个优势在全国相当突出，要继续让它在扶贫致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还希望我在新的起点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牢记嘱托。此后，我带领团队在贺兰山周围多处生态脆弱区或荒漠地成片种植菌草均获得成功，为黄河流域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治理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新模式。

如今，我们已选育出从黄河源头到入海口均可种植的菌草品种，在包括宁夏在内的黄河上、中、下游不同类型生态脆弱地区建立菌草生态治理技术示范基地和产业发展基地。我相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梦想，终会成真。

古语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在福建工作的17年半时间，无论在什么岗位，“摆脱贫困”“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习近平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选择和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这份“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情怀，让八闽儿女感念至今。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如今，在打响脱贫攻坚的硬仗中，在建设新福建的征程中，福建干部群众正传承、弘扬这份情怀，滴水穿石，久久为功，致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级党委和政府立下军令状，只争朝夕，打赢脱贫攻坚战，为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

（福建日报记者 吴美章 郑璜 黄琳斌）

《福建日报》（201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