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天

张云天，又名张寓进，1910年12月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他家境贫寒，父亲是钱庄职员，靠微薄收入维持全家老幼生活。

张云天7岁入乡村私塾读书，1923年肄业于福州培元小学。在校期间，他学习勤奋，写得一手工整的柳体楷书。1926年秋，考入福州英华中学，入校不久，参加了该校反基督教奴化教育活动，一年之后，转学到新时代中学（后称光复中学），继续投入到反基督教奴化教育活动。

1928年夏，张云天初中毕业，考入三民中学高中部。他好学上进，待人诚恳，联系部分同学组织“读书会”，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次年，他听从在上海读大学的大哥的劝说，转学到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1931年夏毕业后升入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第二年又转学到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会计银行系。此间，他认真学习功课，自费购买了不少课外读物。他说，“用钱去买书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丢开书，有着无聊之感”。同时，他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逐渐将视野从书斋转向社会。

国立暨南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的学校，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恽代英曾在校内播下革命种子，党团活动一直比较活跃。张云天入校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上海学生、工人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张云天积极参加学校的罢课斗争，投身到汹涌澎湃的抗日反蒋浪潮中去。1934年间，他参加了校方组织的到外地的考察活动，足迹遍及北京、天津、南京、济南、青岛、无锡、安庆、蚌埠等地。一路上，他目睹祖国大好河山遭受战争摧残，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万里长城的影照背面，写下了“我要投身在时代狂澜之中，我要投身在事变之中”的自勉之语，展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抱负。

1935年夏天，张云天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当时教员的收入十分有限，加之物价飞涨，他的生活十分艰难，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同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群众义愤填膺。12月19日，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游行，张云天行进在暨大的游行队伍中，与同学们一起挥动着小旗，呼喊着口号。这次全市性的学生行动，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并答应学生提出的要求。示威活动的胜利使张云天再次感受到全民救亡运动及进步力量的作用。从此，他一边教书，一边暗地组织“大众知识”社，刊印《大众》半月刊，动手撰文，并在学生中提倡世界语及拉丁文字的应用。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与抗议。中共暨南大学支部在进步学生、教员中秘密进行声援活动。张云天不顾校方“处分”的威胁，协助中共党员推销进步书刊，还以开展各种学术讨论为名，办起墙报，参与组织歌咏队、街头剧团到校外演出，声援“七君子”。同一时期，暨大救国会在党支部领导下，在校内公开号召教职员工及学生援助绥远抗战。当救国会决定捐制500件丝棉背心支援绥远前线时，全校上下齐行动，张云天也积极响应，不仅节衣缩食，而且还捐献出家里寄来的部分钱款。在这一活动中，他不顾劳累，帮助学生编写墙报，书写慰问信，制作慰问袋，做了许多宣传鼓动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上海终于爆发八一三事件，许多在上海工作的人被迫向内地转移。张云天的大哥也从上海迁到外省供职。因大哥与福建协和大学老师陈锡襄甚有交谊，于是在这年夏天，张云天应陈锡襄之邀，也离开上海回到福州，供职于福建省银行。到福州不久，他加入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同时，参与组织“战友”社，出版《战友》刊物，团结进步青年，在“民先”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9月，张云天离开福州，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赴革命圣地延安，出席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会后，他被留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简称“青工委”，对外称“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合办事处”）。全国青联会议之后，“青工委”即在三原县的安吴堡举办了一期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张云天入班学习。在这里，他主要研究青年运动问题。在短暂而紧张的三个月时间里，他认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交流了青运工作经验，提高了理论水平，对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有了新的了解，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那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每人每月只有一元津贴费，有时每天只吃两餐，衣着有的由公家发放，有的为同志间相互赠送。在艰苦的环境中，张云天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给家中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抗战将进入更困难的阶段，我们要坚决坚持持久战，克服一切困难，加紧准备新的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由于他的出色表现，抵延安的第二年秋天，即被任命为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青工委”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张云天与“青工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根据各机关的实际及上级的要求，提出了“每人开荒两亩半粮地，每人种菜365斤”的生产口号，要求大家务必完成任务。张云天原先就负责机关后勤工作，现在又兼顾大生产的一大摊事务，平日更加忙碌。除了到中央机关承接生产任务，回来传达研究、组织实施外，自己依然与大家一起挥锄开荒，种植蔬菜，学纺毛线。人们常常看到，在夕阳西下收工之时，他仍在工地上与有关同志席地而坐，筹划着新的一天的任务安排。这一时期，为了节衣缩食，每人每天的伙食费降至6分钱，津贴费被取消或缓发。但张云天工作情绪仍很饱满，风趣、幽默不减以往。他对同志们说：“我也是穷苦人出身，苦惯了，没啥。”由于劳累过度，缺乏营养，加之陕北高原气候干燥等原因，在开荒高潮中，他患了伤寒病，住进了中央医院。

躺在病床上，张云天接到妻子发自家乡的信。亲人千里来鸿，原本满心欢喜，谁知信中告诉他的竟是5岁的女儿病重夭折的噩耗，这对病中的张云天是个很大的打击。然而，他很快冷静下来，在给妻子的回信中，深情地写道：“……瑛儿竟为无情的病魔所吞噬，闻讯不禁使我泪下，5年来的抚育之苦，如今只留下一段悲痛的回忆。瑛儿，你可懂得数千里之外的爸爸正为你洒泪痛心呢。可爱的影子从此消逝，活泼的小生命永久不在我们眼前跳跃了，这个不幸的损失，我一时很难把它忘却，愿女儿安静地安息着，不要让动乱的洪声，震扰她的长眠。”他在信中安慰妻子：“……我们只能以为民族解放战斗，去忍受一时的困难，期望达到国家幸福光明的境地。希望你努力学习，充实自己，锻炼自己，保持康健，这是我们努力的注意点……”在信的末尾，他还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神圣的民族战争高于一切，也决定了一切，家庭的天伦乐趣和个人生活也都随着抗战起了很大变化。为了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和未来家庭及个人的幸福，眼前的困难要刻苦地渡过，最后胜利的到来是必然的。”

抗日战争的烽火将张云天锤炼得愈加坚强、老练，也使他的政治理论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1941年夏，张云天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任马列主义研究员，专门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研究。次年初，他奉调中共中央机关，任中央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富春的秘书，专司资料搜集、汇总工作。1943年秋，他调任中共中央机关管理局经建处第一科科长，参与中央直属机关的后勤保障和管理工作。短短的几年间，张云天虽然多次转换工作岗位，但他均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自觉地身体力行。据上世纪30年代末曾经与他共事一直到全国解放时分手的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回忆：“云天同志工作能力强，积极负责，对同志热情，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受到领导与同事的称赞。”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张云天奉命离开延安到热河省，任冀察热辽边区兵工厂政治部主任，从事军工生产。1946年3月，他调到张家口，任冀察晋边区银行总行业务部部长。这是张云天从事银行工作的开始，尽管他在业务知识方面有一定的功底和经验，但遇事仍经常与大家商量，坚持走群众路线，表现得十分谦虚。同年10月，他随军从张家口转移到河北阜平县，到冀察晋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帮助工作。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时，他调入该市军管会，负责接管全市金融机构，并担任银行石家庄分行经理。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他进入北平市区，任北平市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处长，负责接管北平市的官僚资本银行，同时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分行的工作。进城前，他就奉命在石家庄筹组北平分行。进城后，面对情况复杂的旧金融业，他牢记军管会领导的嘱托，认真贯彻党的财经方针，注意掌握政策，运用丰富的金融业务知识，团结民族资本家和商业界开明人士，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新型经济制度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49年3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北平市分行（新中国建立后称为北京市分行）正式成立，张云天任行长兼经理。虽然地位变了，但他依旧保持着原有的习惯和作风，平日总是穿戴着从解放区带来的旧衣帽，衬衣缝补多次甚至补丁连成片还舍不得丢弃。他时常在公共食堂就餐，为的是能够与职工有更多的机会交谈，从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战场捷报频传，解放大军挥师南下，解放大片国土。为了南中国解放区的接管和建设，1949年9月，张云天随同叶剑英从北平向华南进发，准备接管华南重镇——广州。行前，他被内定为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兼经理。10月14日，广州解放。行进在江西境内的张云天一行闻讯十分振奋，故星夜兼程，火速赶往。16日下午6时左右，当车队行至江西省龙南县50公里处时，张云天的座车不幸翻下山谷，他的后脑受重伤，经抢救无效牺牲，时年39岁。

（郑则善）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