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民
郑建民，1962年2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温馨又略显严谨的家庭。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工人，对郑建民这个晚来的儿子，他打心眼里喜欢、疼爱，但却从来不娇惯、放纵。他还特别信奉“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严格要求郑建民能“吃饱、穿暖”就行，不要去讲究吃穿。平时除了给他购买必要的学习用品的钱外，从不多给一分钱，直到上中学时，郑建民还常穿着有补丁的衣服。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郑建民从小就养成了朴素、谦虚、诚实的好习惯。
在学校里，郑建民学习认真，而且崇尚英雄，董存瑞、黄继光、雷锋，一个个英雄的故事，就像一盏盏明灯，照得他幼小的心灵亮堂堂的。还是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所在的长征小学成立了学雷锋小组，第一个报名的就是他。从那以后，每逢星期天、节假日，郑建民都与学雷锋小组的同学们一道到居委会做好事，帮助五保户、军烈属擦门窗、扫地板，为此，他被学校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文革”中有几年为了做好防空工作，每个居委会都有挖防空洞的任务。一个晚上，街道居委会主任庄大娘和正在挑灯夜战的人们意外地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一个推着独轮车的瘦小的身影，干得特别欢，跑得特别快。他就是上初中的共青团员郑建民。由于这样一个契机，街道主任十分喜欢他，还在读书的郑建民，就应邀参加了居委会的许多活动。1977年初，街道成立治安夜间巡逻小组，帮助派出所维护社会秩序，郑建民积极参加，每周三次从不缺勤。这年10月的一天，他带的巡逻小组在厦门文安地段巡逻，还当场抓获了一名小偷。为此他被评为街道积极分子，受到了表彰。
1979年，郑建民高考落榜后，亲戚朋友们为他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又一套缤纷斑斓的“方案”，但他都不为所动，以执着的信念进行着庄重的选择。1980年1月，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他毅然报名应征。当他得知征的是公安兵（武警）时，更是欣喜万分，情不自禁地对表姐夫说：“我最想当的就是公安兵了。”就这样，18岁的郑建民换上了一身的橄榄绿，踏着春天的节拍，走进了绿色警营。
郑建民来到了厦门边防支队。当汽车的轱辘把这些充满着幻想、充满着期待的年轻人带进营地，而对他们的并不全是欢迎的鼓点，缤纷的鲜花，更多的还是热烈中的整肃，温暖中的简陋。由于当时边防武装警察部队刚组建，设施一时跟不上，新兵连住在向老百姓暂借的工棚里，远离市区，道路不畅，没有桌椅，没有床铺；没有自来水，呼呼海风从空旷的田野里长驱直入，一片萧瑟景象。尽管一些新兵在构想警营的种种生活中，多多少少地想到可能遇到的艰难困苦，但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有几个竟当场哭出声来。
由于没有自来水，新兵连的饮用水是靠一担一担挑来的，郑建民看到炊事人员很辛苦，就主动抽空为伙房挑水；营区环境比较零乱，他天天提早起来打扫卫生，平整道路、场地；同班的战士病了，他常主动替哨。他还主动找一些不安心的战士们座谈，讲些既来之则安之的简单道理。他看到军训紧张，文化生活单调，士气不高，又主动亮出自己的特长，担任起教歌员，用嘹亮的歌声来活跃生活，鼓舞士气。郑建民在困难之中表现与众不同，引起了新兵连领导的注意，不久就让他担任了新兵班的副班长。
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郑建民心里十分清楚，要当好兵，尽好职责，就要有真本领、硬功夫。他训练十分刻苦，人家练一遍，他常常练上几遍。为了琢磨领会一个动作，他不惜下笨功夫，加大训练量来强化提高。刚到新兵连时，他手榴弹投掷才20多米，属于落后的行列。他不服输，硬是通过拉臂，举重等辅助手段来强化训练，从而使投弹成绩一跃到46米，成绩为新兵连第一。练擒敌，他更是狠摔猛打，拿出了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新兵训练考核中，他所有的课目都达到优秀，成为百多号新兵中的佼佼者。
新兵训练结束后，郑建民被分配到厦门何厝边防派出所。这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先进边防派出所，孤胆英雄叶中央就曾是这个所中的一员；这又是一个距离小金门等岛屿只有四五千米，生活条件艰苦，对敌斗争最复杂尖锐的边防所。郑建民心里很激动，他把能来到这里看作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当晚就在日记里写下了要为所里增光添彩的誓言。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业务知识与实际工作需要之间的差距，为了能尽快地适应边防工作，他以满腔的热情，加倍的努力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所里组织业务学习，他听得认真，记得详细，他还善于思考，对每一个问题都穷根究底，写下了十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郑建民在贪婪地吮吸着书本知识的同时，十分注意汲取边防工作的实际经验，一有空就缠着所里的老“边防”讲案例，侃大山，因此还得了一个“榨油水”外号。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已较全面地掌握了边防工作业务，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1980年7月，所领导决定郑建民派驻黄厝大队，干起了原先需由干部担任的工作，成为身系一方安危的“守护使”。郑建民开始了全新的战斗生活。郑建民新的生活像五彩缤纷的画卷，也像充满酸甜苦辣的五味瓶，更像一道道莫测高深的试题，在等着郑建民去破解，在检验着这位年轻的战士。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尽管中国政府发出了两岸实行“三通”的呼吁，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两岸隔阂的方针政策，然而，海峡对岸的枪炮声，高音喇叭的喧嚣声，仍构织着紧张而略带恐怖的氛围。这种情况下，开展对敌斗争，做好防上防下工作仍然是边防战士的首要任务。
黄厝大队距国民党军占领的大担二担两岛只有4000多米，边防保卫任务十分繁重。郑建民带着几分激动、几分惶惑和一股初生牛犊的锐气来到这里。他天天和大队治保主任泡在一起，了解敌情社情，熟悉驻地情况，使自己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每逢节假日，他还带着联防队到海边巡逻、布控，用年轻人的火一样的青春和全部精力，投入到边防保卫工作中去。1981年5月8日，该大队一名社员配合驻军抓获一名下逃分子，郑建民立即同大队党支部一道，召开表彰大会，利用这件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纠正了一些模糊认识，增强了群众的海防观念。郑建民在黄厝一年多时间，辖区内没发生一起内潜外逃得逞事件。
对敌斗争是严峻又现实的，但对驻点的战士来说，更多的还是面临着日常的治安管理任务。由于长期处于前沿位置，黄厝大队的经济一直比较落后，群众也处在贫穷边缘，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黄厝人被硝烟炮火所禁锢的热能开始释放了。可是由于旧的秩序被打乱，新的秩序未建立，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特别是民事纠纷、殴斗、赌博，走私贩私等现象更为突出，这无疑是给郑建民的一个新考验。
1980年12月12日，郑建民接到报告，有3个晋江人在溪头下村的一村民家，行踪诡秘，有走私的嫌疑。郑建民立即带上一名战士赶到现场。看到突如其来的边防战士，那3个晋江人顿时慌了神，其中一个故作镇静地说：“这不是小郑吗？幸会！幸会！你还记得吧，两年前在晋江你的姨妈家咱就认识了，你姨妈待人可真热情啊！”好一堵软不邋遢又甜滋滋的墙！郑建民不予理会，只是淡淡地说：“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有人反映你们有走私行为，希望你首先配合我。”“看您说到哪去了，我们是来找朋友的。”那人指着另两个同伙说：“你看，他们两个也是刚从部队退下来的，军装还未换掉呢，我们怎会干那种事呢。”郑建民针锋相对：“这个结论只能由我来下。”他不由分说，即对所有物品进行检查，在一个提包里查出了一批手表。那一伙人看到事情败露，沮丧地低下了头。可是刚才与郑建民套近乎的那人还是不死心，他把郑建民拉到一边，拿出100元人民币，悄声说道：“看在你姨妈份上，就放过我们一次吧，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恩德的。”郑建民气愤地一挥手，把他们连人带物一起送交工商所处理。在郑建民办的十几个案件中，这算是牛刀小试，但也露出了不卷刃的锋芒。
1981年7月下旬的一天，群众抓住一个偷生产队化肥的青年交给郑建民处理。讯问中，那青年供出伊某某是这起偷盗案的主谋。听到“伊某某”3个字，郑建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那个调皮好动的小伙伴的形象。他也顾不上许多了，依照法律程序，他对伊某某进行了审讯，可伊某某就是不肯回答问题，并傲慢地说：“你要材料自己写好了，把我定了罪不就得了。”面对儿时好友的刁蛮，他没有丝毫的退却，而是采取侧面迂回战术，晓之以法，动之以情，使伊某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供出了两人勾结作案的经过。最后对伊某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罚款30元的处罚。郑建民铁面无私，赢得了驻地群众的信赖。
许多干过公安的同志都有感慨，如今困扰办案的事情太多了，人情风，关系网，甚至利诱、威胁、恐吓等等。这些事情郑建民也都经历过，但他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徽的尊严。
1981年春节在即，有的人想借节前之机捞上一笔，走私贩私活动特别活跃，仅这一阵子，郑建民同他的伙伴们就连续查获了两起手表走私案。有一天郑建民正在大队部休息，连续几天几夜的战斗，他的确有点累了，他要好好地休息一下。可就在此时，有两个人找上门来了，一番客套之后，来人便直言不讳：“我们是为那批货而来的，年关了，该怎么处置，想向你请教请教。”郑建民知道来者不怀好意，就不露声色地说：“该怎么处置？”“这好办，反正这里也没外人，那批货咱们二一添作五，属你的，我用现钞折算给你，这样你我都能过个安乐年。”郑建民不为所动，“过年嘛就不用你操心了，那批货我会依法处置的，请你们回去吧！”那两人看软的不行，便凶相毕露：“姓郑的，你不让我们过好年，我们也不会让你痛快，你家住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你不过当3年兵，脱了军装还不跟我们一样，以后路过大学路时，给我留心点！”而对不法分子的威胁，他斩钉截铁：“我当兵一天，就要尽一天职责，你们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威胁吓不倒边防战士！”
郑建民在黄厝驻点一年多时间，破获了刑事案件3起，查获走私案件5起，查处治安案件15起，办理治安处罚5人次，他经办的每起案件，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手续完整，证据齐全。他搞的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更是清清楚楚，无懈可击，每件都经得起时间和事实的检验。尤其是他在办案过程中，郑建民公正廉洁，无私无畏，就是一些被处罚的人也不得不心服口服，郑建民因此被黄厝人称为最可信赖的人。
俗话说，“鱼儿离不开水”。用这句话来比喻驻点战士与群众的关系，是再准确贴切不过的，郑建民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
那还是郑建民刚到黄厝不久。1980年7月底的一天，黄厝大队的渔民陈春生、林水根等4人出海捕鱼晚归，经过驻军某哨所海面时，由于哨兵接到上级的敌情通报，警惕性很高，即招手命令渔船停靠检查，4位渔民认为今天风浪大，此处礁石多不便靠岸，就没有理会，哨兵觉得不对劲，于是就鸣枪警告。渔船靠岸后，即发生了严重的军民纠纷。由于事情闹大，双方都说被打，不肯相让。这起“公案”最后落到边防派出所的头上。根据工作管辖的原则，所长、指导员指派郑建民处理此事。临行前，指导员郑重地说：“我们这里是前沿，军民关系一直很好，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这次发生的军民纠纷，只能靠调解来解决。要向双方特别是黄厝大队的群众宣传拥军爱民的意义，你的工作，如果使军民关系密切了，才算成功，否则就是失败。”郑建民记住了指导员语重心长的话语，连中午都顾不上休息，就冒着酷暑，走家串户，详细地了解情况，耐心地做好宣传教育。随后把大队党支部书记和驻军连长请到一起，通过交谈，消释前怨，双方都放弃了要求处罚对方当事人的意见，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
驻点是比较辛苦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生活极没规律，郑建民住在大队部的一间简陋屋子里，睡觉还比较好办，可吃饭就比较麻烦了，有时自己起火，有时到治保主任家里搭伙，工作忙时还只好吃“派饭”。但他做事很讲原则，从不吃白食。他备有一个小本本，东家西家，张三李四，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到了月底逐个上门还账，从没少交一两粮、一分钱。黄厝大队的群众婚丧嫁娶都有请客的习惯，哪一家请客都少不了要郑建民参加，可他总是婉言谢绝。这些看起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有人还会认为他清高，脱离群众，可郑建民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今天塔头村的林某某请客，自己推辞了，也记不起几次这样做了。也许他们会认为我不给面子，但我想，最终他们是会理解的。这里的群众还不富裕，他们请我虽然不乏真情，但主要还是想套近乎，密切密切关系，在我看来，密切关系并不是靠吃吃喝喝，而是要靠真挚的情感和诚实的为人来建立纯正的关系，那种酒杯一端，彼此相安，东西一拿，嘻嘻哈哈的做法是不对的……”
郑建民就是这样，把不占群众的便宜、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黄厝大队盛产花生、柑桔等瓜果，他在黄厝住了一年，瓜果换了四季，却没捎回一斤土特产，没吃一个不花钱的水果。塔头村的群众十分过意不去，有一次趁他到厦门之机，在他自行车货架上绑了一袋花生，任他怎么推辞，可群众就是不依，无奈，他只好把花生带回家，可回来后，他还是按照市价如数付了款。
由于工作出色，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郑建民荣立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
1981年8月23日早晨6点多钟，正走在食堂路上的郑建民，听到三位女社员的对话：“某某婶，一大早走那么急干吗？”“不好呢，刚才在水库里洗衫，不小心，衣服连盆一起漂到水库里去了，正要回厝拿竹竿来钩呢！”郑建民听到这话，忙对那位女社员说：“阿婶，不要急，我会游泳，我帮你捞去。”说着就向水库走去。此时塑料盆已漂到水库中央，郑建民二话没说，就向盆子游去，可就在游到距盆子约30米远的地方时，突然小腿抽筋，人渐渐往下沉。站在岸边的女社员见状，急忙大呼：“救人啊！”惊叫声顿时唤来了近20名准备出工的社员，他们纷纷跳进水库抢救。随后大批群众赶到，得知是郑建民溺水后，又纷纷跳进水库，几十名干部群众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中摸索、寻找，终因水位太深，直到8时30分才找到郑建民已经冰冷了的躯体。
郑建民就这样匆匆地走了，以19岁的青春年华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永恒轨迹。他的牺牲，算不上壮烈，算不上壮举，可黄厝人民却深深地怀念着他。他们把郑建民当作本队的社员，老人们把他当作儿子，年轻人把他认作兄弟，一致要求把郑建民的骨灰安葬在黄厝的山坡上。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郑建民正是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在驻地群众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郑建民牺牲后，被追记一等功，并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罗恒发）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