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组织“下访”是定期的，他深入基层解民困，则是工作常态。
接触过习近平的人都说，他对老百姓有天然的亲近感，完全没有距离。“习近平同志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首位。”时任福州市委办副主任赵汝棋说。
赵汝棋曾在市委政研室工作过。政研室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讲话、开展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长时间俯首案前。习近平对赵汝棋说：“你们不能把眼光只放在政策研究上，要把眼光放到人民群众中去。”
政研室根据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将2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下基层调研，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梳理后形成短平快的“一事一报”刊发在《福州调研》上。
习近平对“一事一报”非常重视，基本上对所有的“一事一报”都要看，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批示，比较详细的批示占到其中的三分之一。有时候，习近平认为还不够深入的，会批示再深入调研。
习近平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他提议把信访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到四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1992年4月，时任山西省霍州市委统战部部长郝郁民和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张玉生、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韩忠民前往多个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考察。结束福州调研，一行人在福州“五一”旅社门前一个售票点买了3张到温州的“豪华大巴”票。对方承诺大巴上有卧铺。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只是一辆普通客车，中途还被逼换车，上了一辆条件更差的客车。一路颠簸，苦不堪言。下车后与车主交涉，换来的却是态度蛮横的回复：“我们就这样做，你们去告吧，看看谁理你！”
36岁的张玉生年轻气盛，越想越不甘心，带着二人直接找到了邮政局。“写信投诉他们！信就直接写给福州市最大的领导——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哪有工夫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郝郁民心里没底。
“咱是在他管的地方受了骗，他管不管咱都要反映。”
信寄出去了。因不知福州市委书记名字，信封上写了“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收”。仨人的气也消了一大半，至于效果如何，压根没抱啥希望。
回到霍州后的一天早上，张玉生紧紧攥着一封信，激动地冲进了郝郁民的办公室说：“没想到，我们的投诉有回音了！”
信封右下角鲜红字体印着“中国共产党福州市委员会”。信中说：“你们三位同志4月24日致信市委书记习近平反映出差我市期间购买去温州的车票，在‘五一’旅社门前被一些人公开行骗的来信收悉。市委书记习近平十分重视，立即批请有关部门认真查处，并将结果向你们反馈。”这时，他们才知道福州市委书记是习近平。
随后几天，他们果然收到了一系列处理反馈：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接到批示后，用了不到一周时间进行了调查处理。他们乘坐的客车是客运站承包给个体户的，售票点也是未经批准非法设置的。管理处已责令客运站对车辆停业整顿并予以罚款。来信还附上了客运站的检讨书。之后，他们又收到了被多收的33.6元票款，还得知事情的新进展：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举一反三，取缔了“五一”旅社周围十家非法售票点，并将诈骗、殴打旅客情节严重的人员送当地派出所。
“不敢相信，一个市委书记能管这样的小事，不仅管了，还要管到让我们满意为止，从写信到最后处理结束只用了40多天。”郝郁民说。
根据1993年福州市委督查科的资料，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后，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达千余件，他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批。
到省里工作后，习近平仍保留了这个习惯。
1999年11月30日，习近平收到一封外来务工青年的来信。
信中反映外来务工者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子女上学难。
“希望政府能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及时解决外来务工者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使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福州的经济建设中去。”写信者言辞恳切。
习近平立即作出批示——“应对打工族的生活更加关心，创造更有利于他们发挥积极性的环境”，并将来信批转给福州市政府。
很快，《福州市外来务工从业人员子女就学暂行办法》出台，长期困扰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学难问题，在福州得到圆满解决。
习近平还给来信者回了信，信中写道：“你从闽北山区的一个小山村来到省会福州市务工，在短短的四年中，提高了致富技能，丰富了知识，开阔了思路，我为你的进步深感高兴。你在信中提出的政府要关注外来务工青年子女上学问题的建议很好，我已批转福州市政府予以研究。”
由于来信者在信中未署名，习近平只好根据来信中提及的工作单位——金得利集团，请集团领导帮助寻找，才将回信送到了写信者苏仁寿手里。
苏仁寿没想到，自己的一封信得到省长的亲自回复。他说，省长过问打工族反映的问题，解决子女上学问题，这便是“把心贴近人民”的最好诠释。
内容节选自《闽山闽水物华新 习近平福建足迹（上）》 第118—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