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麒
沈瑜庆（1858—1918），初名志雨，字爱苍，号涛园，福建侯官人。他是沈葆桢的第四子，林则徐的外孙。藉父荫入仕的沈瑜庆，后来一步一步凭借自身实力与才干，让自己的政治生涯逐渐走向显达，由道员，而按察使，而布政使，终至巡抚——他成为了清末贵州的最后一任巡抚。
时局动荡，乱世难为，作为官员，沈瑜庆自有其遗憾所在。然作为近代“同光体”闽派的杰出诗人，沈瑜庆又到底以史为诗，为时代作了珍贵记录。
沈瑜庆
一
咸丰六年（1856），杨辅清率太平军大举围攻江西广信城（今上饶市区）。沈葆桢时任广信知府，但因外出征粮、办饷，而不在城内。幸得夫人林普晴，血书一封向驻扎在玉山的浙江衢州镇总兵饶廷选求援，才保全了广信城。
两年后，即咸丰八年（1858），沈葆桢、林普晴夫妇在这座他们投入了甚多心血守护的城里，迎来了他们的第四个儿子沈瑜庆。
时局虽然动荡，但沈瑜庆到底诞生在一个显赫之家。
沈瑜庆诞生时，还是广信知府的沈葆桢，因抗击太平军有功，至咸丰十一年（1861）由曾国藩推荐为江西巡抚，后来更是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一直官至两江总督，成为“同治中兴”的名臣、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的奠基人。
沈瑜庆出生后，便跟在父亲沈葆桢身边。沈葆桢督子非常严格，“侍谈终日不倦”；他巡台的那段时日，也是命家族子弟“每月作家书，言论时政”——这之中，沈瑜庆的表现甚是突出。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时，沈瑜庆随侍左右。在沈葆桢的指导下，沈瑜庆对“吏事军略及江南北利弊，洞悉无遗”。此外，他还得到父亲亲自教授，在章奏、古近体诗上大有进益。
而沈瑜庆那位才识、胆略过人的母亲，对他同样有着深远影响。
林普晴（1821—1873），字敬纫、俊兰。她自幼聪慧，得父亲林则徐悉心教育，熟读诗书，也善书画。后来，她辅佐丈夫游刃有余，教养儿女更是尽心尽力。她常亲自教导沈瑜庆兄妹读书。沈瑜庆五岁时，林普晴课其摹《圭峰碑》，“有所悟”；十一岁时，她“口授《资治通鉴》一卷”，沈瑜庆“遂尽一年之力，点阅全部”。
良好的家庭教育与文化熏陶，加上沈树桦、郭柏荫、李元度、沈秉成等名流指导，勤奋好学的沈瑜庆，“自此文思锐进，博览本朝掌故，旁及唐宋小说、各家诗文集”。虽然他“不屑为制艺之文”，但每作出一篇，“皆为长老所称赞”。陈衍也夸他，道“涛园年十三四，即英气过人，才思横溢，下笔动数千言。”
然，变故陡生。光绪五年（1879），父亲沈葆桢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沈氏一门“家道蹉跌，生计茫然”。料理完家事，沈瑜庆面对必须“谋食”的现实。最终，他决计北上，参加科考，而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二
光绪十一年（1885），沈瑜庆应京兆乡试，中第四十九名。等待明春会试期间，他在京与王仁堪、严复、林绍年、陈衍等过从甚密。交谊圈子在今天看来，可谓“豪华”了。
只不过，沈瑜庆没能在会试上交到好运。中举次年的会试，他落第了。此后又几次参加会试而不得。但他因着父亲的关系，“以恩赏主事，签分广西司行走”。光绪十六年（1890），沈瑜庆前往天津谒见李鸿章，在其推荐下，被两江总督曾国荃委任会办江南水师学堂。
光绪十七年（1891），沈瑜庆改江南候补道，先后入刘坤一、张之洞的幕府，辗转任职于宜昌盐厘局、江南筹防局营务处、皖北督销局、吴淞清丈局等，所至兴办实事，多有善政。其中，沈瑜庆“两收海军余烬”、参与“东南互保”的功绩尤其值得一提。
甲午战争后，以及庚子事变之际，任事于两江督署的沈瑜庆，不仅积极献计筹划战时海防，还先后两度向张之洞、刘坤一献策，从而收容安置南下之北洋水师舰队，使得北洋水师残存的力量得以在南方保全。
沈瑜庆还在庚子事变中，积极参与筹划“东南互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沈瑜庆与盛宣怀认为“东南半壁，华洋杂处，万一有变，盐枭土匪，藉以为机，全局不堪设想，宜与外人定约，租界内地，各担责任，俾宵小不得滋事，东南乂安，足以补救西北”。
随后，沈瑜庆致电张之洞并面见刘坤一，并最终劝说刘坤一同意了东南互保之事。是年六月，东南督抚通过盛宣怀、余联沅和沈瑜庆等人，同各国驻沪总领事交涉议订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使长江流域及东南数省形成了互保局面——东南督抚在辖区内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安全，外国列强则要制止其军队进入他们的辖区——这对于东南地区乃至全国局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东南互保之议”达成，沈瑜庆才能更加得到赏识，这也成为其仕宦之途的一个重要转折。
光绪二十七年（1901），沈瑜庆补淮扬海兵备道，旋护理漕运总督，此后，历官顺天府尹、广东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护理江西巡抚、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
宣统元年（1909）冬，被任为贵州布政使的沈瑜庆，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贵阳，接印视事。宣统三年（1911）五月，沈瑜庆接任贵州巡抚。
沈瑜庆在贵州任上尽职尽责，整顿贵州盐务、大力开展禁烟、积极处理民变，筹建贵渝铁路……然而，受到当时政治环境、人事关系等诸多限制，沈瑜庆的这些政策处处碰壁，不仅很多未能真正实行，更遑论产生多大影响了。
而且，在沈瑜庆接任贵州巡抚不到半年的光景，辛亥革命之火便迅速蔓延到了贵州。1911年11月4日，沈瑜庆与革命党人达成协议，交出了政权。两日后，他离开贵阳，就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陈三立后来为其作墓志铭，有此感叹：“（沈瑜庆）为政一本文肃，综核名实，威重严整差不及，然怀奇敢任，有度外之略。遭逢末运，摧残牵制，勋效止此，抑惟深知公者，能悲其不幸，而信为末尽试其所长也。”
三
离开贵阳后，沈瑜庆取道重庆，避居上海，此后不入民国——1912年，海军部长刘冠雄函请他出任福建民政长，拒之；1915年，岑春煊邀其赴粤，亦拒之。
1916年，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决定重修《福建通志》，聘沈瑜庆为名誉总纂，陈衍为总纂，陈元凯为提调，何振岱等16人为分纂。1921年，《福建通志》初稿完成，凡六百四十卷，约一千余万言，扩大体例为纪、志、传等三十余种。
通志记述了福建省的沿革、地理、疆域、仓储、钱法、盐政、渔业、风俗、方言等四十余方面的历史沿革，博引史料，所采必载出处，内容翔实可靠。迄今仍是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其新创门类为前志所未有，为福建保留了一份极有价值的史料。
沈瑜庆多以清朝遗老身份在上海活动，组织读经会，参与超社、逸社等文社，与故交戚友吟诗唱和，生活从容。
读经会又称“读经社”，由沈瑜庆于1912年7月倡设，参加者有王仁东、林开謩、刘宣甫、吴学廉、陈树屏、杨小宋等。读经会以温习儒家经典为内容，“一月数会，言必尊王，附于经义”，持续至1913年7月停办。
超社由“瞿鸿禨、樊增祥、沈曾植、周少朴、陈三立诸公”发起，成立于1913年3月。除沈瑜庆外，陈夔龙、王乃徵、朱祖谋、杨钟羲、林开謩、张彬、缪荃孙等也是超社的重要参与者。
超社活动持续有两年左右。因部分社员陆续赴职民国，有超社同人倡议将其更名为逸社，取隐逸之一，望能“不至再有受命令之人”，从而继续社集活动。
因早年忙于政务，沈瑜庆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后才开始较多作诗。归隐沪上后，“文字、山水、友朋之乐，世罕其匹。”无怪乎梁启超说：“东南坛坫，实公主之。”社集活动，让沈瑜庆的诗文创作更多，为好友酬答践行所作，为纪念前辈先贤所作等。
沈瑜庆自然是善诗的。陈衍评价沈瑜庆之作诗，就曾说他虽然“不专心致志于此事，然时有可观者”。汪辟疆认为沈瑜庆“学古不为古所囿，故能别出手眼，卓然自立，佳句往往在人口”，他评价沈瑜庆的诗“熟于史事，结束精严”，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沈瑜庆拟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说他“进于史矣，是为诗史，爱苍之言如是尔。异代相知野史亭，燎原终感是星星，平生自有征南癖，秘记金銮绝可听”。
沈瑜庆的诗与时代消息关联极为密切。沈瑜庆弥甥、同样也是同光体闽派诗人的李宣龚，以为其诗“于同光以来朝政时局，人物掌故，多所纪述，可作诗史观，而非可以寻常作家相提并论也”。同乡郭则沄也推许沈瑜庆“其诗其序，足补国史之缺”。
沈瑜庆的诗学主张在“同光体”闽派中也确实独树一帜。钱仲联称沈瑜庆是“突兀起东闽之诗人”，指出“沈瑜庆身为闽人，所作却与闽派诗风迥异”，认为沈瑜庆“磊砢豪宕、博解宏拔的诗风，与他溯源杜、韩，于宋偏重苏轼的诗学宗旨有关”。
1920年，李宣龚将沈瑜庆的诗集整理校印刊刻，取名《涛园集》，沈曾植、陈衍作序。此集收录了沈瑜庆于1896年到1918年之间创作的诗歌，全集共457首，词5首，汇集了沈瑜庆生前的重要诗歌作品。在1920年《涛园集》行世的前两年，沈瑜庆已在1918年10月6日，卒于上海虹口沈家湾寓所，终年六十一岁。
1938年刊刻的《福建通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涛园集》，主要由《正阳篇》（古今体诗150首）、《春申篇》（古今体诗38首）、《南州集》（古今体诗74首）、《义熙集》（古今体诗167首）组成，并有卷五为“补遗篇”（古今体诗33首，词10阙）。集后附有《涛园集稿本跋》《沈敬裕公年谱》《沈敬裕公墓志铭》《福建通志本传·沈瑜庆》等。另外还附有林旭的《晚翠轩集》，以及沈鹊应的《崦楼遗稿》。
《福州晚报》（2023年9月19日 A07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