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麒
陈衍
陈衍（1856-1937），小名伊昌（一说尹昌），字叔伊，号石遗，别署拾遗、醉石、陈侠、匹园等，晚称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陈衍并无显赫家世，但家风嗜学，是以早年受过良好、严格的传统训练，深入、持久地学习儒家经典，打下了较为全面的基本功。然他无意科考仕进，只不过面对旁人的期待与繁重的家庭负担，不得不边读书求取功名，边游幕大吏帐下襄助建功，也辗转南北任课讲学。
三十年游幕四方，四十余年执教南北，陈衍诗书造诣精深，著书立说，声名日盛，是“同光体”闽派诗人领袖。
也许不幸，这位“五柳孤松客”历经时局动荡；但所幸，他亦爱游历山山水水，且终于在三坊七巷中拥有了一方虽然不大但属于他的天地，并在这里作了人生最后的道别。
家风濡染
咸丰六年（1856年），陈衍生于侯官城东北井楼门内龙山之麓。其祖上是在顺治年间从晋江迁到榕城的，家境贫寒，几代人“皆积学未仕”，靠设馆授徒为生。
陈家家庭条件虽不怎样，但对子女的教育却很是上心。其父陈用宾“烂熟经传”，故而陈衍兄弟几个都是在他的亲自教导下学习传统儒家典籍的。且他教养儿子甚是严格，“每晨寝未兴”，就令几个孩子立在床边背诵之前所授的内容，“一字错落，必呵正之”。
得益于父亲的教导，陈衍兄弟几人都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尔后，兄弟几人请业名师，学制举文，哥哥陈书、陈豫在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陈衍在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弟弟陈迁则是考中了秀才。不独兄弟几人“皆有殊禀”，陈衍的三个姐姐也能诗会文，她们的吟诗之作还被陈书辑录为《对影楼合稿》。其中，二姐陈芷洲著有《闻妙香室遗集》行世。
同治四年（1865年），陈衍十岁之时，父亲去世，此后“赖二兄以养以教”，尤其受长兄陈书的影响很大。
陈书年少事父极孝，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他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上奉养老母，下教养弟妹。陈书“少通达当世务，以文章名于时，督闽、抚闽使者徐宗干、左宗棠、王凯泰、丁日晶、岑毓英皆以为奇才”。中举后，他当过大田县学教谕，后官直隶博野知县。
陈书长陈衍18岁，长兄亦如父。他常在家里教授陈衍古文诗词，“假馆于外”时，又常常带着陈衍一起往读，课诗举业，亦师亦友。在“标奇萧逸，诗学倾一世”的长兄影响下，陈衍在诗歌方面的天赋日显，且学业有成。
同治十三年（1874年），19岁的陈衍与二哥陈豫一起考入乌山致用书院。在书院里，陈衍还常凭着其优秀的诗赋作业，获得奖金，用以贴补家用。不过，陈衍对举业到底“不喜”，经史诗文之外，还广泛涉猎历代笔记、小说、传奇，以及山经、地志、金石学、目录学等，“无所不受，无所不读”，二十出头，已经满腹经纶，文才出众了。
几个弟妹的婚嫁之事，也是陈书操持的。三个妹妹中，“于诸女兄弟中最英朗”的陈芷洲嫁得最晚。因为帮助兄长在家料理家务之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芷洲嫁给沈葆桢长子、沈瑜庆的兄长沈玮庆之时，已26岁。
不过，也正是因为她在家中管事，熟悉家庭开支等事，嫁入沈家后，婆母林普晴很快就放心让她当家。陈芷洲也不负所托，很得沈葆桢夫妇的赞赏。
胞姐嫁人两年后、也即陈衍考入致用书院的那一年，陈衍迎娶了同邑才女萧道管，这还是陈书托好友陈燮嘉为陈衍求的婚。
萧道管（1855-1907），字君珮，一字道安，别署萧闲堂主人。萧道管出生于福州雅道巷一个富商家庭，其父萧凌皋乃“弃儒从商，致多金”，七十得女萧道管，奉若明珠。
萧道管自幼聪颖，勤学不倦而至废寝忘食。她工小楷，笔法秀劲，工整遒美；善诗文，且长于考据之学，著述颇丰，有《说文重文管见》《列女传集解》《萧闲堂札记》《然脂新话》《萧闲堂遗诗》《平安室杂记》《戴花平安室词》等传世。实当陈衍“兼容德才”之赞。
陈衍婚后，与萧道管志趣相投，感情弥笃。不过他们婚后四年，因几位姐姐已先后出嫁，诸兄弟也各自成了家，陈衍就与兄弟们分家另过了。而他与萧道管的几个孩子也相继出世，家庭人口增多，陈衍的经济负担日重，生活愈见窘迫，他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而多加努力。
中举，或也算是其一吧，毕竟他素来是不慕仕进的。1882年，陈衍与林纾、李宗言、卓孝复等人同榜中举。这些人，后来都与陈衍有着很深的交情，其中，尤与林纾交谊深久，往来频密。
游幕四方
中举后到1886年间，陈衍最早提出了“同光体”的说法。后来，“同光体”渐成一种成型诗风，并迅速成长为闽派、赣派、浙派三大支，获得大批文人追捧。
这之后，陈衍迫于生计，开始游幕四方。
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陈衍赴台入刘铭传幕“掌记室”，协助这位首任台湾巡抚开发台湾。不过因其夫人萧道管到台后水土不服，多病，他居台仅一年三个月，即返闽。但他在台时，正是积极为“同光体”标榜门户之时，这使得“同光体”诗派的影响流及台湾。后来，他还曾为梁启超修改游台湾诗稿《海桑吟》一册，“中言台事有误者，为易数处，任公至喜”。
光绪十五年（1889年），陈衍只身往湖南，任职于湖南学政张亨嘉处，为其总襄校（评卷的总助手）。这时，陈衍公务颇繁忙，出题，阅卷，夜以继日。其与张亨嘉相处良好，后者尤其赞赏陈衍的才学，以至于后来张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还多次来函礼聘陈衍为教授，要与张之洞“抢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受王仁堪委托的都察院官员冯锡仁，将陈衍推荐给时任江苏省苏松太道台兼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刘麒祥为幕客。时年七月，陈衍到上海。这时，他的薪水较此前要高些，但仍不敷用。
刘麒祥对陈衍很是照顾，看到其养家之辛，不仅为他在广方言馆谋了个汉文教习的教职，还劝他授徒卖文，并广为其介绍“买家”。陈衍应允作寿文、墓志铭等，“每篇收润笔银三十至五十两，若作骈体文的寿言，则每篇收银一百两”。此类文章，于陈衍实在容易，他总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引来不少达官贵人慕名而来请他命笔。
笔墨文章带来的经济收入，让陈衍在上海的八年生活，得以安定不少。不过，不同于他自己投入心血的著书立说，这类应酬文章在他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草草之作”，后来，他索性将这些稿子全部烧掉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刘麒祥染疾离世，陈衍因此失去了酬金较优的职务，但下一个机缘已在酝酿——已卸任的清末外交官陈季同与其弟陈寿彭在上海创办的《求是报》正式创刊，陈衍被延聘为主笔。
陈衍在《求是报》上发表诸多经世致用的思想论说，关切时事，以期觉醒国人。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看过《求是报》上陈衍的文章后，认为此人“才识杰出，文章俊伟，近今罕见”，想延其入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陈衍到武昌晋见张之洞，后来在多方相劝下，终于决定辞去《求是报》的职务，入张之洞幕，任《官报》总纂，“总办一切新政笔墨”。其间，他还作了《戊戌变法榷议》十篇，就变法存在的许多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戊戌政变后，《官报》停办，陈衍转而任新筹办的《商务报》总纂。他以《商务报》为阵地，撰写经济理财论文，聚焦币制整顿，报道各国经济形势，翻译外国经济书籍，致力于研究实业，振兴商学。
除办报外，陈衍对“废止厘金、实行统捐、土药盐斤加税、铸造铜圆、改善官办工厂经营等”，屡有筹划和建议，对湖北府库充实大有助益，也使张之洞在大兴军备、建工厂与学校、派遣留学生上游刃有余。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奉诏暂代两江总督，尔后进京述职，兼任经济特科考试阅卷大臣。他与漕运总督陈夔龙，均保举陈衍为经济特科人才。其中，张对陈衍的考语是：“学富才长，于中外古今政治利病，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陈衍在张之洞的期望与催促下，于次年五月进京应试。在此之前，陈衍已多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有结果。他并不热衷此道，只不过是勉力为之。这次经济特科的考试，也是如此。而且这次他因为答卷格式问题被判“违式卷，不予评阅”，别人为他惋惜不已，他反倒是松了口气。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陈衍再到北京。这次，他是被姻亲好友如郑锡光、张元奇、林绍年等相劝，来就任清廷学部候选主事一职的。后被分在学部总务司审定科工作，兼在参事厅行走。行前，张之洞赠他路费千金，还为他保留了官报局每月五十金的干修，对陈衍很是关心。
此后直到1916年，陈衍在北京前后住了有九年的时间。而他在宣武门外小秀野草堂、桐城会馆、东城顶银胡同等处的住所，则成了友朋欢聚之所，“诸名士恒集其斋中赋诗斗酒”。“精饮馔”的陈衍，还常亲自下厨，做些平常却细致的福州便菜，“陈家菜”在一众名士中也颇得好评。
陈衍在京，供职于学部外，边授课边著述。早年间，陈衍就有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习的经历；张之洞幕府时期，他也受聘出任过湖北两湖师范学堂国文兼伦理学教授，兼方言学堂国文教授；若非张之洞不肯放人，陈衍可能更早就被张亨嘉礼聘到京师大学堂任教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至次年十二月，陈衍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分科大学任经学教员，弘扬国学。1909年，陈衍还兼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讲授伦理学课程。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陈衍继续担任经学史学教授，此后一直在北大执教至1916年底。教学任务不重，暇时他得以开始撰写他最重要的一部诗学著作《石遗室诗话》。
辛亥革命后，陈衍不当遗老，也反对“筹安会”对袁世凯的“劝进”，倒是对孙中山多有欢迎。1912年4月，孙中山到闽，陈衍不仅热情参加欢迎筹备会，还亲书了会场上的欢迎联：“有天下而不与，微斯人谁与归。”然此后军阀混战，陈衍以回里修志的合理缘由，离开了北京，回到福州。此后又因时局不安，多次辗转避乱于上海、厦门等地。
讲学南北
1923年9月，陈衍应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聘，出任厦大国文教授、国文系主任，讲授经史及诗学等课程。这时，陈衍已年近古稀，所以他在征得校方同意后，先后请好友龚蔼仁之侄龚乾义任讲师、门人叶长青为助教，共同帮助他完成授课任务。
陈衍任教厦大时定有课程：“第一学期讲《左传》《资治通鉴》记战事者，并编讲义。第二学期讲史汉研究法。第三学期讲周秦两汉各体文告语类，皆编讲义。第四学期讲三国至隋唐各散体文，皆编讲义。第五、六、七学期讲唐宋各大家各体文，编讲义。第八学期讲清代名家散体文。”
陈衍学识渊博，授课生动，议论深透，加上龚、叶二人的配合，使其课堂常常座无虚席不说，还有挤不进来的人围在窗外旁听。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后来的词学大家龙榆生，也正是在陈衍执教厦大时，有机会与之相识的。1924年，当时在集美中学任教的龙榆生，因为集美中学毕业考入厦大为陈衍弟子的邱立的引介，得以拜入陈衍门下，此后常来厦大向其请教诗学。
1926年，陈衍力辞厦大讲席归里。虽然暂时卸下“教师”的头衔，但他仍是众多人的老师，向他学诗的人，慕名而来拜访他的人，总是不绝。
1931年10月，应门人叶长青介绍，陈衍接受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名国学专修馆，创办于1920年，1928年改称专修学校）唐文治校长之聘，任该校文科教授，先后讲授过《资治通鉴》、宋诗、要籍题解等课程，每周授课六课时。
国专任教的七年，因苏、锡相近，陈衍选择住在了苏州。后来请金天翮（又名天羽，字松岑）代为觅屋，以七千金在苏州葑门胭脂桥下茅家弄购得一宅，取名“聿来堂”，于1931年12月22日迁入。此后，苏州聿来堂成了陈衍与其朋友诗酒相会的又一场所。
1932年冬，陈衍与章太炎、金天翮等人在苏州创办国学会，陈衍还出任国学会会刊《国学论衡》的主编，名气更大了。
也是在任教无锡国专后，陈衍与国学大师钱基博成了至交。后者十分推崇陈衍，尊陈衍为“并世文章之雄”，还让他的儿子钱钟书拜陈衍为师，学习作诗。
陈衍爱重钱钟书，教导他不要作那些“舞风病鹤、穷愁凄怆”的才子诗，而应打牢根基——“为学总须根柢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有露马脚狐尾之日”，同时要在诗的意境和风骨上下功夫。
1932年春，陈衍为钱钟书点定诗集并作序。是年除夕，又邀钱钟书来苏州家中度岁，二人“谈燕甚欢”。其间，陈衍对严复、林纾、冒广生、王闿运、陈宝琛等二十余人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评定。钱钟书退记陈衍所言，辑为《石语》传世。
1935年5月，钱钟书登堂拜贺陈衍八十大寿。是年7月，他与杨绛结婚时，陈衍则为其撰写“一双同梦生花笔，九万培风齐斗楂”一联祝贺。
师友之情，忘年之交，在爱才与敬重中，在有来有往间，愈见其真。
诗书一生
陈衍无疑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自四岁开始读书，至老，一生都未曾离开过诗书，且勤于著述。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历史文化遗产整理”，设置“陈衍著作检索复制整理及点校”课题。经海内外检索，共获1800余万字的陈衍作品（此数字还不包括方志类及译著），涉及经史子集、诗学文学、朴学、伦理学、音韵学、语言学、政论、烹饪教科书以及方志类多种学科，并有专著、译著、辑著等多种形式。
观其宏富的治学成就，可知，陈衍不仅是诗人，还是诗论家、翻译家、散文家，能写词，能修志，还能办报。本文撷取一二，仅观其冰山一角吧。
陈衍是“同光体”闽派诗人的领军人物，有《石遗室诗集》（共十三卷，其中续集二卷，补遗一卷）行世，存留诗作一千三百多首。
他性喜游历山水，尝言“平生麋鹿性，见绿喜无度”。他为生计漫游过南北，却也因此遍览了许多胜景。他一生交游甚广，与他有过论诗及酬答的近现代诗人，据说不下四五百人，这之中，许多同好还成立了诗社——支社、春社、说诗社，不时雅集。他身处动荡的时局，敏锐的观察，痛切的关怀，自也不会少。
而这些山水、游览、论诗、交游、时代等，这些生活、情感与见闻等，都被陈衍写进了诗里。其为诗“无当乎利禄”，时而清苍幽峭，时而清新圆润，而发“自家意思，自家言说”。
当然，《石遗室诗话》无疑是作为诗歌评论家的陈衍最重要的一部诗学著作，前后写了有二十余年。其文章从1912年开始连载于梁启超时年创办于北京的《庸言》杂志，1915年起改登《东方杂志》。1929年则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了三十二卷定本。1935年，陈衍执教无锡国专时，又刊行了《石遗室诗话续编》六卷。
《石遗室诗话》字数之多，堪称中国诗话之最。陈衍在书中品藻清末民初的诗人诗作，并在点评中阐明自己那些“基于传统又有所开新的诗学思想与方法”，如“三元说”“学人之诗”“不俗”“层折”等，在近代诗坛相当具有影响力。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就说：“（诗话）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海内诗流，闻石丈续辑诗话，争欲得其一言以为荣。于是投诗乞品题者无虚日，至有千余种之多。”
此外，陈衍还辑有《近代诗钞》，1923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共24册。收入包括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林纾、王国维等在内的咸丰初年至民初的370人之诗，人各一卷，小传之后，略加评论。可以说是当时篇幅最大的近代诗歌选本，可与《诗话》互相补充。
1916年，陈衍应福建巡按使许世英之邀出任《福建通志》副总纂。待陈衍由京回闽时，许世英因与督军李厚基政见不合而离职，由李兼任省长。此后，李厚基聘沈瑜庆为名誉总纂，陈衍为总纂（实际上主持该通志编修）。
因种种原因，修志工作不得不屡屡中断，是以，用了五年之久，至1921年底，才终于完成。《福建通志》全稿凡六百四十卷，约一千余万言，迄今仍是省志中最为完备的一部。
成稿后，因印费没有着落，《福建通志》刊印一再推迟。直到1929年才大体印出。而这一年，陈衍已经又领着门人王真等人开始编修《闽侯县志》，历时一年左右编成一百零六卷，于1933年刊印。
陈衍还编写过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烹饪教科书》。
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审定教科用图书章程》，规定“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师范学校教科用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教育部门审定”。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高梦旦、经理李拔可都是福州人，与陈衍是老乡，他们熟知陈衍既精于诗，也精于庖，就请陈衍撰写。
陈衍不负所托，撰写了三万余字的《烹饪讲义》，经审定后，更名为《烹饪教科书》，署名“编纂者萧闲叟”，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由“前编”与“后编”两部分组成，“概括了烹饪要旨、物品选择、制作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并详细介绍了八十种各式菜谱”。
故里告别
陈衍自幼家境贫寒，搬家于他而言，不过寻常。到他自己与兄弟分家单过，也还是不停搬家，且居住条件还有“越来越简陋”的趋势。一直到后来在上海、武昌的幕游生涯积累，才终于有了些余力，思考买田买宅之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陈衍终于买下了文儒坊三官堂（今大光里8号）的住宅。每次回榕，也终于有了个落脚之地。一直到1916年回闽修志，陈衍得以有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来用心修整此处住宅。
1917年2月始，陈衍对宅园大作整修，开辟匹园，并于园中西北隅建一楼名“皆山楼”，后改为“花光阁”，取自其妻萧道管“挹彼花光，熏我暮色”诗。
陈衍为此楼撰有“移花种竹刚三径，听雨看山又一楼”的楹联，交由陈宝琛书。他还想致信林纾绘园图，而林纾祝贺的诗已写好寄了来。陈衍和了一首《畏庐寄诗题匹园新楼次韵》，其中那句“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很快随着诗作流传开来，使“三坊七巷”声名在外。至今，陈衍的这首诗还被刻写石上，伫立在南后街的入口处。
花光阁下为陈衍书房，上为藏书之所。1920年，以陈衍为中心发起的说诗社，起初只13人，后来最盛时，人数增至40人。说诗社成员在陈衍这里聚会时，三四十人分散在花光阁及匹园中，吟诗唱和，“诗成上下传唱互抄”，热闹非常。花光阁也成了三坊七巷中有名的“诗楼”。
1920年，因家庭人口增多，陈衍又购入了匹园西侧的一破败邻屋，直通文儒坊，称“直园”。直园虽名为“园”，但其实是一栋两层的楼房，其一二层皆有门通往匹园。
最晚兴建的闻雨楼，则被专意用来待客。
算起来，陈衍前后花了不少时间才慢慢将文儒坊的这处住宅“敲打成型”。但因财力有限，其中楼园皆是稍事修葺，且规模并不大，尽管莳花种树，但到底并无“池台亭榭之胜，园林丘壑之美”。只不过这里常常高朋满座，又有名家字画诗词“妆点”，自有其雅趣。
当然，这里主要还是家。但，陈衍之妻萧管道已无法得见此处修葺后的园楼之景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萧道管患血崩症，卒于北京，享年52岁。陈衍作长诗《萧闲堂三百韵》悼亡。
数年后，陈三立之子陈衡恪（1876-1923）特为陈衍画《萧闲堂著书图》一幅，并刻《萧闲堂》印章一枚，题诗曰：“阅尽人间世，独有萧闲堂。至情深刻骨，万事莫与偿。山含夕阳古，叶落空阶凉。抱此垂垂老，哀歌天地荒。”以作纪念。
陈衍与萧管道育有四子声暨、声渐、声被、声讫，一女师葛成人。但这几个儿子都并不长寿。
原配萧道管逝后多年，陈衍纳妾李氏。李氏名柳，又名端英，字小杨。河北保定人。
李柳生于1905年，幼习于梨园，能歌，“尤擅京调梆子腔，兼长须生、青衣、花旦诸角色”。1919年，陈衍纳娶李柳时，她才十五岁。据说，是陈衍同乡兼老友力钧撮合的。
力钧（1856-1925），原籍福建永泰，居福州阳崎乡。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官商部保惠司郎中，但他以精于医理知名，是晚清有名的御医。1906年，他被举荐入殿，先后为慈禧太后、光绪帝诊治。
力钧与陈衍交厚，他在北京和福州的寓所，陈衍都曾多次借住过，萧道管病重之时，力钧也极力为其医治，可惜无力回天了。想来萧夫人离世十余年后，力钧见老友孑然一身，为其牵线李柳，也是很有可能的。
李柳为陈衍育有三子。长陈桐吉，生于1928年；次为陈亮吉（晋生）；幼为陈雍吉。
在无锡国专任教后，陈衍多卜居苏州。但暑假之时，多会回福州与亲友团聚。1937年6月，陈衍回到福州，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返程。是年7月，陈衍在文儒坊三官堂病逝，享年82岁。他在三坊七巷，作了人生最后的道别。
陈衍长孙、时在安徽安庆中学任教的陈光度，听闻噩耗，万分悲切，匆匆赴上海拜请唐文治为陈衍作墓志铭。然后来上海为日军攻陷，唐文治所作墓志铭辗转寄回时，陈衍已安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文笔山。墓上立碑，由钱基博撰写“侯官陈石遗先生之墓”。
一代“闽学权舆”长眠，但愿战火不会再扰到他。
《福州晚报》（2023年12月6日，12月7日 A07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