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定榔 卢美松
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来文教发达，名人辈出，是我国产生进士、状元和两院院士最多的城市之一。
明代以降，福州一直为“八闽首府”。鸦片战争之后，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近代中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先后有17个国家在福州设立领事馆或办事处，外国商行、企业、银行等相继在此开办。台江沿江和上下杭一带成为进出口贸易中心，茶叶贸易一度繁荣兴盛。西方教会来到福州，建造教堂，创办学校和医院，发行报纸和期刊。近代以来的福州，地处中外文化交汇的前沿，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
民国初，废福州府，福州仍为福建省会、闽侯县治。此后因时局动荡，福州迟迟未能建市。直至1946年元旦，才正式设立福州市，辖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5区，面积仅18平方公里，规模较小。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州这座千年古城焕发新生。如今，“闽都韵”与“国际范”在福州交相辉映。
一
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东部，闽江入海口，“环山沃野，派江吻海”，上连四郡，外通诸洋，地理环境优越，水运交通便捷，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天然良港。
福州地区的史前文化，如壳丘头文化、昙石山文化、黄土仑文化等，均临海而生，具有浓厚的海洋文化色彩。战国、秦汉时期的闽越人，善于水上行舟、海中远航。东汉时期，福州东冶港与东洋、南洋有交通往来。三国时期，吴国在福州沿海建立造船基地，还派人由此远航夷洲（今台湾）、亶洲（今日本，或作菲律宾）。
唐代，福州对外贸易十分繁荣，与广州、扬州并称当时三大对外贸易港。时人诗云：“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即言外国贡使、客商和僧人频繁往来于福州的盛况。晚唐诗人周朴《福州神光寺塔》诗云：“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亦高度概括了海外各国竞相趋向福州的热烈场景。
五代时，王审知积极发展海外交通，开辟甘棠港，派人招徕海外番客，“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当时由甘棠港出发的海船，远达新罗、日本、琉球、占城、三佛齐、天竺、大食诸国。福州港内“帆樯云集，商旅相继”，港外“潮通番舶，地接榕都”。城内安泰河一带，出现“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肆歌楼，箫管从柳叶榕阴中出”的繁华景象。
宋代，福州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号称“全盛之邦”。福州造船之多且精，时人誉称“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南宋名臣张浚曾在福州“大治海舟千艘”。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让福州成为“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秋”的繁华港口城市。海船可直抵福州城下，水上贸易达于城内民家。
元代，朝廷在福州设“海船万户府”，海外商舶往来频繁。时人称福州为“闽海东南大邑，凡货财、珠玑、犀象之所储积甲天下”。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造访福州时，盛赞“此城为工商辐辏之所”，描述这里“珍珠、宝石的商业很盛，这是因为有许多船从印度载着商人来到此地”。
明代，福州“百货填集”，经贸活动十分活跃。明初，郑和七次率领巨大舰队出使西洋，每次都要经过福州，驻泊于长乐港，等候季风，补充给养，招募水手，然后从五虎门扬帆起航。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加速了福州港的发展。福州还是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唯一口岸，朝廷在福州河口设立进贡厂、柔远驿（俗称“琉球馆”），专门接待琉球贡使、客商、留学生。明清两朝，中国册封琉球共23次，琉球派遣来华使团多达884次，每次均经福州往返。晚明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福州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接触渐趋频繁，天主教也随之传入福州。
清初的海禁、迁界政策，阻碍了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设立闽海关，正式开海贸易。雍正七年（1729年）全面开放海禁，“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福州对外贸易重新兴盛起来，其主要贸易对象是琉球和日本，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洋各国也纷纷前来通商贸易。
晚清福州开埠以后，贸易量急剧增长，省内外的大宗货物从福州出口转贩外洋。特别是茶业出口巨幅增加，并迅速超过广州和上海，居全国首位。福州港也一度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港。开埠带来的经济繁荣，有力推动了福州的城市化进程。至光绪中叶，福州城居民已达65万人之众。
民国时期，福州作为全省最大的土特产集散地，与世界各地都有贸易往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福州出现了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行，如纸行、油行、木材行、茶行、石油行、糖行、棉纱行等。全市各种商行最多时达200余家，主要集中在台江的上下杭一带，形成近代福建最有特色的商贸区。
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其发展，对福州、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巨额的财富和丰富的域外资源，为中华文明注入生机和活力，并带来变革的因素；同时，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贸之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各种商品、货币、物种等资源实现了广泛交流、互通有无。中国贡献的丝绸、陶瓷、茶叶、蔗糖、纸张、书籍等产品，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而海外输入的香料、药物、宝石等各种珍奇物产，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比如五代时期，象牙、犀角、香药、珍珠、玳瑁、龙脑、沉香、胡椒等异国珍品通过海外贸易进入闽国宫廷，以致“国用日以富饶”。
域外物种的输入，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更为深刻。中国现有的农作物中，至少有50余种来自国外，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进的。占城稻原产于越南，北宋时传至福建，得到大规模推广，俗称“黄占”。番薯是原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明万历年间由榕籍华侨陈振龙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引种到福州，极大缓解了中国严峻的缺粮问题。福州市花茉莉花，原产于印度，大约于汉代辗转传入福州，后来又与本土的茶叶邂逅，催生出闻名中外的茉莉花茶。
中国商品、物种的输出，同样影响世界。比如，宋代福州所产的荔枝，“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又如福州出口大量茶叶，将中国的茶叶品种、制茶技术和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之路。中外文明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流碰撞，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宗教思想的交流，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福建是刻书之乡，大量文献典籍通过福州港流入东亚各国，形成一条通畅的“书籍之路”，宋人赞曰“书籍高丽日本通”。元末明初，日本五山禅院仿刻的典籍，多由侨居日本的福州雕版技工完成。如福州南台刻工陈孟千、陈伯寿等人，留居日本20余年，刻书数十部，制作精良，人称“博多版”。明代，长乐人马寿安，在日本大阪一带行医，对中医的传播贡献很大。明清两代，福州与琉球的关系最为密切。琉球不仅从福州引进粮食、蔬菜品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制糖、酿酒、油漆等手工技艺，造船和航海技术等，还频繁派遣留学生来福州研习儒学、礼仪、诗词、音乐、书画、中医等，在琉球社会兴起崇尚中华文化、学习中华文化的风气。近代，以陈季同为代表的福州文化人，又以极大的热情，向西方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交流。历史上，来自印度的佛教就从海道传入福州，天竺高僧拘那罗陀，日本高僧空海、圆珍、庆政、重源等先后渡海来华，都曾到过福州。明末清初，福清隐元禅师东渡扶桑弘法，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祖师。他还将诗文、书法、茶艺、中医等各种中华文化技艺带到日本，统称为“黄檗文化”，对日本近代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科学、地理等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早在明末，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就在福州出版《几何要法》等著作，传播欧洲的科学知识；他还与叶向高“三山论学”，传为中西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福州开埠后，西方人带来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加速了福州城市发展的进程。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福建船政创办以后，不仅在制造轮船、发展水师、培养人才等方面首开先河，还引进、吸收、消化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成就。
三
“海上丝绸之路”还带来人们观念上的巨大变革。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领导“洋务运动”的沈葆桢，到为戊戌变法献出生命的林旭，参加辛亥广州起义的“福建十杰”，再到引进西学启蒙国人的严复，倡导“中学西渐”的陈季同，译述西方小说以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的林纾……这些具有远大目光和开阔胸襟的福州英杰，以“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在中国近代史上发出莫大声光，产生巨大影响。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交流从官方到民间各层面都是和平友善的。明清朝廷的册封使，从福州出发前往琉球国，受到对方的热烈欢迎与热情款待。郑和下西洋时，东南亚和西洋各国使者回访中国也多途经福州。明永乐六年（1408年），渤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率妻子、家属、陪臣来朝，泊于福州港。永乐十八年（1420年），古麻剌朗（菲律宾古国）国王“斡剌义亦敦奔”率团来朝，病卒于福州，敕葬闽县。这些中外交往的使节、高官甚至国王，经海道来到福州，成为传递中外友谊的和平使者。
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更多是商人、僧侣、工匠、学徒等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也是传递友谊的重要力量。唐宋以降，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高丽人、日本人、占城人、琉球人等外国人纷纷航海来到福州。他们无论什么身份、什么信仰、来自什么地方，都能在这里得到宽容与接纳。
历史上，众多籍籍无名的福州人，凭着开拓精神与卓绝勇气，赤手空拳，乘风破浪，到海外去开辟他们的新事业。他们出洋以后，辛勤劳作，艰苦创业，为侨居地的开发建设，为中华文化的拓展与传播，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来自福州的临水夫人、水部尚书等民间信仰，以及方言、诗钟、闽剧、十番等传统文化，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东南亚等地，成为全世界福州乡亲共同的文化标识与乡情纽带。
“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福州两千年的辉煌历史，成就了福州“八闽首府”“东南都会”的盛名，塑造了福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
《福州晚报》（2024年2月19日 A07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