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南勋
中共罗源应德支部旧址。
1927年的“四三”反革命事变没有摧垮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凤凰涅槃中重新站起来的中共福州组织，抓住军阀混战造成福建乱局的有利时机，以星火燎原之势，在福州地区广泛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尝试，迎来闽东、闽中地区土地革命之火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
闽东地区基层组织的建立和武装斗争兴起
1929年三四月间，闽东地区的连江在中共福州市委的领导下，相继培养发展了郑厚清、杨而菖、陈祥榕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陆续组建了镜路、城关、透堡、青塘等党支部。五六月间，国民党连江县政府以敖江连年泛滥，需要加固堤岸为借口，增收防堤捐，还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强征烟苗捐。告示贴出，全县哗然。中共连江县党组织因势利导，号召百姓团结一致，开展斗争。他们通过联络各阶层进步人士，一乡串一乡，短时间内组织起上万农民群众，于6月底，高举“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增加田亩赋税”等标语，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连江县长吓得宣布全城戒严，紧闭城门，不得不同意由群众推举代表与当局谈判。这次农民请愿斗争虽未成功，但斗争鼓舞、教育了农民，加速了他们的觉醒。
1930年10月，中共福州市行动委员会派组织部长陈宗远赴连江，在城关玉泉山关公亭主持召开中共连江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中共连江县行动委员会。11月，行委改为中共连江县委，杨而菖为第一任县委书记，下辖透堡、城关、定安、东湖、青塘、丹阳、镜路、长龙、下洋等党支部，党员30多人。还成立了多个团支部、团小组以及反帝大同盟、工人协会、农民协会(透堡称农夫会)、互济会、森林会、读书会等外围进步群众团体和组织。
连江县委把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作为重要工作，目光聚集到连江与罗源交界的山头面山区，杨而菖化装成算命先生到山面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通过和当地人的广泛交流了解社情民意，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并和当地青年结成知心朋友。县委其他同志郑厚清、陈茂昌(剃头妹)也来到山面区，以罗源人谢文钦在丹阳开设的理发店为据点，在连江、罗源山区走乡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主张，建立农民协会，秘密发展党组织，在革命队伍不断扩大的同时注重对农会骨干的培训。
1931年春夏，由杨而菖发展的党员张瑞财及之后发展的党员先后返回罗源应德、飞竹等地建立党组织。5月，张瑞财等人在应德成立了罗源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罗源县应德支部，隶属中共连江特别支部。支部成立后，组织迅速发展，先后在马洋、三角洋、陶洋、塔里、后企等乡村联络发展了60多名农运骨干，并在北山、翼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骨干力量。
连罗组织的迅速发展，带来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1931年12月的透堡农民暴动，打响了闽东土地革命的第一枪，震撼了福州和闽东地区。1932年6月，闽东第一支游击武装——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成立。此后，游击武装不断扩大，官坂、飞竹等地暴动不断兴起，游击斗争和分田分地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开展。
1933年10月，成立中共连江中心县委，下辖中共罗源特别支部（后改为临时县委）、游击队特别支部及5个区委。闽东革命政权建立后，1934年6月，中共连江中心县委和中共福安中心县委联合成立中共闽东临时特委，从此连罗革命进入三年游击战争的斗争时期。
闽东土地革命在福州的市郊也得到迅速发展。1928年10月，中共福州市委派郑长琦到马尾成立了中共马尾支部。1929年，又先后在马鞍、凤岗、后塘、潘屿建立了党团支部。市郊组织在新店乡发动农民开展了反对茉莉花捐税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推动了抗税、抗捐斗争向螺洲、城门、高湖、石步、胪下、胪雷及浚边等村的迅速漫延。
闽中地区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底中共福州市委一建立就先后派江木煊、郑乃之、黄孝敏、王介山等党员到长乐玉田、桃源两乡开展革命活动，他们以办学为掩护，白天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建立农民协会，培养骨干力量，成立了长乐县第一个党小组。此间，中央特派员刘乾初、市委书记杨峻德也经常来指导工作，于1928年3月成立了玉田、桃源两个党支部。党支部利用中共党员黄琬任长乐民团主任的机会，将一些党员隐蔽进“营前模范村”民团和村政府警备队，建立了党领导的秘密农民武装。同年，在“二五减租”运动的有利形势下开始了武装暴动准备。但由于经验不足，企图暴露，斗争尚未展开即被镇压。这是党领导的基层农民暴动的初次尝试，虽然以失败而终，但推动了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的此起彼伏。
1929年9月，中共福州市委派任达以特派员身份回永泰发展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任达回县后，以办学为掩护，于1930年3月主持成立了中共永泰县支部。随后，相继建立了太原小学、清溪小学、台口、城关等中共支部组织。党组织建立后，一面发动农民建立赤色农会；一面派农会会员打入县民团内部，发展党的武装。并经中共福州市委同意，派魏耿到民团任军事教官，训练团兵，控制民团实力。
1930年10月，中共永泰县支部利用民团内部矛盾，召集小田民团中30多名赤色农会会员，公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永泰游击队”，任达任队长。游击队撤出小田，收缴了附近几个小民团的武器，转移到永泰东部、北部山区的深山老林中打游击。终因势单力薄，加上缺乏斗争经验、给养困难，遭强大的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围剿”而解散。
福清县是福州文化较为发达的县，在外读书的青年较多，其中许多在学校参加党、团组织的学生寒暑假回融时，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30年夏天，何希銮回福清组建团组织，发展了10多名团员，建立3个团小组。同年秋成立了中共福清党团混合支部，但因书记谢廷清被捕，混合支部很快停止了活动。
组织虽已解体，但何胥陶、陈行福、张端哲等中共党员仍在龙高地区坚持活动，参与策动了声势浩大的龙高暴动。
1932年1月，中共福州市委宣传委员黄孝敏来福清总结龙高暴动经验教训，传播革命思想，点燃了福清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4月，市委派何文成回福清重建党组织。7月，成立了中共福清特别支部及共青团福清县委，何文成任书记，陈炳奎、余长钺为委员。此后，党组织迅速发展，先后成立了渔溪、东张等多个支部和地下交通站，建立农会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抗税斗争。10月，由共产党员陈行福领导的瑶山人民自治会以“打当铺、抓老板、凭票无偿取当”为口号，以“红军第一旅第一队”旗号，冲进福瑞当铺，解除了民团武装，抄出收当物件，让群众凭当票领回。这一斗争极大扩大了党在贫苦农民中的影响，推动福清农民斗争进入新阶段。
1934年1月，中共福清县委成立，何文成任第一任县委书记，陈炳奎、陈金来、余长钺、何胥陶、池亦妹仔任委员。4月8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机关被破坏，县委在与上级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于6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南西亭暴动，焚烧了大量借据契约，没收地主5000多公斤粮食给贫苦农民，这是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向农村封建势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显示了觉醒起来的贫苦农民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
南西亭暴动一个月后，县委组织的北西亭暴动失败，何文成被捕，组织遭破坏。正当福清县委遭受重大挫折之际，黄孝敏、刘突军到福清，于8月成立中共福清中心县委，统一领导福清、长乐、闽侯和永泰等交界地区的革命工作。从此，闽中地区进入到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福清龙高暴动报功碑。
福州地区的工人、农民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工会、农会运动的启蒙，反抗意志和反抗能力大大增强，给中共福州组织农村土地革命的推进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在长乐和福清暴发的“十三乡民变”和“龙高暴动”虽属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但都是深受全国土地革命时期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影响的民主革命。
长乐“十三乡民变”
“十三乡民变”起因是水利工程的恶性收费。长乐莲柄港水利工程是当时福建四大水利工程之一，受益田地可达10万亩。工程建设初期，负责工程的海军溉田局通过安民告示宣布：水利修成后按亩收费，上等田交谷子50斤，折合1.35银圆；下等田30斤，折合0.81银圆。乡民均表示拥护。但1931年，溉田局趁天旱之机决定，不论是否有收益均加倍收费，并派员登门勒收水费，对抗交的乡民捆绑起来鞭打，还收捆、松绑费各3块银圆。这些行为激起了民愤，各乡派代表上省城请愿，却不予受理。海军当局则使用武力，派陆战队营长陈锡安带一个连前往乡民反对强烈的演屿、壶井等乡加紧勒收水费，更激化了矛盾。
长乐人林素园从北京回乡，见此情景后义愤填膺，主张发动各乡联合抗交，并推选代表赴南京告状。代表途经马尾时，被海军发觉并扣留。至此官逼民变，已无其他出路。林素园同其弟林鹗如等人发起十三乡成立自卫民团，制定了“抗交水费，武装自卫，一乡有事，各乡支援”的行动纲领，1931年10月成立民团，推林鹗如任总团长，林鹄如、王天锐等为参谋长，下设五个团。
海军当局获知十三乡组织民团与溉田局对抗，派陆战队第一旅旅长金振中、省民政厅厅长郑宝菁等到长乐，与长乐县县长陈希彭一起与民团代表谈判，无法达成共识，不欢而散。数日后，海军以溉田局名义，通知各乡代表到沙京龙泉寺举行第二轮谈判，暗中却调集陆战队两个营兵力伺机而动。
沙京乡农民发现陆战队动机，当即派人到龙峰各乡镇鸣锣求援。民团总部闻讯后，认为谈判若无果，代表必成“人质”。于是民团总部通知各乡立即传锣召集乡民近2000人，各执大刀、长矛及枪械，蜂拥冲出，齐心协力围攻陆战队，击毙一批官兵。其余陆战队员溃退到龙泉寺中，洪营长见势不妙，被迫举手投降。驻扎在桃坑、下井的官兵闻风丧胆，不战自溃，民团获得全胜。此战共击毙陆战队员数十人，俘虏一百多人，缴获枪械二百余支。
这一战的胜利使民团声势大振，组织也日见强大，民团总部决定乘胜追击。同年11月11日夜，在民团总部的策划下，雇用外地人敢死队二十余人攻占了县城，把驻扎在县城郑氏宗祠的海军陆战队一个连缴械，继而占领了县政府，俘获软禁了县长陈希彭。林鹗如自命“长乐县县长”。
十三乡民变引起陆战队极大恐慌，下决心予以清剿。1932年3月3日，陆战队突然袭击施峰、壶井、演屿三个乡，杀害无辜乡民数十人，追捕枪杀了民团头目之一的王天锐，并滥烧民房千余间，致受害的乡民无家可归，颠沛流离，成群结队逃亡。陆战队的暴行引起萨镇冰的重视，他赶紧从福州赶到长乐向受灾乡赈灾，处理了善后事宜。
此次民变虽不是在党的领导下暴发的，但深受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主张影响。民变领导人林素园在北平担任教授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交情甚厚，对共产主义思想非常赞同，后来他还与地下党领导的厦门“儿童流亡剧团”合办了桂林黄花岗小学。1947年6月起，他支持学生运动，自家还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保存党内文件、革命书籍、枪支弹药和活动的场所，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福清“龙高暴动”
1931年5月，仙游县土匪头目林靖所部“民军”被省保安处收编为省防军第二支队，林靖为支队长，调往福清驻防。同年10月9日，林靖所部官兵2700余人进驻福清。这支土匪军队纪律散漫，打、砸、抢、奸、杀，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还对乡民横征暴敛、肆意掠夺，所犯暴行罄竹难书。
林靖匪部的横行肆虐使福清上至士绅商贾，下及平民百姓，莫不深受其害。早在林靖进驻福清之前，已经得知他们的累累罪行，福清各界就企图以和平请愿的方式阻止林部入融，却未得到省军政当局同意。阻止不成，就通过在南京供职的郑忾辰疏通上层关系。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视民意，所有的和平请愿都像泥牛入海，无声无息。
不堪忍受蹂躏的福清人特别是受害最深的龙田、高山群众，不得不准备武装抗暴，消灭林靖匪部。
12月18日，龙田地区港头村巨商王鸿才利用省防军第一旅与林部之间的矛盾，从第一旅处获得万发步枪子弹返回港头，即邀同乡王基添、共产党员何胥陶等共商武力抗暴大计。会后，他们分头行动，与龙田、高山各乡村的救乡团、保民团等民众团体串联，成立暴动指挥部，约定联络信号，组织敢死队。
12月24日夜间，参加暴动的各乡村铁杆骨干共400余人分别在港头、高山秘密集结，举行“斩鸡头破刀水”宣誓仪式。26日，与上层关系深厚的县中学教师张端樵潜回龙田，被公推为暴动领袖和总指挥。他立即组织暴动各项准备。
当晚，林部各营换防。趁其尚未稳定、士兵对新营地不熟悉之际，暴动指挥部于夜里11时一声令下，五六千名农民分成数队救乡团在龙田、高山同时向林靖军发起进攻。在攻打匪兵驻龙田指挥部——文昌阁的战斗中，共产党员陈行福、张端哲等和进步青年陈振芳积极参加战斗。青年农民俞泽南在战斗中非常勇敢，肩顶煤油箱，沿着20余级的竹梯从后墙爬上文昌阁屋顶，不顾敌人的密集弹雨，把煤油点燃后灌入屋内，顿时火焰冲天，匪军被烧得焦头烂额。救乡团趁机攻入阁内把大部分匪军歼灭，拼命突围的匪军也被聚而歼之，匪军营长被击毙。27日，部分逃窜到东阁乡的匪军被东阁乡民众围歼。28日，少数溃逃安民乡的匪军继续据险顽抗。
进攻高山匪军的救乡团26日晚上11时分数队围攻关帝庙、刘氏祠、官下村等匪军据点。在关帝庙的战斗中，救乡团采用火攻，拼命突围的部分匪军逃至高山镇的街头巷角，顽抗到天亮。27日，逃至西芦村的匪军被打死数十名，匪军营长被击毙。
经过3天激战，救乡团全歼林部驻龙田、高山两镇的两个营700多匪兵，暴动群众亦有60人阵亡。29日，林靖派部前往龙田镇压。但经过分化瓦解的林靖部作战并不积极，在多地群众的联合抗击下，林靖部节节败退，退往县城。
与此同时，暴动总指挥张端樵严格暴动纪律，避免殃及无辜，维持当地秩序，使得后来省政府没有了镇压的借口。更重要的是，驱逐或消灭林靖匪军是福清全县人民的共识，从士绅到富裕阶层，包括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等到贫苦农民，都同仇敌忾，民意基础十分广泛。
暴动胜利后，龙高代表再次向省保安处请求调走林靖部。县长也迫于压力联合县商会、教会和一些绅士为龙高代表说话。与此同时，侨居南洋的福清华侨团体也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为桑梓请命。张端樵也通过他与省政府代理主席方声涛的私人关系疏通，最终方声涛派出省教导团进驻福清接替了林部，乡民的正义行为也得到省政府的认可而没有追究。
此次暴动虽不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共产党员一直在暴动团体中积极活动，战前和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这次暴动还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骨干，为之后的组织恢复和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福州晚报》（2024年3月4日 A06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