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美松

　　鼓山史话

　　主办:福州市鼓岭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承办:福州晚报

修缮后的鼓山听水斋。林振寿/摄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又号橘隐，晚号听水老人、沧趣老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从小聪颖好学，早登仕途：13岁为秀才，18岁中举人，21岁成进士，次年入翰林，26岁起任乡试考官、侍讲、日讲官、侍讲学士，36岁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参与中枢机要，深受朝廷重用，号称“清流四谏”之一。1885年38岁时因中法战争“荐人失察”之过而遭贬抑，连降五级，时当盛年。返闽后闭门读书、赋诗、写字。近二十五年间，并未赋闲，而是大力从事教育事业和实业活动，曾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创办东文学堂，就任福建高等学堂、全闽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还亲自担任福建教育会会长，为推动近代新式教育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卓著。

　　一

　　陈宝琛少年英迈，学富才赡，仕途顺遂，壮年跻身馆阁词臣之间，不意因“甲申易枢”的波及而中断仕途。盖缘他正道直言，无所顾忌，报国心切，“举笔不忘规谏”，“常思借言责为酬恩之地”。故入清流而常发谠言正论，忧心国事，指斥误国奸佞，针砭时弊，力主革新政治。出任地方官时兴学荐贤，转变士习，会办军务，悉力御侮。对于这样一位有才华、有情怀、有政绩的名宦循吏，仕途中辍于38岁，休致回乡，现实显然是残酷的。

　　盛年投散的陈宝琛自然不甘就此铩羽隐鳞，息影林泉，他的致君济民抱负还远未实现。正如文友陈三立所说：“他虽戢影林壑，系心君国，尽抱伟略，郁而不舒。”因而在这赋闲岁月，除了吟诗自遣，悠游山林之外，还建“沧趣、听水二斋以娱亲”。奉亲是表达他孝养父母之心，但楼名“沧趣”，二斋俱称“听水”，则表明别具怀抱，大有深意在焉。陆游《诉衷情》词有曰“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时已年近七十，仍不忘抗金复国，无奈报国无门，“壮士凄凉闲处老”，心情之沉郁压抑可以想见。陈宝琛反其意而用之，以海滨江边的沧洲为名而独称“趣”，表明旷达开朗的情怀；事实上，他仍有志不得伸的苦闷，因此而有“弢庵”“橘隐”之号，实意韬光养晦以待时机，期望再度为国宣力。

　　当然，最见陈氏隐逸情怀的，还是他两筑泉边斋舍以为读书消闲之所。都命名“听水”者，自有深意存焉。众所周知，陈氏一腔热血倾心报国，却遭朝中昏聩当权者的打压、颟顸同僚的猜忌，被借故逐出朝堂，剥夺进言献策的机会，事出突然，自然令他十分失望。古人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他作为“清流”健者，自然不与污者同流，亲近青山清泉是其自然选择。一般隐者退归林下，多寻幽僻寂静之所托身，如晚明名宦曹学佺遭权贵攻讦罢职在家，在洪塘石仓园建“听水阁”以寄静心修习之慨。少有像陈氏那样专觅喧响的流泉之下、沧江之边筑舍幽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陈宝琛作为仁智之士，喜爱并亲近山水，是自然之事。他寄情山水，希望从中得到启示和灵感。

　　特别的是，陈宝琛亲水又重在听水，这与此前的许多名宦宿儒大异其趣。东晋名士谢安“东山再起”的故事人人耳熟能详，陈宝琛蛰居鼓山、小雄山两地，不以山名，应是着意避免望“再起”之忌，虽伏处24年，始终未有怨言，更无怨望。其名“听水”者，取意在洗耳修心，享读书养志之乐。如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所表达的：“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受谴遭贬仍然顾念君恩，荷戈赴戍自嘲宜于养拙，前辈如此旷达，自己作为后贤踵武前修，自然不会有什么私忿。陶渊明自动辞官归隐，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为的免受官场恶气，摆脱“心为形役”的枷锁，陈宝琛的私衷皆与之有别。他之所为异于开山祖师神晏法师，因嫌泉声影响禅修，喝水令其改道，反而移尊亲水，倾听泉鸣。流瀑虽声洪如雷，也不厌其烦，可见其豁达心境。如此隐忍，必是从“听水”反思中获得智慧与觉悟，无怪乎24年后重获起用，再居庙堂，其宠辱不惊的平静心态，实有过人之处。

　　二

　　陈宝琛算是实践了范仲淹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家国情怀、朝野之思尽蕴胸中。陈宝琛虽置身千里之外的海滨沧洲，陆续造作五楼，分别命名“赐书楼”“沧趣楼”“晞楼”“还读楼”“北望楼”，造楼养志不忘思君。回乡读书，娱乐晚景，仰望君王，诚恳表达恋君报国之思。他自称建斋、造楼为“娱亲”之用，实亦表达他的孝养之心。他曾作《沧趣楼杂诗》十首，以记“家居奉亲之乐”。陈宝琛造楼显露恋阙、孝亲之心，建斋则另有用意，虽然不足为外人道，但从其连续为二斋命名“听水”中也可猜度出一二心迹。

　　陈宝琛放归林下之后，按常理应有些许不服和不满，因非本身之过而代人受之，但他从不表露，不敢腹诽，更不放言，只是从幽居、听水中排遗苦闷，进行自责，而“退思补过”。他的归隐既非如陶渊明那样，为摆脱官役羁绊，回归自然以求自解，所以显得洒脱旷达，轻松快慰，如倦鸟投林，疲牛歇荫。而他方富于年，才锋新试，抱负初展，即突生变故，仕途戛然中止，令他猝不及防，又不得心生怨望，口出讳言。只是默默地承受打击，深深地自我反思，古有明训：“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以陈氏的才识，当此屏退之际，自然要“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所以回归之初，年届四十，即在鼓山灵源洞神晏法师修炼坐处，“结一小寮，颜曰听水”，并作诗称：“听惯田水声，时复爱泉响”。说明家居时多听田水之声，至此得闻深山泉响，别有一番情趣。他与二弟读书其中，“寒暑昼夜，备诸声闻，洗心涤耳，喧极生寂。”可见他在反法师之意，以喧致寂，意在洗心涤耳。洗心，在洗去尘虑之心，摒除功名之念，去失职之忿怨，修德养身兼养心；涤耳，亦在避听众人谤议之言，不平之语，默受责罚，皆因忍忿生寂。当然，“听水”之意亦可理解为谛听清水之言，祛除尘杂之虑；此时可与对话者唯有山灵泉音，可以惩忿窒欲，自求改过迁善。

　　1908年，陈宝琛年满周甲，又在永泰小雄山麓新筑“听水第二斋”。看来他不满足于鼓山旧筑，21年后又在更远僻的地方另建新斋，仍然系心听水。陈氏筑室听水，披榛剪葛觅泉声，与其父亲及两弟读书其中。同时也常邀好友到听水斋留宿话旧，听水谈心，欣赏“潺潺无尽水，穆穆未明天”。或与客人话旧谈心，或共同吟诗作赋，或“满衣清吹自凭楼”，自娱自乐，也成清欢。无独有偶，他的前辈诗人曹学佺于明末因得罪权贵而罢官归里，时年四十一，与陈氏年龄相若，遂在福州西郊洪塘一带筑石仓园以自隐，园内建一“听泉阁”，作诗称“高阁闻泉落，泉声入夜虚”，想来他的“闻泉”与陈宝琛的“听水”形同而怀抱未必尽同，前者悠游林泉，“遗世独立”，至多与文友酬酢吟唱，声色娱乐；而后者不忘国难民病，自愿担当救世醒民重责，虽潇洒却未“脱俗”，其高下不待智者作判。诚然，入仕者遭际不偶、急流恬退的经历与心情定有相通之处，只是各有私衷，不足为外人道。

　　三

　　从陶渊明、曹学佺到陈宝琛，当然还有更多的官宦隐者，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文人满怀抱负和憧憬踏上仕途，但能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走到底的寥若晨星。除少数因个人不淑而未能善终于宦途外，多数在宦海风波中遭折戟之厄，或处境不顺，志不得伸。部分如上述三人，或急流勇退，得以全身，或受贬逐退归林下，或觉事不可为，迷途知返，及早抽身。总之，但凡有操守、有智慧者，为明哲保身计，都选择了放弃，不与当朝昏聩邪佞的权臣上司为伍，特别是有个性者如严子陵、陶渊明、曹学佺、黄任之辈。忠直如陈宝琛者与之有别，既心恋魏阙，顾念皇恩，又不愿改弦易节，以求宽贷，而是自愿放逐，别作营求。陈氏未忘报国济民的初衷，所以在乡里除习静养志之外，还竭忠尽智从事有益于社会、民生的事业。

　　陈宝琛遭贬不失志，济民初心在，所以在近代历史转折时期，勇于担当创办新学的重任，承担艰巨的筹款修铁路的创举，为社会转型着先鞭，筚路蓝缕，成为办新学、兴实业的先驱。他在戢影家园的24年中，并不满足于幽居独处，盘桓于林泉田畴，读书养志、作诗会友，依然关注民生疾苦，在家乡从事公益活动，倡置“学堂田”，创办义学，让夫人出头创办女子家政学校，把旧书院改造为“螺洲两等小学”，在祖居老屋间创设织布局，收容贫苦族人，捐款设义葬基金。后受官府之聘，出任鳌峰书院山长，自1895年至1902年创办新学为止。

　　1898年后，朝廷颁行教育新政，陈宝琛联合志同道合者，陆续创办“福州东文学堂”（1898年）、“私立福州蚕桑公学”（1900年）；又改鳌峰书院为“全闽大学堂”（1902年），改东文学堂为“官立全闽师范学堂”（1903年），亲任监督；创立“闽省学会”（次年改福建教育总会，任会长），兼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1905年）；创办福建官立中等商业学堂（1906年），支持夫人王眉寿创办女子师范传习所（1906年）；福建师范学堂改名福建优级师范学堂（1907年），福建师范高教由此产生，同时支持王眉寿创办福建女子职业学堂与蚕桑女学堂。此外，他在1905年还曾任福建铁路公司总理，1906年赴南洋各埠募股170万元，1910年建成厦漳铁路28公里，为家乡实业建设献力，成为福建创办铁路的先驱者。说明他“听泉”的本心不在遁世，而在听从民意，待机而动；听从社会需要应时出山，再展怀抱，其精神值得嘉许。

　　《福州晚报》（2024年3月12日 A08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