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贞诚

　　70多年前，闽江上曾活跃着一条“红色地下航线”，地下党员从福州台江码头出发，将战略物资和情报送到南平的游击队，有力支援了闽中北游击革命斗争，为福建革命和解放作出积极贡献。这里也是地下交通员刘秀英战斗过的地方，她同共产党员饶刚生假扮夫妻，演绎了真实版“潜伏”的故事。她的战斗经历和革命事迹，被载入1959年由毛泽东题签出版的《星火燎原》和福建革命斗争回忆录《光荣的历程》中，她曾荣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勋章。

　　一

　　刘秀英1927年出生在福州郊区岳峰镇三角池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不到14岁就进纱厂当了童工。1941年，时任闽江特委特派员的大哥刘捷生从闽北游击区回到福州开展地下工作。当时她和父母租住在吉庇巷刘家祠堂，大哥常常带一些同志来家里秘密开会，这里便成了我党地下工作的联络站。开会时，她母亲就以做女工为幌子，在门口放哨。那时，福州城里经常突击盘查户口，遇到这种情况，就由刘秀英抄小路连夜护送同志们到三角池老家躲避风险。在大哥和革命同志们的教育影响下，她耳濡目染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逐渐萌生争取自由和追求进步的思想。1945年初，年仅18岁的刘秀英经组织考察，正式参加党的地下交通工作，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战士。

　　刘秀英从小聪明伶俐，办事细致，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组织就安排她送一封秘密信件给闽侯县兰圃乡区委书记林开正，这是她第一次接受任务。当时，乌龙江上没有桥，来往行人过江只能靠渡船，驻守在渡口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调派军警加强警戒，在检查站出入口严密盘查过往行人，想要突破关卡，困难重重。经过一番周密思考，刘秀英乔装成走亲戚，把密件藏在发饰的花朵里。渡船靠岸时，检查站的警察对下船人员一一搜身检查，她见状急中生智，把随手提的篮子紧紧抱在胸前，将敌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篮子上，并以篮中水果、香烟、鸡蛋为饵，引得敌人争抢，躲过检查。此后，组织上经常派她送信、跑交通，还让她秘密护送枪支弹药等。

　　新中国成立前，闽江沿岸许多农民世世代代依靠水运交通、驾驶木帆船到城里收集粪便垃圾，充当庄稼肥料。早在抗战期间，中共福建省委和闽江工委的地下党组织就利用这条航道，通过农民船工的地下党员进行秘密交通联络和运送武器弹药。1945年春，闽东特委急需把一批驳壳枪和2000发子弹送往游击区，地下党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刘秀英。她乔装成卖菜的农民，把驳壳枪和子弹藏在青菜篓里，挑着送到福州水部香巷尾，转交给在那里等候的林森官、林守金，由他们用木粪船运往闽侯南圃转送给游击队。

　　1946年初，党组织决定将刘秀英调往中共福建省委电台担任译报员，她只身乘坐特快船前往南古瓯游击区。那里的工作生活环境虽然不像白区那样复杂险恶，但是任务十分紧张艰巨，除了接受专业训练外，还要行军打仗，日夜轮流站岗放哨，粮草紧缺，居无定所。为了防止行踪暴露，被敌人追击，队伍只能在夜间行军，经常摸黑抄小路转移。恶劣的环境中，大家团结一心，相互帮助，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有一丝怨言，更加坚定了刘秀英的革命信念。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全国发动内战。盘踞在福建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加紧纠集大批宪兵保安、特务警探，四处布岗设哨，对全省各部山区游击队实行严密封锁。顿时，八闽大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福建省委遵照中央指示，结合全省革命发展情况，决定在省城福州建立省委地下联络站，加强党对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发动国统区工人群众开展地下斗争。

　　1945年12月，省委选派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省委委员苏华和饶刚生、陈德义等三人，秘密潜入福州，筹建省委福州地下联络总站。刚到福州时，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自行安家。饶刚生和陈德义在南门兜南校场粉干道（亭下）难民居住的地方找块空地搭了一间小木棚屋住下。饶刚生通过永泰凤落村老乡程杰官夫妻的关系，在白马河附近锯木场买了一些木板皮，锯成柴火出售，以贩卖柴火为掩护，小木棚屋作为临时联络站开展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选择，经省委同意，决定把福州地下联络总站设在潭尾街42号高振经营的“同和锡泊杂货行”。不久，由于对敌斗争需要，联络总站又转移到太平山山仔里村（即现在闽浙赣省委福州太平山联络总站）。省委赋予总站的任务：一方面，及时传达省委指示，加强与各地地委的联络，掩护省委与各地党组织主要领导安全过往福州，搜集敌情、守护电台等；另一方面，加强闽江沿线的革命活动，在闽江上开辟一条地下交通线，为省委开展游击斗争提供有力保障。

　　1946年7月，为加强地下联络总站工作，组织选派刘秀英来榕担任省委交通员。到达福州总站后，她迅速投入紧张的战斗。在苏华、饶刚生等领导下，与陈德义、黄丁香、黄梅英等一起工作。由于联络站来往人员出入频繁，而且南腔北调，容易引人注目。为安全起见，联络站只好搬到太平山双埔头村，后又转移到水部土山澡堂附近。为便于工作，组织上决定让他们以分别成立临时家庭为掩护，饶刚生以商人身份与刘秀英假扮夫妻，苏华装扮婆婆。从此，他们并肩战斗，直到新中国成立。

　　到总站工作后，刘秀英的任务更加繁重了。她不仅要负责传递信件、搜集情报、护送枪支弹药、医药用品等，同时还要护理游击区送来的伤病员及负责部分省委和特委家属的生活安排。凭着一颗对党的赤子之心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她一次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三

　　随着解放战争序幕的拉开，我省红色游击区域和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省委指示加快在闽江水域建立地下交通线，支援沿江山区游击战争。于是，苏华即带领饶刚生、陈德义来到闽江轮船公司，秘密筹建党组织。同时，遵照省委“扩大船只”的指示，饶刚生多次秘密潜入林森（今闽侯）县南圃村召开地下党员大会，策划航线对敌斗争工作，由南圃党支部抽调部分党性强、熟悉驾船技术、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来福州，利用现成木帆船组建闽江下游运输船队。1946年初，闽江下游运输船队党支部和闽江轮船公司党支部相继成立，林森官为闽江下游运输船队党支部书记，梁宝通为闽江轮船公司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直接受苏华、饶刚生领导。刘秀英、林开棋任省委交通员。从此，两个党支部成为省委在闽江上“两路人马一支军”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党的领导下，刘秀英和战友们在闽江航道上不畏艰险，英勇顽强，团结奋战，用勇敢和智慧与敌人展开惊险的较量，留下了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一次，组织上派她把信件送到闽江轮船公司党支部。闽江轮船公司坐落在台江延平路，毗邻苍霞三保平水码头与上下杭。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对闽江水路要道封锁，在江面上增派水警船日夜巡逻，严查过往船只；码头口岸戒备森严，从闽江轮船公司到江滨码头主要路口增设岗哨，大街小巷到处是警察、便衣侦探。刘秀英接到送信任务后，与往常一样经过仔细分析，缜密安排，顺利地把信件安全送达。正当她回程途经苍霞平水码头时，隐约发现被人跟踪。为了甩掉尾巴，她迅速绕道而行，与特务兜圈周旋，同时脱掉身上外衣，又将头发披散改变外表混入人流中，几经周折终于脱身。因为超过预定时间，总站领导苏华、饶刚生非常担心她发生意外暴露，当即要求做好转移准备。正当大家十分焦急地等待消息时，看到她急匆匆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总站，同志们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她也深知如果自己不幸被捕，不但面临生命危险，还会给总站带来麻烦。

　　还有一次，组织上安排她到洋中亭铜店取一挺轻机枪和一箱子弹，发送到南平游击区，这样一件庞然大物，怎么送呢？经过周密考虑，她把机枪拆散装到麻袋里，将子弹放在篓子里，找了一部黄包车，送往龙潭角轮船公司地下党支部青岛号轮船转交梁宝通。路过大桥头仓前中洲一带时，突然碰上国民党宪兵巡逻队，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坐在黄包车上的刘秀英顿时警觉起来。就在宪兵接近时，她镇定自若，一边从身上取出手帕和镜子假装擦脸，一边故意从口袋里带出伪币撒落地上，趁着宪兵捡钱的当口，她轻声催促车夫加快速度，快速离开危险地带，安全把枪支送到目的地。

　　据苏华等当年参加闽江下游运输船队党支部的同志回忆，从1946年到福州解放，地下航线这支队伍，在省委的领导下，不惧艰难险阻，团结协作，互相配合，利用城区内河联络站点，借助夜幕交替换船、变换水道等机动灵活的战术把一批批枪支弹药、电台和军用物资等，装在农民的垃圾船或粪船上，及时安全送到游击队手中，大大增强了游击队的战斗实力。

　　1948年底，福州临近解放，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顽固派早已惶恐不安，企图依仗兵力和武器优势作垂死挣扎，在对游击根据地进行“清剿”的同时，派遣大批宪兵警察、暗探特务进驻银行、报社等要害部门，对沿江码头口岸进行严密搜查，运送环境愈加险恶。10月底，接省委通知，有一批枪支弹药急需送往南平，总站领导临危不乱，综合判断，精心策划。为了安全起见，饶刚生抱病亲临现场指挥，并通知闽江下游地下运输船队党支部组织人员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埋伏，密切注视周围动静，做好掩护工作。傍晚，正当运输船停靠第四码头，准备与闽江轮船公司地下党支部派来的江依取、卞本胞交接时，被伪侦探队特务林天枢盯上。在现场指挥的饶刚生见情况紧急，立即示意在码头以卖饼作掩护的郑灼生上前纠缠林天枢。林气急败坏地推倒饼筐，欲追赶江依取和卞本胞。饶刚生又暗示在周围担任掩护任务的刘秀英等人一拥而上，围住林天枢，异口同声指责林天枢欺人太甚，刘秀英抓住时机与林天枢争吵并要他赔偿。林急于摆脱纠缠去跟踪“猎物”，无奈掏出一块银圆甩在地上，二话没说朝码头赶去。这时，我们的运输船已经起航驶离码头，胜利完成了任务。

　　在这样紧张又危险的斗争环境下，刘秀英和饶刚生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相互关心，后来在苏华大姐的见证下，他们结成革命伴侣。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刘秀英和地下航线的同志们服从组织分配，从隐蔽战线转入永泰农村，亲历了剿匪、反霸、土改、镇反和贯彻婚姻法等工作，为建立新生革命政权，巩固胜利成果，竭尽所能。

　　刘秀英先后在永泰县妇联和县第一区土改队工作，历任中共永泰县委委员、永泰第四区副区长、永泰县政府副县长等，曾光荣当选省党代会代表。1987年离休，2018年12月1日病逝。

　　《福州晚报》（2024年4月16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