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毅霖

寿山石降龙罗汉

田黄冻达摩面壁像

寿山田黄石兽钮方章

寿山石产于福州城郊三四十里的地方，石因山而得名。福建寿山石形成于数千万年前的某一次火山大爆发，尽管它们不过是地球上诸多矿产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机缘巧合地创造了璀璨多姿的文化历史。

在寿山石雕刻艺术史上，第一位在作品上留下工艺师姓名的是明末清初的杨玉璇。这位大师除了留下一定数量的作品，以及同一时代人对其零星的艺术评价之外，可查的资料甚少，以至于许多专家学者在对其考究之时错讹甚多。当然，相比于之前的无名可考的工艺界匠师们，又可谓幸之又幸。

同一代人的记载

寿山石的成分包括地开石、高岭石、珍珠陶石、叶蜡石、绢云母、石英等，数十种矿物质成分成就了这一印石界的翘楚。因成分组合各不相同，造成了寿山石五彩缤纷的特性，也成就了寿山石雕工艺师们善于运用巧色的特点。

只不过，收藏家们往往不关心他们钟爱的物件包含了哪些化学成分，除了论及雕工与篆刻艺术水准的高低之外，他们之间谈论的主题经常涉及色彩、凌度、手感、包浆等一系列把玩中形成的术语。

作为雕刻的历史，可考证的最早的寿山石雕是在南朝，那几个墓葬中出土的寿山石卧猪，现存于福建博物院，雕刻造型朴拙大方，刀法简单凝练。这表明距今大约1500年以前，寿山石已然成为随葬雕刻的石材，亦成为寿山石雕刻史上最早的范例。

大概发展到宋代，这种早期只用于随葬的工艺得到一定的拓展，乃至于官方采之以为器物。清代《观石录》载：“宋时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辇致巨石塞其坑，乃罢贡。”

而作为民间艺术品并广为流传的，当从明代开始。考证杨玉璇生平及艺术，最佳的文献莫过于同一时代人的记载，包括清初周亮工（1612—1672年）的《闽小记》《印人传》，高兆（1615年左右—1699年后）的《观石录》，以及朱彝尊（1629—1709年）的《寿山石歌》。

《闽小记》于“闽中绝技五”中载：“漳浦杨玉璇一寸许三分薄玲珑准提像。”把杨玉璇的雕刻列为“闽中五绝技”之一，所提及的“准提像”，为杨玉璇所作的浅浮雕或薄意雕刻。

又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陈汝咸重修《漳浦县志》所载：“杨玉璇，善雕寿山石，凡人物、鸟兽、器皿，俱极精巧。又能以寸许琥珀作玲珑准提，毫发毕露。”可见所谓“薄玲珑准提像”的材质可能为琥珀或寿山石。

《印人传》于卷三《书张鹤千图章前》云：“张鹤千日中，毗陵人，旧家子，学书不成，弃而执艺，从蒋列卿学雕刻鸟兽龟鱼之钮……以予所见，海内工此技者，惟漳海杨玉璇玑为白眉，予《闽小纪》中称为绝技，鹤千亦何让玉璇哉……玉璇年七十余矣，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

文中评论张鹤千印章雕钮的艺术高度及为人品性，尽管杨氏只是作为陪衬而提及，却无意间透露出重要信息，包括“以予所见，海内工此技者，惟漳海杨玉璇”与“玉璇年七十余矣，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前者以作者的眼界，认为海内工于这一技艺者，杨玉璇称最，只是杨玉璇年事已高，足足七十有余，将来登峰造极之人，还是终究要落在张鹤千的身上。

《观石录》载云：“王君宠：十八枚；汉玉色，杨璿（杨玉璇）作狐钮，项上微紫——神品。”“杨鞟（应为杨玉璇）作钮者八九，韩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槃礴尽致，出色绘事。”

《观石录》撰文于康熙戊申年（1668年），并于康熙己未年（1679年）由作者本人再度作跋。这是被业内视为专论寿山石的第一篇著作，文章记录了高兆11位友人所收藏的140余枚寿山石，其中涉及诸多史料和对现状的描述，但所提及的雕刻师仅杨玉璇一人，可见其工艺在当时的影响力。

《寿山石歌》云：“是时杨老善雕琢，钮压羊马麇麚羬。”诗文所提及“杨老”指杨玉璇，亦是诗文所提及的唯一人物。

生于明万历年间

尽管以上文献没有涉及杨玉璇确切出生年月等详细个人信息，但其中许多资料可以彼此对照，用以作出推断。

考周亮工及其《印人传》，周于1670年开始编撰《印人传》并于1672年5月（康熙十一年）61岁时去世，此时的杨玉璇70余岁，可见，杨玉璇的出生当为1600年左右或前几年。这种考证想来差距不会太远。无疑，这位名噪一时、声溢朝野的工艺师大致生于明代的万历年间，而主要活动于明末清初，以至于同时代年龄稍小的高兆和朱彝尊都推崇备至。

遗憾的是，关于这个寿山石工艺界的耀眼之星，家族的族谱没有为其空余出一个合适的位置。在其故里漳浦县佛昙镇，家乡人对于这位游子有如放飞出去又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过多的音信，仅在口口相传的记忆之中，若有若无地存在相关细微信息。

考其缘由，是一个历史的大事件横空而出，为这种信息链接的中断埋下伏笔，那就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迁界政策。在佛昙镇杨家族谱里，关于迁界前后数代先祖的记载早已散失。一些专家甚至作出猜想，认为杨玉璇定是在迁界政策下，生计受到了影响，不得不出走于省城。

回到大师生活的时代，我们可以留意一下那一时期其家乡的艺术生态环境，譬如当地的石雕等工艺。岸头村为明代杨守仁所立的万石秋卿牌坊，与下坑村杨守仁墓葬出土的一对花岗岩加禄晋爵石像生，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代当地或周边石雕的艺术水平。

前者因岁月的剥琢而残破不堪，但其中“万石”与“秋卿”等文字至今依然清晰可见，牌坊横幅刻有：“为江西建昌府知府、浙江严州府知府、直隶太平知府、湖广黄州府知府杨守仁立。”牌坊主结构为花岗岩，雕刻的构件为青石，这两种石材都是当地盛产的矿产资源。牌坊上部一侧现今残留一麒麟透雕构件，形象奇特而生动，细节突显，张开的长嘴更凸显雕刻者的功力。四边布以藤蔓状的云纹，这种风格似乎有别于当时中原一带的雕刻风格。

后者系墓葬出土，基本保存完整，两个1米多高的长方形石板上各刻一高浮雕人像，形象雍容大度，年纪在中老年间，一者手奉一鹿，另一者手奉一爵，动作舒缓沉稳，衣纹飘动凝练。翻动的宽袖底部和靴上层积的袍底，厚实中见灵动，真可谓匠心独运。

除了大型的石材雕刻之外，当地文献记载的雕刻工艺品主要是琥珀雕刻。漳浦的琥珀资源丰富，佛昙镇历史上亦有琥珀矿脉，康熙年间的县志就载有杨玉璇琥珀雕刻的信息，大概也能说明，杨玉璇离开漳州前，当地雕刻工艺的水平及其常用的材质。

落款可考第一人

明代晚期，漳州月港崛起。小范围的月港指今天的海澄、石码一带的港口，大范围的月港其实是整个九龙江入海口，甚至包含厦门港以及漳州诸多小港口的港口链，佛昙港亦在其中。

漳州相关史志多有记载当时民间海外交通贸易的盛况。明崇祯《海澄县志》载：“舶主而下，多财善贾者元不数人。间有凭子母钱称贷数金，辄附众远行者；又有不持片钱，空手应募得值以行者，岁不下数万。”仅一海澄县，下海经商与应募者，年不下数万，更何况整个大月港区。

可考的平和窑克拉克瓷外销，就从明代中期起，由漳浦旧镇港入海，远贩东西洋。彼时的平和县会聚众多当地与外地的制瓷与绘瓷高手，其中包括许多景德镇的工匠艺师，他们因为事业与生计，迁居到此。许多博物馆与私人收藏的器件证明，当时瓷绘甚至因接受了相当数量的海外订单，而受到域外风格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国际文化交流在这一时代共同生发，并渗透到一方的普通民众。

海洋贸易使得整个东南沿海，特别是漳州地区，迅速感受到经济高速发展与文化自由蓬勃的气息，漳州的工艺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惜在朝代更替之中，特别是清初的迁界令，使得当地的文化与经济发展急转而下，迅速地走向封闭。

杨玉璇当年离开故里，走向省城，定居于福州，甚至有专家声称其当过宫廷御工。可以肯定的是，传世的杨玉璇作品基本都与宫廷有关，其作品多作为宫廷的贡品应无多大的异议，但其人是否为宫廷御用，目前没有可考的证据。已有的文献资料倾向于，杨玉璇是一个生前作品就炙手可热的民间工艺师。

重新梳理这段旧故，是为寿山石雕刻厘定一个艺术脉络源头，这位作品大量被宫廷所收藏的寿山石雕工艺师，因为落款成为第一个可考的大师。一段时间以来，笔者曾致力于考究为什么寿山石雕至杨玉璇始有落款的问题，尽管迄今为止未能有精确的答案，但同一时代的许多工艺大师大概可以用来作为参照——

明代正德年间，制壶大师供春为紫砂壶作最早的款识。景德镇嘉靖至万历年间，制瓷大师昊十九常以“壶隐老人”为款识。德化嘉靖至万历年间，制瓷大师何朝宗常以“何朝宗印”为其陶瓷人物造像落款，开创了德化陶瓷工艺的何派。

显然，这些不同地域的工艺师们在各自的行当里，因为留下款识第一人而成为该领域的标识人物。在相近的年代里，他们不约而同地觉醒了工艺的创作自觉，显然不仅仅是偶发的。

中晚明时期，心学崛起，文人与商人、匠师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交融与合流，民间工艺师文人化的倾向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追求，工匠自觉地向艺术靠拢，并造就了一个工艺大师涌现的时代。

稍后于杨玉璇的两位漳州籍雕刻师周尚均和王矞生，一般被认为是杨玉璇的弟子。许多清代鉴赏家认为周尚均的艺术成就不逊于杨玉璇，甚至也有的认为已经超越了。如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徐康在其《前尘梦影录》道：“印钮以尚均制作为第一，杨玉璇次之，皆国初名手也。”又《漳浦县志》载：“王矞生，善刻寿山石人物，又能以桃核刻小舟为东坡赤壁游，樯帆舵棹毕具。”

杨玉璇、周尚均、王矞生三人一同被视为明末清初寿山石雕漳州工的代表，并作为寿山石雕刻艺术的开拓性人物。其中，杨玉璇则被称为鼻祖。

（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海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福建日报》（2024年4月23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