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金宏
清末由于西方对武夷山红茶的渴求，福州成为世界级的茶港。民国时期，福州港虽不复往昔，但福州南台依然遍布大量的茶行。通过3份民国档案，可以管窥福州茶市中茶农、茶商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当时整个茶叶产业链为茶农—茶帮—茶行—洋行。茶帮是经营茶叶的中间商，其实质是脚夫组织，一般是到产地收购运输茶叶，贩卖给茶行。茶行（或茶栈、茶号）亦是经营茶叶的中间商，从事茶叶收购、加工、销售和贸易。茶行把收购到的毛茶进行加工，如杀青、揉捻、发酵、干燥等制成成茶销售或贸易。茶行掌握了生产链中重要的环节——制茶工艺和销售渠道。在这条生产链中，茶农受制于茶帮，茶帮受制于茶行，茶行受制于洋行，致使成本高涨、品质欠佳，华茶声誉低落，行业凋敝。茶农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被层层剥削所剩无几，且他们势单力薄，无力与茶帮和茶行相抗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借助抗战时期的统制经济，政府势力开始介入茶农与茶商（茶帮、茶行）的博弈，各县区成立了茶叶生产合作社，形成茶农组织。档案《福建省政府（社会处）对福安缪循纲呈诉受福州茶栈垄断市场剥削茶农给福州市政府的训令》（1947年）讲述的是福安县的茶农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的经理缪循纲，向省政府控诉福州恒远公帮、义德堂与安利茶栈勾结垄断经营，收取茶叶佣金达百分之十（惯例为百分之五）；巧立名目收取“袋例”“茶办”等费用，剥削茶农。市府逐一核实后，禁止茶帮以陋习征收“茶茗”“袋例”等费用。
另一案件何同泰茶行与政府之间的行政诉愿历时三年，涉及宁德县、福建省和中央行政院三级政府。何同泰茶行创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从事茉莉花茶的收购、加工、销售和贸易。1935年，为进一步扩大生产，何同泰的创始人何培訚在宁德、罗源等茶区设立收购点，建立产、供、销一体的茶厂。
诉愿的起因是1939年宁德县政府以行政处分从严罚办何同泰茶行，责令其补偿茶农损失六百三十五元二角六分，并依据刑法“伪造度量衡罪”处罚金三百元。理由是何同泰茶行向茶农收购茶叶时擅用重秤，每百斤加重三十两。
档案《福建省政府对福州下渡茶行何同泰不服宁德县府责令赔偿茶农损失提起诉愿的批示》（1939年）记载了何同泰茶行不服，向省政府提请诉愿，理由为“该衡器是官秤，是在政府指定的昇平厂购买，无伪造或变造行为”等。省府批示：宁德县府处罚金并无不当。现茶农损失部分由县政府按百斤加重十六两查明计算补偿，其余部分撤销并移送司法机关审理。
何同泰茶行不服，向中央行政院再次提请诉愿。档案《行政院、福建省政府关于何同泰茶行陈晔为使用衡器争执事件不服本府之决定提起再诉愿的训令、决定书》（1941年）记载了中央行政院经济部决议：驳回。理由为“何同泰茶行用秤加重十六两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其有无变造行为，均不得以此作为避免补偿的理由。省府决议移送司法机关审理亦无不当”。
官秤是否有意变造，现已无从查证。笔者从双方数次交锋的言辞笔墨考察，何同泰茶行是福州大茶商，势力强大，对县府的讼词词锋犀利、逻辑严密，指责其意欲中饱私囊“借茶农之名义而为入己之账本”，并以行政机关无量刑权责试图推翻县政府决议。对省府的讼词虽言辞缓和，但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接到省府决议，十一月即向中央行政院再次提起诉愿，可见其态度之坚决强硬。
从县府、省府、中央行政院三级政府的决议看，表面上上级政府均维护了下级政府，但省府决议已做了让步。中央行政院驳回何同泰茶行的诉愿后，是否将其移送司法机关按伪造度量衡罪量刑？已无档案直接证明，但笔者推论是没有，因另一份文件显示此后成立了政府组织的东南茶区场厂联合会福建分会，何同泰的创始人何培訚积极参与筹备并担任常务委员。由此可见，此次大茶商和政府的博弈中，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何同泰茶行赔偿茶农损失，政府撤销伪造度量衡罪的刑罚。
茶农、茶商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政府的介入增加了茶农的集体力量，可以与茶商谈判争取自身利益。茶商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市场策略，试图在政府的管辖下找到自身最大的利益空间。在双方的博弈和妥协中，政府力量在茶市中愈发凸显。
从时代背景考察，1939年至1941年属于抗日战争时期，政府财政吃紧，茶叶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政府力量介入茶市打压茶商，符合统制经济的需求。此外，政府成立了茶叶管理局和省贸易公司统购统销茶叶，强势控制茶叶的生产和销售，重塑了茶叶产业链。抗战结束后，统制经济不再执行，但政府已成为茶市的主导力量。
从整个行业考察，福州的茶农、茶商均受洋行高利盘剥。究其原因，在生产方面大部分茶行仍维持上千年的手工制作，技术落后；在运销方面，仍维持百年来受洋行把持的局面，各个茶行资本少、技术弱、一盘散沙，均不足以抗衡洋行，只有政府介入才能改变局面。1940年成立了国营福建茶叶示范厂，规模宏大，开办资金达80多万元，成为全国最大的集产、学、研、推广、销售为一体的现代茶叶工厂。
总的来说，茶农、茶商和政府在茶叶产业链中各自扮演重要的角色，彼此之间的博弈构成了茶叶市场的动态平衡。抗日战争以后，政府逐渐成为茶叶市场的主导，深刻影响了茶叶市场的运行规则。可惜的是，民国时期战乱连连，政治腐败，政府力量进入茶市后亦不能挽救福州茶业之凋敝。
（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日报》（2024年6月11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