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戒 文/摄

乌山北坡的朱熹“福”字石刻。

　　福州是“有福之州”，此语最先出自一位外国人。1865年，名叫卢公明的外国传教士，在他《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翻译该书第一句为：“福州——有福之州，是福建省的首府。”

　　福州命名由来已久。自晋代以来，作为郡、府、州、军级行政区域的地名，福州相继有晋安、闽州、建州等多种名称。唐开元十三年（725），闽州都督府改为福州都督府，第一次出现“福州”。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因州西北有福山，故名。”福州之名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沿用至今，已近1300年的历史。

　　福山在哪里呢？坊间说法不一。

　　其一，董奉山。据《长乐市志》记载，董奉山原名“福山”，在古槐镇，为纪念三国时吴国一代名医董奉而改名。其二，莲花山。乾隆本《福州府志》载：“山形高峻，上锐下圆，若菡萏然，郡主山也”，莲花山又名永福山。其三，保福山。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早在宋代，它是福州的别称之一。其四，寿山。此山产寿山石，其田黄在多次国石评选中都名列榜首，福寿双全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福”的理想境界。还有一说，即意象之山，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无处不是福山。

　　“福山”难以定论，但福州之福却不负盛名。

　　福州得名之时恰逢开元盛世，从此与“福”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上少有战乱兵灾，所谓“兵戈不扰，太平就是福”，说的正是福州。从此，人们把美好的愿望浓缩在一个“福”字中，用这个吉祥的字眼来命名这座2200多年的古邑，寓意此地的居民福祉昌延，福分常在。

　　最突出的表征，在福州域内大大小小的山岭中，藏匿着诸多的福字——镌刻在山间的摩崖石刻。这是古来贤者、文人骚客、达官显贵对这方福山福水由衷的赞美！

　　以吾管见，在福州有关“福”的摩崖石刻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朱熹的两段石刻。这是由石刻的尺寸规模和朱熹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

　　朱熹，是享祀孔庙的人，被尊称为“朱子”。朱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代表性人物，为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朱子学在许多国家也有影响力。乌山是福州的地标“三山二塔”之一，步入乌山北坡公园，左侧的大岩石上，见有新刻朱熹手迹“福”字摩崖题刻，字径4.25米，结体谨严、端庄丰润，充盈着满满的福气。旁题朱熹晚年字号“晦翁”二字。怎么是新刻的呢？朱子为乌山题刻是有史书记载的。见《乌石山志》：“在双峰梦下，宋朱文公楷书‘福’字丈余，镌石。”原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建一座大型的水塔，将刻在乌山双峰梦下福字坪浸在水中，年久被毁。2009年，将在永泰嵩口镇梧埕村牛斜自然村福斗湾峭壁上题刻的“福”字拓来刻于乌山紫清园内，恢复了“福字坪”。

　　乌山是“三山”高度之最者，而鼓山则为登高祈福的首选地。甫一进入景区，可见路边有一方石碑写道：“鼓山摩崖石刻自宋迄今三百处。多在灵源洞附近。有宋代蔡襄、李纲、赵汝愚、朱熹等人的手迹。是我省书法艺术的宝库，亦为研究历史珍贵资料。”石碑统计数据是早年的，不够准确。据鼓山旅游景区公众号最新发布，鼓山现存摩崖题刻653段。故有中国“东南碑林”之誉。

　　朱熹在鼓山上与老友赵汝愚以题刻来交流友情，成为古代书法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外，还在异彩纷呈的摩崖石刻中留下了单字榜书。

　　在灵源洞前蹴鳌桥下，深涧靠西山岩壁上，巨大的一“寿”字，正楷，字高4.15米，宽3.05米，刚劲敦厚，旁款亦署“晦翁”。这“寿”字不仅是鼓山单字最大的摩崖石刻，而且深含寓意。“寿”字藏在桥下，“藏寿”谐音“长寿”，寓意藏“寿”显“福”。

　　相传朱熹在福州地区写有“福、寿、康、宁”四个大字。“福”在乌山，“寿”在鼓山，“康”在长乐，“宁”在福清。然而“康、宁”二字未见确切地点，有说“长乐”指的是福州东禅寺所在的长乐山，而非今天的长乐区。康山即长乐山之南。

　　为此，我还专门寻访了福州东门康山路11号，在新修复的康山书院门口有两块石碑，一块是落款朱熹的“康”，一块是清同治五年左宗棠的《康山书院碑铭》。

　　尽管有清《闽县乡土志》记载：“康山，有天香台，为古孝子进香祝亲处。旁刻朱子所书‘康’字，山因此名。”但是，从落款上看，与之前“福”和“寿”字题落“晦翁”不同；再说也不是天然的石壁，不符合摩崖石刻的定义。那是不是今人为修复康山庙文物而拓片所制？

　　真伪姑且不论，祈康锡泰的心愿可以理解。一如开发福山郊野公园，为营造更加浓郁的福文化氛围，植入了诸多的“福”元素：祈福台、福光隧道、保福境、福源等，最大的亮点是福字坪上巨大的“福”字，拓自乌山上朱熹所书的“福”字，高4.5米，圆润饱满，气势雄伟，是现今福州最大的“福”字摩崖石刻，旨在让福山实至名归。

　　朱子在福州遗存的“福”与“寿”两段摩崖石刻，不仅是福建省少见擘窠大字，而且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朱子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福观”，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主张治国理政当“修德行政，康济兆民”，与周武王向商纣王之叔萁子请教治国理政之道的“萁陈五福”典故一脉相承。他坚持“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讲究为官修德，修德的目的是为民造福；他主张“人之福祸皆其自取”，秉持了父亲朱松的“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告诫人们修福养福的重要性。

　　更为可贵的是，朱熹不仅是德福论的大力倡导者，还是躬身践行者。

　　仅举一例。朱子曾十余次来福州，尝居浦下女婿黄榦家中。相传宋淳熙十年（1183），朱子前来访婿未遇。女儿朱兑留父亲在家里吃饭，因家里太穷，一时又拿不出好吃的，只得端出葱汤和麦饭。朱子见女儿面露内疚之色，丝毫没有责怪，还当场写就一首《诗慰女儿贫》来安慰她：“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莫忘世上苦人多，前村还有未炊时。朱子能够如此安贫乐道、清廉自守、心忧黎民，正是出于“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的民本情怀。

　　清乾隆时期福州知府李拔赞叹：“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仅在乌山历史风貌区，不仅有历史留下的朱子祠，而且新辟的北园景区，是以朱子文化景观为主。充分表明了朱子文化对福州的影响至深，福州人民对朱子的爱戴至深。

　　“石不言语最可人。”朱子留下的“福”与“寿”字摩崖榜书是福州乃至福建重要的福文化资源，无疑再次佐证了福州是“有福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