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顺禹
今年8月22日是世纪伟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他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也与福建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三次到福建，始终关注福建的革命情况，关心福建的建设发展，情系福建人民的生产生活。
在闽西苏区停留一个多月
1931年6月，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完工作后，经中央批准，以特派员身份去中央苏区工作。
7月中旬，邓小平一行从上海启程，乘船到广东汕头上岸，联系到地下交通站后，经化装先乘火车到潮州，再搭乘小火轮到茶阳，然后改乘小船溯江而上到达大埔县青溪上岸。在红色交通站的同志护送下，他们踏着崎岖不平的山道，翻越荆棘密布的高山，趟过无数条溪流，顺利地进入福建永定，后经上杭到达中共闽粤赣省委驻地长汀。当时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之中，长汀县城以及所有通往瑞金的道路，都被国民党新编第二师第六旅卢新铭部占据，交通暂时受阻，邓小平他们只好先留在长汀等地等待时机。
当时的长汀市场繁荣，商店林立，水陆交通方便，汀江穿城而过，经上杭、永定、大埔至韩江，在汕头注入南海。所以闽西、赣南各县的物资纷纷汇集到汀江航运，长汀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繁荣昌盛的景象相似上海，在上海能买到的东西，在这里也能买到，所以从上海来到长汀的革命干部惊喜地誉称长汀是“红色小上海”。邓小平对长汀这个“红色小上海”也记忆犹新。时隔半个世纪后，1985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应邀来北京大学讲学的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问及陈鼓应的籍贯，听他说是福建长汀人时，邓小平不由得忆起待在闽西的过往，亲切地说：“长汀我去过，那时那里的经济很繁荣……”
邓小平在闽西苏区停留期间，还亲身感受了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给苏区造成的危害。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及党内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当时的闽西党组织确定其中心任务之一是肃清“社会民主党”，自上而下地彻底改造苏维埃。同时，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于5月作出《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号召各地要“以肃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限令在两个月内肃清“社会民主党”。在“肃反”的名义下，闽西肃反委员会独断专行，任意践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法制。他们把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打击面越来越大，掀起了一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狂潮，导致大批优秀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蒙冤受害，给苏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邓小平亲眼目睹了这种严峻的局势，内心十分不平静，忧心忡忡地认为，再这样下去，不用敌人来打，苏区自己就会搞垮自己。所以不久之后，他在担任与长汀毗邻的瑞金县委书记时，会深入到各区乡调查了解肃“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倾力纠正从闽西延及瑞金的肃反错误，为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使得瑞金全县局面大为改观。这其中，在闽西所见所闻的肃反危害肯定引起了他的思考。
8月初，邓小平到达与长汀毗邻的红都瑞金。在那年11月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和张鼎丞、郭滴人等先后向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汇报了肃反中的种种错误做法，要求立即停止肃“社会民主党”，并平反冤错案。党中央拨给闽西5000多元作为善后救济费。此后，闽西苏区遵照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坚决纠正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这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才基本上得到制止。1933年7月，邓小平在担任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主编后，也常宣传报道红军东线战场——闽西战场的战斗消息。他常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撰写文章。如1934年9月，朱德运筹指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密切配合在长汀东南的温坊取得大捷后，邓小平用“编者”的署名，在《红星报》第64期第3版发表了《温坊战斗的胜利》一文。该文以生动的笔触，详细地报道了温坊战斗的战绩和全过程以及经验教训，还附有战斗地形图一幅，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
三年困难时期福建基层“随便走一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邓小平就参加了中央领导工作。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61年2月，时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来福建视察调研。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福建自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失误和连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全省国民经济遭受重创。特别是由于农业连年减产，粮食和农副产品大量减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随之减少，日用工业消费品也生产不足；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各项事业发展过快，又使货币投放量大大增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从1960年起，福建明显地出现了市场商品供应紧张，尤其是粮食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邓小平对此极为关心。当时正是农历春节前夕，尽管邓小平在福州只是小住一天，但还是决定到基层单位“随便走一走”。
2月2日上午，邓小平一行在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的陪同下，来到福州石雕工艺厂参观。福州石雕工艺厂位于南后街水流巷居民区内，只有300余平方米，条件十分简陋，生产车间与工人住宿区连在一块，厂里的陈列室也很小。但由于是传统工艺品生产，工厂的生产情况倒是还好。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在陈列室参观了琳琅满目的寿山石雕工艺品名家名作，详细询问了产品销往东南亚等地的情况，还亲切询问老工匠的雕刻技艺和生活状况，等等。邓小平从石雕陈列室走出来后，很自如地来到了工人住宿区。他频频向工人们点头微笑、亲切握手，随和地询问了工人的生活情况，诸如工人是不是住在工厂宿舍、商品供应紧张是否影响工人的生产，等等。
离开石雕工艺厂后，邓小平一行又来到福州市郊的黎明人民公社。当时，黎明公社主要种植蔬菜供应福州市区群众的生活需求。邓小平参观了位于工业路旁的菜地，并向陪同的干部和在地头劳动的社员了解蔬菜生产情况和郊区群众生活的情况。
邓小平所到之处，与工人、农民亲切交谈。参观回来，在省委常委会上，时任代理省长伍洪祥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了很多具体问题，包括福建的粮食问题、受灾情况、工业生产等。他在讲话中肯定了福建“种粮食自由一季”的做法。该做法即利用冬闲，把田地分到农民家里，自由种一季，收成归农民自己，使农民得到实惠。他强调指出：“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刮得很猛，中央下决心调整经济，不能再搞大跃进了。有些建设项目要下马，能建好的抓紧建好。”
当天下午，邓小平离开福州前往厦门。2月3日上午，邓小平到达厦门。经过短暂休息后，在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修德陪同下，又前往漳州视察。邓小平一行听取了龙溪地委的工作汇报，察看了漳州的市容市貌，高度赞扬龙溪人民在大灾之年仍取得可喜成绩。他要求地委领导班子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工作，要发挥全体同志的积极性，努力把党的建设搞好，把工农业生产搞好，争取更大的成绩。邓小平在漳州期间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漳州木偶剧团的精彩表演。
对厦门经济特区提出殷切期望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首先开放，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随后又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福建由对台军事前线一下子变为改革开放前沿，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正式动工兴建。
1984年的早春二月，南国厦门已是春意盎然。2月7日这天上午，这座海上花园城市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的陪同下，在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后，乘专列抵达厦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和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以及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市长邹尔均等人，早早来到厦门火车站月台上，迎接邓小平一行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一行在省市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厦门东渡港码头。他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几个5万吨级深水泊位码头，关切地询问工程负责人有关工程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厦门东渡港的岸式杂货码头是当时国内最大时，指示说：“发展经济特区，一定要基础设施先行。”
离开东渡港，邓小平一行登上鹭江号游艇，一边游览海上风光，一边听取项南汇报工作。项南在邓小平面前铺开一张厦门市区地图，开门见山要求把经济特区的范围从湖里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项南还向邓小平细说了福建这几年集中全省力量重点进行厦门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并进一步提出，最好把厦门建成自由港，实行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来往、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同意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的意见，指出：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项南进而提出最好是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也能对外开放。邓小平表示：“这个问题，要等回北京后，跟第一线的同志们一起研究。”
游艇靠岸后，邓小平走上鼓浪屿码头。鼓浪屿的居民和游客自觉地站在街道两旁鼓掌欢迎。在游览中，邓小平指出：厦门是个好地方。像鼓浪屿这样的地方不多，要好好保护。随后，邓小平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鼓浪屿“好八连”和厦门水警官兵代表，并分别同他们合影留念。2月9日上午，邓小平来到厦门大学。在建南大礼堂，邓小平接见了厦门大学的主要领导、各系和部门负责同志、著名教授、学者、先进工作者和学生代表200多人，并与他们合影，接着乘车前往湖里工业区。在湖里新建成的特区政府办公楼下，邓小平下了车，环顾四周，只见厂房林立，道路畅通，工人们正在兴建新的工程。眼前的建设场景如此热火朝天，他频频点头。走进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会议室，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向邓小平汇报了厦门经济特区三年来的建设情况。由于厦门一直地处海防前线，基础设施落后，2.5平方公里的特区就要推掉9 座山头。尽管如此，比深圳晚起步一年的厦门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就完成了780万土石方的平整工作，建成了40 多万平米的厂房。邓小平听完汇报后，省市领导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站起身，走到放着笔墨纸砚的桌子前，提起笔，饱蘸墨汁，一口气写下：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
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
邓小平的题词，不仅肯定了办经济特区的方向和成绩，更提出了对经济特区的殷切期望。从湖里出来，邓小平一行又直驰高崎，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厦门机场。邓小平同意项南将机场命名为“厦门国际机场”的提议，鼓励加强对外联系。离开机场后，邓小平又特意视察了陈嘉庚生前倾资创办的集美学村，先后参观了集美鳌园、陈嘉庚故居和归来园，并为陈嘉庚诞辰100周年纪念画册题词，勉励大家要继续办好集美学村。邓小平还会见了居住在厦门的台湾同胞和归国华侨代表。在认真听取福建省和厦门市的侨务工作汇报后，他指出：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并确实落实好归国华侨的房屋政策。第二天上午，邓小平乘车离开下榻的厦门宾馆，冒雨来到万石植物公园。沿着泥泞的小路，他走到后山，抡起铁铲埋头挖坑、培土，种下了一棵大叶樟。陪同的王震和省市其他领导，也种下了10多棵大叶樟和南洋杉。之后，邓小平一行乘专列离开厦门前往上海。
这一次的南方视察，使邓小平对办好经济特区充满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讨论经济特区问题时说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还明确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还派人专程到厦门传达了邓小平这一谈话内容。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厦门特区从湖里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成为确凿现实。《纪要》指出这是“为了发展我国东南部的经济，特别是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而作出的重要部署”。
邓小平“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题词和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的决策部署，为厦门特区的改革开放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政策支持。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副处长）
《福建党史月刊》（202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