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梦笔

　　闽台文化同源同流，其中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中的篆刻艺术，自然也是一脉相承。由于地缘之近、血缘之亲、文缘相承，闽台篆刻艺术在历史上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与互动，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相望相携，展现着闽台独特的文化意蕴与人文风韵，共同谱写了闽台篆刻的华丽篇章。

　　一

　　中国篆刻自明中叶开始，以文彭、何震为流派篆刻艺术先驱，逐渐将文人篆刻推向高潮，一时印学之风盛极，名流竞起，呈现出以吴越及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地域性发展的特征。在冯承辉《历朝印识》收录的明代印家中，福建地区的就有14人。自明代的魏植开始，福建篆刻已走过400余年历程。明末的宋珏也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代表，清代周春《论印诗》载“闻说莆田宋比玉，创将汉隶入图书”，说的正是宋珏擅以八分入印，如窥汉风，突破篆文入印的主流传统，被纳入篆刻艺术中重要的部分。他所提倡的隶书印风，曾在诸多篆刻流派中一度消弭，又因其明爽简劲的特色极具意趣，在民国初年再度抬头。

　　清初的印人多为明代遗民，或以节气著，或以文章名，承明代之绪，展示了以印寄怀的精神。在隐于福建的黄枢、刘渔仲先后影响下，先后有黄炳猷（克侯）、薛居瑄（宏璧）、陶碧（石公）、林熊（公兆）等一批印人。又有江皜臣，善治玉印，切玉如切泥，名重一时；林皋，远绍汉印，近师汪关，有所谓丁敬之前“两浙久沿林鹤田派”之说。同时还有李云谷、林熊、林晋白、杨叔夜、刘履丁、沈鹤生等人，构成了闽派的篆刻气候。这一切，得益于偏安一隅的地理优势、文艺的自觉、经济的繁荣、寿山石的地利之便等诸多因素影响。同时入闽印人与闽中印人的交流互动也引领着一代风尚，诸如入闽的仕宦印人周亮工、许容，他们带来了文化凝聚力、包容力与开阔的视野，推动了闽派篆刻的繁荣壮大。

　　明末清初的印风，在明朱简的《印经》中有记载，“及吾徽、闽、浙诸俊所习，雪渔派也”，可见何震印派对福建产生过较大影响。随着篆刻艺术的光大，明末清初福建的篆刻不仅体现在印人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平直追吴越地区，并呈现漳海、莆田、福州等区域印人集聚的效应，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些执牛耳者与中坚力量，让福建篆刻艺术的区域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大。

　　经过清初的探索孕育，进入清中叶，福建印坛依然是之前印风的延续，林皋的印风影响甚广。晚清，出现了林霔、黄鹓等印人。印风探索上，除了林皋自成一派，福建印人对各流派都有所学习与消化，主要仍体现对盛行的浙皖两派印风的吸收。自1861年赵之谦来到福州以及赵叔孺宦游福建十多年间，两人活跃了印事活动，使浙皖派印学影响更为深入，涌现出近现代的林承弼、陈宗烈等人，成为深研浙皖印风的典范。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印坛别开生面，尤其在道咸之后，印人锐意变革，不蹈寻常，旧时的流派已远非浙皖两宗所可以概括，大师迭出，晚清四大家的出现，将印坛推向了极盛，闽地一带则由黄牧甫开一派风气，多元融合。到当代，有书家陈子奋、潘主兰、周哲文等诸先生，领衔闽派印风，以样式言之，高古印、流派印，无所不包，将闽派开放包容多元的艺术态度推向深处。

　　二

　　相比较于福建欣欣向荣的篆刻艺术，台湾的篆刻发展则受限于历史时空的限制，显得筚路蓝缕。其篆刻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明清时期；二是甲午海战后的日据时期；三是1945年之后至今。清初，台湾隶属福建，僻处海外，文教措施薄弱。清中叶之后，由于两岸往来便利，一些文艺造诣颇高的官绅以及文士书画家由闽入台，推动了艺文的传承与发展。清嘉庆、道光年间大陆入台的文士中，福建有郭尚先、吕世宜、谢颖苏、陈邦选等人。其中，被誉为“台湾金石学导师”吕世宜的来台，标志着台湾篆刻艺术进入发轫之初。经过在台印人的努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印坛出现了的第一次高峰。1945年之后，台湾篆刻艺术的发展一度呈现出困难与机遇并存的局面，随着大陆渡海来台学者的先后到来，为台湾篆刻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掀起六七十年代第二次高潮。1949年，居于台北、祖籍福建的戴比南先生见到许多大陆名家来台，决定以印会友，由1950年组成“台湾印学会”，重振篆刻风貌；1961年王壮为、曾绍杰、王北岳等成立海峤印社；1975年，以海峤印社为主体，成立了台湾地区篆刻学会，担负起台湾篆刻艺术发展的任务，掀开了台湾篆刻发展崭新的一页。

　　台湾自明郑时期，即有大量的开垦移民，在书画艺术领域，福建的艺术风格成了台湾艺坛上最活跃的元素，但清初整体的艺文发展依旧迟滞。篆刻艺术真正发端，则要追溯清乾隆、嘉庆年间，福建书画篆刻家郭尚先、昌世宜、谢苏颖、陈邦选、郑贻林等人的到来。尤其是吕世宜的入台，对台湾篆刻的发展有开拓之功。这一历史时期，台湾印人原籍多数来自福建地区。

　　郭尚先是以帖一路见长的书家，书画之外亦兼攻篆刻，作品在林鹤田、吴晋间，用刀圆熟，布局工雅。吕世谊是同时代的书家，尊郭尚先为师。这个时期，大陆的文史考据与金石学兴盛，碑风大张，以碑派隶书见长的吕世宜受板桥林家的邀请，入台授徒讲学，将金石学和碑流引导入台，唤起文雅之风。从说刻帖、谈石鼓文，到评褚河南书再到论各家书，极大启迪了台湾书坛的书学理论。他所携带的书籍与金石拓本极大开阔了在台文人士子的眼界，他为林家购置了善本图书数万卷，金石拓本数十种，为台湾近代金石学打下初步基础。

　　谢颖苏在台多地讲授书画艺术，客观上推动了书画篆刻艺术发展，他亦精擅篆刻，作品流传福建台湾一带极多。《台湾省通志》载：“至于清代游宦幕式流寓之士工书画者亦有多人，而以谢颖苏与吕世宜最杰出。”这些寓台的福建文士多为科举中第的进士举人，家学深厚，他们在书画篆刻上的推动，深深激发了当地印人的热情——不断探索金石、倡导印学，让台湾篆刻始见萌芽。

　　三

　　日据时期的台湾篆刻主要成就体现在推动印学社团的成立发展，跨地域的交往与互动交流频繁，发行了系列的印学刊物，形成印学研究体系。虽然篆刻艺术在理论上有了系统的整理，但篆刻活动仍然是一种民间活动，并未出现领军性人物。随着日本战败，社团自然解散，印事活动也随着搁浅了下来。1946年之后，许多艺术造诣颇高的篆刻家渡海抵台，倾囊相授于弟子门人，篆刻之风又渐开，成为台湾篆刻发展重要的推力。同时在戴比南先生的倡导下，书法篆刻研究社团再度兴起。此间先后赴台的福建书法篆刻家有高拜石、林天衣、俞兆年、梁乃予等人，有些成为了台湾印坛光复初期的扛鼎之人。

　　高拜石先祖为官宦世家，祖籍为浙江，世居福州，毕生从事文化事业，他曾在台北开办“古今艺苑”，多次主持书画展、刊物出版以及古代艺术珍品鉴赏等活动。他的篆刻艺术师承于福建青山黄葆戉，篆书专攻大篆，受其师影响，印风古穆，由于纵横于文学、历史、艺术多领域的综合素养，让他成为了台湾早期典型文人治印的代表。林天衣是福建福州人，金石考据功底深厚，印风典雅，刀法上吸收了吴昌硕、黄牧甫的风格，圆润平实。

　　梁乃予为福州人，与高拜石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王北岳对两人的篆刻有这样的评价“高拜石之师为青山农（黄葆戊），隶书循伊秉绶及吴昌硕石鼓、隶书的影响，其隶书打破方格一致之方式，有大有小错综穿插，自成一格而超出青山农。高先生临《籀范》之方式，先参考拓片，综合《籀范》之缺失再对照拓片，终成为自己风格结构严谨笔法苍劲。其用心于篆隶之功并善于将篆书带入篆刻，成就非凡……当然晚近几年梁乃予加入许多较新之观念，使面目更活泼而有创新之面貌。”

　　这些渡台的篆刻家多为公职人员，他们既有精湛的艺术水平，又有渊博的学识，十分强调人品与艺品的合一，广泛培植人才、开展教学活动，润物无声，举办文艺赛事、著书立说、出版印谱、创办杂志，可以说不遗余力，提振了整个篆刻艺术创作的风气。俞兆年曾任职于法院；高拜石1947赴台后，为台湾诸多报刊撰稿，活跃在台湾新闻界；梁乃予赴台后先于公务机关任职，后转至艺专任教，教育英才无数，组织门人出版《意古楼印课》《意古楼印集》，并定期组织讨论切磋，发表诸多篆刻论述，对后人影响甚深。

　　《福州晚报》（2024年9月25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