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麒
高澍然（1774—1841），字时埜，号甘谷，晚号雨农。福建光泽人。
他一生经历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其短暂仕宦生涯的“至高点”，是曾官至内阁中书、侍读。然因“宦、学不可兼”，他壮年即辞归不复仕进。史称其“生平喜居不竞之地，视名利无足动其心者”。
文如其人。高澍然主张“文贵载以气”，时人评“其文气静而体洁”，为“今之宗匠”。他以渊博学识、刚正秉性，肆力于古文辞、参与重要修志，而成为当时有名的古文大家、方志学家。
《抑快轩文集》
高澍然致陈寿祺信札
光泽文学世家
高澍然家族世居福建光泽县（今隶属南平市），是一个有良好文学之风濡养的家族。而这始自高澍然祖父辈的文学家风，不仅经世代绵延润泽自家后人，更因其延名师、“使同学”，而泽被、大有功于光泽士林。
高澍然祖父高经组，本就是个饱学之士。其有二子，长为高腾（1749—1807），次为高搏（1750—1822）。高腾即为高澍然之父。
为更好地教授儿孙，高经组还特意请来了当时颇具盛名的才子——进士黄堂、金荣镐等人先后来高氏家塾任教。这时期，高氏家塾里，不仅有高家人，还开放给其他光泽本地“士之才良者”，让他们同在此处受学而获益匪浅。高澍然后来在《光泽县志》中为黄堂立传时就有提及，从黄堂游者，有高腾、高搏、曾韶、高迪四人，曾韶（字夔堂）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举，高腾与高迪则同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举。
明时，光泽还甚少有功名在身、能著述之人。高经组后至高腾这一代，光泽籍士大夫及士子在经学、文学上渐渐崛起，逐步蜚声省内外，也令光泽县成为“邵武府中仅次于建宁县的人文中心”。
高腾除从学黄堂外，为诸生之时，听闻古文大家朱仕琇（1715—1780，福建建宁人。乾隆十四年进士。闽省著名古文家，不懈传授古文。曾任鳌峰书院山长，掌教十余年）的盛名，还特意前往省城受业于时在鳌峰书院掌教的朱仕琇，“得其窔奥以还”。
中举后，高腾曾任福鼎县学训导，著《汉学咫闻》教授诸生，令福鼎“士风丕变”“福鼎士知汉学自腾始”。乾隆五十六年（1791），高腾以亲老告归，教授光泽乡里，“人才郁然，光泽遂成名县”。除《汉学咫闻》二卷外，高腾还著有《九皋草堂文》三卷、《鷇音初集》二卷，其诗歌、古文理论也对高澍然产生了很大影响。
高澍然为高腾的长子。除了承父、叔父等家学外，高澍然还有来自高氏绣草庐的陈绩、李祥赓、张绅等家塾名师的指导。其“生而敏特”，经名士教授，又有苦读精神，博览经史子集，且尤精于史学。15岁时，他开始学习举业，于嘉庆六年（1801）选为拔贡，并通过乡试中举。
但嘉庆十年（1805）的会试，高澍然落榜了。此后，嘉庆十二年（1807），他曾任内阁中书舍人，后又调任侍读。但时间很短——在京任职的这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以未能居家孝养而感憾恨，也苦于“宦、学不可兼”，选择了辞职归里，“抚教弟、妹四人，以慰先人”。
高澍然认为，“治身心自远名利始，于是名利心益淡，学益进”。壮年不复仕进的他，将身心都投入于治古文辞中，也为振兴光泽文教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而他这种淡泊名利的家风，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子孙。如他的儿子高孝祚、高孝敭就均有文名，在《光泽县志》中有传。
高孝祚（字屺民），善书。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选为拔贡，后官直隶州州判。但与父亲一样，他不久就辞归乡里，掌教于杭川书院。高孝敭（字幼瞻），能文，著有《箓园文稿》，其“为文有家法，善叙事，措辞如铸而平澹简逸，如其为人”。
高澍然之孙、高孝祚之子高熙翰，也是静挚好学之人，于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后也掌教杭川书院。高熙翰之子高维岳，弱冠为弟子员，同样能文，声闻乡里。
自高经组起，至高维岳，光泽高氏前后六代业儒，颇具文名，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当然，高澍然是其中最受瞩目之人，成就也是最高的。
治古文，倡修志
“今之宗匠也”
在古代散文学上，高澍然的造诣颇深。
高澍然对韩愈的文章尤为偏爱，并深入研究数十年，著有《韩文故》一书，对韩愈的古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评注与分析。他认为自己不是学诗之才，但他对古音韵也有研究，著有《诗音》。他“研说经传”并“深于《春秋》”，撰写了《春秋释经》十二卷，清代经学名家、著名藏书家陈寿祺为此书作序，称高澍然“能一扫诸家缴绕苛细之习，文洁而不浅，义密而不烦……先生治古文辞，撢稽济时之略，有位于朝而优游家衖，勤味道腴，其胸次有大过人者。”
除前述提及的这些著作之外，高澍然的存世著作还有《抑快轩文集》七十四卷、《李习之文读》十卷。而其《诗考异》三十卷、《论语私记》二卷、《河防三编》各一卷、《古文大学解》二卷、《汉律历志注》二卷、《河略》三卷均已佚。
高澍然的古文创作数量蔚为大观，创作成就也得到很高评价。道光年间曾任福建兴泉永道的周凯，在与高澍然相识前就看到过他的古文，感叹其“古文正宗也”。谢章铤认为高澍然“文以养胜，其体洁，其气粹，平淡出之，令人有悠然不已之思。生平致力韩子而所得和易，乃近于欧、曾，于欧去剽，于曾去滞。”陈衍则说：“吾乡之号称能文于当世者，至明始有一王遵岩，至清始有一朱梅崖，继之者雨农。”
不仅是在古文学研究与古文辞创作上，高澍然还在地方志的纂修上留下了他援笔直书、刚正不阿的身影。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参与重修道光《福建通志》。
道光八年（1828）福州贡院号舍修成后余下“二万余缗钱”，在乡里同仁的倡议下，在时任闽浙总督孙尔准的支持下，被用于《福建通志》的重修。道光九年（1829）四月，设在福州三坊七巷吉庇路的福建通志局开局，“一时才彦”云集于此，共赴盛举。
据林家溱《福州坊巷志》“吉庇路”章节载:道光九年，重修《福建通志》，设局于路北之刘氏祠。陈寿祺充总纂，分纂有高澍然、张绅、冯登府、王捷南、陈池养、张际亮等18人。
高澍然分纂《选举》《职官》二门，因为旧志中这两部分“极残芜”，陈寿祺特意让“性耐烦碎”的高澍然负责。此外，高澍然又独纂《福建历朝宦绩录》四十卷、《闽水纲目》十二卷、《列传》等。据《雨农府君行状》记载，这版《福建通志》有一百六十三卷出自他手纂，占到全书的五分之二，足见其之能与才。
道光十四年（1834），陈寿祺病卒，高澍然继任总纂，承继陈寿祺之志，续成全书。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糜赀四万，惫群力六年”的《福建通志》终告竣。是书共四百卷，“搜微正舛，差称完善”。
民国时期，陈衍亦篆修通志，他对陈寿祺、高澍然等人重修的这版《福建通志》就有很高评价：“此志地理、沿革、山川、职官、选举、经籍各门皆考订精审，非名手而细心研究者不办，迥非雍正、乾隆二志所及。各种列传之事迹，实由于采摭淹博，贯串精熟，剪裁得当，其稿本未知出自何人，几叹观止！”
遗憾的是，这版《福建通志》并没能完稿刊行，以至于陈衍有“其稿本未知出自何人”之言。
当时参与修志的知情人发声，认为道光版《福建通志》最后未能完稿刊行，和梁章钜有关。
梁章钜是嘉庆、道光期间的诗人、文学家、金石书画家。他曾与陈寿祺比邻而居，二人往来甚密。后来生出嫌隙，再加上种种复杂因素，最终导致梁章钜对道光版《福建通志》发难。他联合了省内七位乡绅到官府，“状告”此版通志“体例不善”，存在“儒林混入、孝义滥收、艺文无志、道学无传、山川太繁”五大弊端，认为其不宜刊刻。
志局同仁纷纷抗议，高澍然还撰写了《与郑方伯、王观察论通志兼辞总纂书》进行驳斥。但他也明白：“澍然以外县孤牛与省中数巨公角，知必不敌，惟有抽身远去耳。”道光十五年（1835），高澍然辞总纂职。高辞总纂书深得陈衍赞赏：“高先生寓书当道，力为驳斥，至辞馆不就。其行谊可饮矣。其书洋洋数千言，可谓至文也。”
道光版《福建通志》迟迟未能刊行，后来终于散逸。同治年间，方由魏敬中任总纂，搜集残编，重新修纂，此时，人力、财力处处受限，最终只刊成二百七十八卷的《福建通志》。
未能最终力挽狂澜的高澍然，后来回到了光泽，于道光十七年（1837），受邀担任《光泽县志》总纂。他重新规范志书体例，扩内容，严勘校，将原本十一编的旧志改写成了三十编。道光二十年（1840）书成，“识者谓高出诸志”。
辗转多处执教
以驱除名利之心为要义
渊博的学识，也让高澍然在教育上有所作为。道光三年（1823）至道光十三年（1833），高澍然曾执教于鳌峰书院，教授林生坡、赖子莹等人学习古文，后因病辞去鳌峰书院讲席。
道光十五年（1835），辞去《福建通志》总纂职后，高澍然应时任福建兴泉永道周凯之邀，前往厦门玉屏书院主讲。
周凯（1779—1837），字仲礼，浙江富阳人。他是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道光二年（1822）由编修授湖北襄阳知府。道光十年（1830），奉旨授福建兴泉永道，驻厦门。在兴泉永道任期内，周凯颇有政声，尤其是其重修、建设玉屏书院，更是颇得好评。
是年五月，高澍然授教于玉屏书院，“于是岛上弟子，能古文者……皆居于书院。游宴皆有所作，为诸生评削制艺，绝去时径，俾人真理，一时称极盛焉。”玉屏书院由颓败、重建，而走向兴盛，艺文活动蔚为风气，文教之风也播撒四方，辐射甚广。
虽然慕名来求学者甚众，但高澍然在玉屏书院的执教时间仅有三个多月——因周凯调任台湾道，高澍然也很快辞归，“弟子皆泣下，深叹古文之学不行也”。
回到光泽的高澍然，又重新走上教席，执掌光泽县杭川书院和邵武府樵川书院，“往来奔走，督课不倦”。他教导学生，应以驱除名利之心为第一要义，而潜心治学。许是因为这都是高澍然要求自己并且时时践行之道，所以“诸生皆服其教”。
道光二十一年（1841）闰三月初三，高澍然病卒于家，年六十八岁。据高孝祚所撰《先考雨农府君行述》中载：“全县士农工商民众皆致哀悼，且集资在县西南郊建祠立祀，自县令以下咸乐施助。闻府君丧者莫不流涕，市贾乡农皆长太息，走相告曰：‘一邑之栋梁折矣’。”
《福州晚报》（2024年10月27日 A06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