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芬

　　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朝廷创办，采用工学合一的教学制度，学习外文、数学、轮船制造、轮船驾驶等西学课程，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自创立之初，这所西式学堂其实特别注重国学教育，入学考试以国学议题设问；注重中国传统节假日；《求是堂艺局章程》增设习读国学文本课程；外派出洋留学强调“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故而，这所西式工科学堂亦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及国学底蕴。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船政学堂开始招生。虽为西式学堂，船政学堂第一届学员入学考试考察的是国学，沈葆桢亲自出题并批阅试卷，笔试论文题目为“大孝终身慕父母”，出自《孟子·万章上》，为“四书”论题。福州少年严复参加此次考试，因刚遭丧父之痛有感而发、文辞恳切，为丁忧在家的沈葆桢所赏识，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船政学堂创办人左宗棠拟定《求是堂艺局章程》，共8条内容，第1条章程就规定船政学堂不过西方节假日，全年只有春节10天、端午节3天及中秋节3天中国传统节假日，其他皆为学堂的学习时间。第二年十月，英籍教官嘉乐尔拟定管理规章制度以补充章程，谈及不准学生请婚丧假；对此，首任船政总理大臣沈葆桢调整为“父母逝世，给假百日”，尊重中国传统的丧祭文化。可见这所西式学堂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高度认同。

　　同治六年（1867）八月，船政学堂开设《孝经》《小学》《圣谕广训》等经典文本的习读课程。彼时，沈葆桢复定左宗棠拟定的《求是堂艺局章程》，增加国学课程学习，要求学员于西学课程之外，阅读《圣谕广训》《孝经》，并且学习掌握论策，成长为有“中国之心思”“中国之性情”的科学人才。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奏请，出洋幼童在攻读西学时应重视中学，由浅入深地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令等课程。

　　其实，清政府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这三部经典文本，多位帝王曾亲自作序并下令刊刻讲习。《孝经》，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自顺治起被纳入科举考试，顺治、雍正皆下令译注并亲自作序。《小学》，为朱熹晚年编订，康熙下令其为童子科考功课，并下令翻译成清文，雍正下令刊刻并亲自作序。此外，《圣谕广训》，为康熙与雍正共同完成，雍正亲自作序，乾隆下令其为童子课试内容。而后，《孝经》《小学》《圣谕广训》成为大众熟知的童蒙读本及科考论题，也成为船政学堂这所新式学堂的课程内容。

　　船政学堂之所以重视国学教育，原因之一在于爱国主义教育。同治六年（1867），沈葆桢复定《求是堂艺局章程》，要求学员“兼习论策以明义理”，还特别强调“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警醒学员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机器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但若沾染外国习气而不做中国人则是不被允许的。此外，《孝经》《小学》《圣谕广训》皆推崇“忠孝”文化，忠孝一体、家国同构，出洋幼童通过习读这些经典读本“以示尊君亲上之义”，持守爱国之心。

　　船政学堂之所以重视国学教育，原因之二在于个人素质教育。沈葆桢谈及制造或驾驶机器需要头脑聪明、天赋异禀，但若没有国学中正之规范，“必易入奇袤”也无持久之功。光绪十年（1884），船政大臣张佩纶曾上书提议前后堂学员应“澄心养性”来去除夸诈嗜利风气，培养浩然正气。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严复在环球中国学生会发表《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演说，将教育分为体育、智育、德育，西方工业科技为智育，中国圣贤言论为德育，若只追求智育而没有德育，更先进的科技只会带来更大威力的破坏，不利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发展。因此，注重德育的国学教育不应被忽视。

　　船政学堂重视国学教育，尽力传承并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这所西式工科学堂的办学特色之一。从船政学堂这里，走出了一大批爱国主义英才俊杰，如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近现代著名海军将领萨镇冰等等，他们成长为各行各业的翘楚，推动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成为船政学堂浓墨重彩的历史功绩。

　　《福州晚报》（2024年11月30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