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钧（1888—1911年），字希吾，号少若，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父母早丧，家境清贫，由其姐照料成长。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少时入侯官高等小学堂念书。该学堂的校长黄展云，教员郑权、方声涛等人，都具有反清复明的思想。他们在校宣传民族思想，揭露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与专制，以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心。陈可钧在进步老师的启发教育下，痛恨满清政府腐败专制统治。时学校教师郑权及学生严明鉴（严骥）秘密组织励志社，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燊等相继入社。大家都以“驱逐鞑虏，还我汉人江山”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03年他们又参加了“共和山堂”和“文明社”等反清秘密组织，经常谈论革命的事情。在侯官高等小学堂仅仅读了二年多时间，即随伯父前往陕西，入陕西大学堂肄业。该校亦是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堂，校内有许多新的报刊，鼓吹新潮流。同时，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也在师生中秘密流传着。陈可钧在这些思潮影响下，准备出国留学以谋求富国强兵，拯救民族之道。

1905年，陈可钧在其伯父与姐姐的帮助下，到日本留学。他考入弘文学院普通科。不到一个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学日本学生规则》。他十分愤怒，认为外人侮辱我国留日学生太甚，乃愤然归国，以示反抗。次年，他再度东渡东京，入原校读书。那时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他毅然加入，并与旅日闽籍的同盟会会员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他在弘文学院毕业后，矢志要进入帝国大学工科深造，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要入帝国大学工科深造，必先学完第一高等学校的课程。于是决定赴试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终因体检不合格而落榜。接着，他又考入正则英语学校高等科，专心研究西方文学，夜则入独逸语言学校习德语。1910年，陈可钧谋赴德国留学，未果。这时，他的好友皆为其身体担忧，劝他不宜过于忧愁，而可钧对此感叹地说：“体不健百不成，吾岂不知？但吾父母早逝，孤苦伶仃，千辛万苦，方得至今日。近绝学资者年余矣，日夜奔走，债累累如山积，虽贫非吾辈所恤，然羁身异域，落魄至此，宁得不忧？”诸好友听他这一席话无不同情他的处境，并被他的坚强毅力所感动。由于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腐败，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他决定致力革命工作，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而不遗余力。陈曾持手枪潜入北京，图谋刺杀摄政王载沣，因未得其机而返回。

1911年春，陈可钧得到香港信息，同盟会将在广州举行起义，他极为高兴，遂与陈与燊、林尹民、方君瑛等首先踊跃报名参加，并和王子骞、曾宝森一起担任护送第五批军火的任务。农历三月初五日，他离开日本，越几日抵港。他见到参加此次起义的革命党人以闽人为多，不胜欣喜。他与诸同志互为勉励，誓与清军决一死战。起义日期迫近，陈可钧偕林文、林觉民、陈更新、冯超骧等于农历三月廿五日晚秘密进入广州，着手筹划有关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当时有些人对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说：“虏吏醉生梦死，霹霹一声，当失魂魄，得广州是反掌间的事。”而陈可钧则不以为然。他担忧党人众多，必然良莠不齐，恐致风声泄漏，清吏得以戒备。这定给发难带来困难。果然不出陈之所料，由于内奸陈镜波告密，清吏在广州全城戒严，清兵四出搜捕，而多数先锋队员及军械均未能按计划从香港运入广州。在这严峻的关头，陈可钧对大家说：“事已至此，只能义无反顾，终当冒险行耳。”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时，陈可钧等在黄兴的率领下，向两广总督衙门发起总攻，起义者攻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歧，已越墙逃往水师提督处求援。黄兴，陈可钧等革命志士搜索不到张鸣歧。这时，水师提督李准之兵早已包围署外，双方开展激战，革命党人狠杀清军，英勇绝伦，而陈可钧奋力鼓嗓冲杀，身上多处受伤，虽鲜血湿透衣襟，犹死战不休，最后因力竭被捕。

陈可钧在沙场上英勇无比，在监狱里，在刑场上亦忠贞不屈。他在受审时，清吏讽刺说：“一个白面书生，何苦为逆以自戕”。陈可钧勃然大怒，厉声斥责：“事所以未成，天之故也。然而只要能唤醒同胞，继续奋斗，我也感到十分满足，你们这班人利欲熏心，血液已冷，那能懂得这些！”清吏见陈可钧英勇不屈，言语咄咄逼人，终无所获，遂于次日（农历四月初一日），将其杀害。陈英勇就义时，毫无畏色，言笑自若，时年 23岁。

陈可钧就义后，他的遗骸于农历四月初四，由党人潘达微葬于黄花岗。

（严寒整理）

（来源：《福州革命烈士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