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钟翰

总觉得良心上有一种需要，应该把嘎登勒夫妇介绍给中国。这感觉时强时弱地催促我已近两年。

嘎登勒太太慈爱、旷达、勤劳、乐观，5年前与她相逢时，她丈夫密尔顿·嘎登勒——一位大学物理教授已去世两年，留下一堆关于中国的纪念物和终于没能实现的重返故园的遗憾，再有的就是嘎登勒太太口中断断续续叫人理不清的关于嘎登勒与中国的故事。

初到美国，情俗迥异，语言难通，加之举目无亲，那份难堪与穷愁不难想见。所幸我结识了已经76岁的嘎登勒太太，一方面向她学语言，一方面熟悉并进入他们的文化。

初次走进老太太家，被热情地引入客厅落座。第一眼看到的，是那高挂在正中墙上的硕大宫扇，画一翎金灿灿的孔雀，漂亮且骄傲，再配上清秀的柳体楷书“荣华富贵”，一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叫人立感宾至如归，谈话也就从这里开始。

老太太向我讲述了她“中国”丈夫的故事。

教授的父母是前美驻华人员，正值其母亲身怀六甲，父母双双回到大洋这边。1901年，嘎登勒呱呱坠地，长到不足10月，又举家西迁，再回中国。直到民国建立，复又迁回。时年嘎登勒已长成10岁的大男孩。原来，他是与中国渊源至深的“中国人”。

她还领我看了近90年来他们一直保存的中国画。这些画都挂在大大的客厅里，有唐寅的仕女，还有古闽白云山居士——陶轩的“开百花先”……虽然都是些复制品，却也古色古香，惟妙惟肖。还有两块已残破的刺绣，但夹在两面十分富丽堂皇的大镜框中，便又重新焕发出当年的雍容华贵，相信至少是明、清之际的成品。一只小小的木雕城隍，满脸严肃，正襟危坐。一尊铁铸昭烈帝刘玄德全身像，双手过膝，大耳垂肩。最引人注意的是两只彩色漆画瓶，3寸来高，胖身细颈，漆画十分淡雅，水榭亭台，枝叶花卉，见情见致，无不清晰。老太太骄傲地宣称，教授生前用专门的文物保护涂料三年五载地便刷一遍。保护之精细，看上去完好如初。

教授68岁从加州大学退休，直到去世，最大的心愿是回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上一看，怎奈其时中美尚未建交。以后中美关系好转，老人又不幸陷于瘫痪，并罹癌症，病入膏肓。老太太一夜三翻丈夫身，白日里用轮椅推他到花园，面西而坐，老眼直瞪瞪视向远方，叹息病体难支远行。他终于在1986年2月3日阖上了眼睛。老太太念念不忘的是，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Kuling，Kuling……”

她问我这是何处，她要心怀丈夫遗愿重访那地方。我好惭愧，遍查福建地图，也无从找出。

老太太对丈夫义笃情深，租一架殡葬公司的飞机，从旧金山起飞，直飞向西，等回眸一望，再也看不到湾区的摩天大楼，便一把一把地将丈夫的骨灰尽抛海中，口中念念有词：西去吧，嘎登勒，去寻访你的Kuling！

加州大学出版《在忆念中》一书时，老太太一再坚持，加上了这样一段：密尔顿·嘎登勒1901年2月10日生于加州圣克鲁斯。如果不是他的父亲暂时返美，他原本应该在中国出生。度过他的9年中国生活，嘎登勒随家搬回加州。

1988年初夏，嘎登勒太太启程西行，造访中国，登了长城、游了苏杭，却不无遗憾地来信告诉我始终没能问清哪里是Kuling。我惶惶然不知何以为慰。

1990年春。一日，她电话急召，说有要事相商，我立即驱车前往。一见面，她喜不自胜，说终于寻到重大线索，带我径直入其工作室。老太太的写字台上有一张微黄的普通练习纸，上贴11枚邮票，中间围着一张晚清时的中国人照片。我仔细看时，发现是两套宣统年间邮政发行票，邮戳俱全。最完整的一张上有：“福州鼓岭三年六月初一日”，恰是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6月，辛亥起义前夕。

我大喜过望，问她何处所获，她说是清理她丈夫遗物时，从其幼时的藏书与作业中发现。我当即告诉她，她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多枚邮票上都能辨认出“福州·鼓岭”字样，这就是老教授日夜呻唤的Kuling啊！她激动得手舞足蹈，眼泪刷刷直淌。

好难得的一对老夫妻。将近一个世纪，战乱频仍，颠沛流离，把这些邮票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它反映了教授夫妇对中国深深的依恋之情。笔者写此文时，老太太正登机西行。这次她参加华人旅行团的“中国长江12日游”。先抵上海，再访苏杭，然后飞武汉换乘“扬子珍珠”号轮，溯江西上，观赏峥嵘奇伟的三峡，却不包括鼓岭，因为她已另作安排，那将在我回去之后，由我作她义不容辞的向导。

鼓岭，鼓岭！好一个对我也显得神秘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够走到你的身边？

 《人民日报》（1992年04月08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