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文婷 林翠霞

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25岁入邑庠，补博士弟子员，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举于乡，二十四年（1685年）成进士。历官内阁中书、中书舍人、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南书房行走、户部右侍郎，清雍正元年（1723年）迁礼部尚书，三年（1725年）病逝，享年75岁。

张伯行“尊信程朱，独得其正”。纵观其仕宦经历，政绩最著者当数巡抚福建及江苏之时。张伯行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抵任福建，四十八年（1709年）十二月调任江苏巡抚，抚闽近三年。其间，其治民思想主张得到了较全面施展，后来调任江苏，许多政策制度均被沿用。

张伯行生于二程故里，父祖三代皆为名诸生。7岁入小学，已恂恂有儒者气；及长，“毅然有志于学道”，有希圣希贤之志。守父丧时，三年啜粥寢苫，不入内室；乡人有借贷未偿还者，称父遗命烧毁券契。赴任山东济宁道时，值当地饥荒，“不及申请，出家财赈救，众赖以济”。“历官数十载，常俸外未尝受一钱，所用粟米丝布皆自取给于家”，“不以妻子自随”。

张伯行因清介自守，不结交附和同僚、不贿赂讨好上官，敢于为民请命，故不为上官所喜，得不到保举推任，却受到了君主的青睐。康熙南巡时，一到江南便知其为清官，谓众官：“然则汝等何以不保举之？今朕自保举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坏法，天下笑朕不识人。”遂擢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初至闽地，“见署中帷幕皆锦绣、器皿悉金银”，令府吏尽数撤还。依惯例，闽巡抚有空粮名额五十名以给养家丁，张伯行不愿冒领国饷，将名额悉数用于招募兵丁。其《禁止馈送檄》谓：“一铢一黍，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污。”故清白之名满天下，“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负，皆知称公”。他任江苏巡抚时，违逆总督噶礼被参，康熙即下谕旨：“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妇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又谓：“朕以张伯行为天下清官第一，断不可参。”雍正知其逝世后，谓其“效力年久，持躬孤介，简任秩宗，恪勤供职”，加太子太保，赐谥清恪。

自身操行亮节的张伯行对吏治十分重视，抚闽之初即下《咨访利弊檄》，令官吏汇报所属之地何利当兴、何弊当除，“务须切中机宜，据实畅言”。其后，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吏治、革除积弊的措施：针对地方官政务拖沓的陋习，出《饬案件例限定期檄》，制定风、火、雷三号催牌以监督之。如钦部件及报参疏防等案件，原限定四个月者，两月后发风字号催牌，限十日详报；期至未报，发火字号催牌，再限十日；又复不到，发雷字号催牌，亦限十日。逾期未办或搪塞了事，则追究官吏之责。其他案件亦参照此法。此举不仅提升了地方的办案效率，也给上级府衙留出了查核覆勘的时间。

针对地方官滥用刑罚、牵连无辜的弊病，先后下《饬禁命盗波累檄》《严饬慎狱檄》，要求地方谨慎办案，细心推究，不得草草结案；同时，严禁随意牵连、滥用私刑，令地方官府拿获案犯后，“即遵例解交印官审理，不得违例私行勒扳，仍验明有无私拷伤痕，取供详报”。所出《福建观风告示》，要求地方官长澄清吏治、举荐贤良，操练兵马、安定地方，查核钱粮、务清弊累，慎行刑狱、明察速结，恪尽职守、稽查逃犯。通过种种措施，张伯行抚闽三年，纲纪大张，褒廉纠墨，绝去贪黩，“举劾悉当，吏肃民安”。

衣食丰足、治安稳定，乃民生之首务。张伯行抚闽期间，采取了如下办法解决粮食、治安之问题——

一、赈灾蠲租，救舒民困。张伯行始到福建，便遇到旱灾。他一面提请支用库帑买米赈济，一面上疏请求蠲免灾地租赋，众多灾民得以存活。闽地常有水旱台风等自然灾害，张伯行曾多次上疏，请求减免租赋或分年征收。

二、买米平籴、设置社仓。福建地少人多，即便丰年，土地产量也不够一年之用，需要向外地购买。许多商人借机哄抬米价，商利农病。针对这一情况，张伯行一方面上疏从府库借出银五万两，派遣官吏前往湖广、江西、广东等地买米平籴，禁止奸徒将本省之米运输出海。另一方面，令各地在市镇、乡村各置社仓一所，地方官在收获季节买米存储，也鼓励缙绅士民捐输谷米。通过平籴和社仓的设立，福建米价“直减三之二”。他还下《通饬垦荒檄》，劝勉百姓开垦荒地。通过这些嘉惠农商的做法，张伯行做到了“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

三、平定盗贼、推行保甲。闽地多深山，常有盗贼窜匿其中，劫掠百姓。张伯行以计诱捕永安、漳平山贼首领陈首魁、吴海，以及逃窜的盗贼朱章等，并解散余党，闽地盗薮为之一清。又推行保甲法，立乡约，杜绝闲散人口为非作歹，闽地奸宄屏息。针对兵士要挟官长哗变等事，张伯行令镇守先以其他罪行除去为首之人，遂瓦解了变乱。

张伯行主张“为政莫急于贤才，致治必先乎教化”，故“历官所至，尤以广教育、移风俗为亟”。抚闽期间，其宣化主要表现在建书院教士子、移风气化民俗两方面。

张伯行以闽地为理学名邦，“渊源上接洙泗”，可振兴绝学，遂捐俸建鳌峰书院，“为明体达用之学”；又设共学书院，侧重“课文”，方便有意科举的士子。张伯行在公务之余，每月三四次至书院中为学子讲学讨论。又出家中藏书千卷，并广为搜集前贤遗书、先儒文集，命书院学士校定刊布为《正谊堂全书》。康熙帝曾令张伯行进呈所刻之书，并御赐“三山养秀”匾额及御纂书籍。清初丛书尚处于起始阶段，大多为零星汇辑，《正谊堂全书》共六十余种，篇幅巨大，推动了丛书编纂的一大变化。张伯行也重视科举，上疏请求增加乡试名额，永为定律。经过他的倡导，闽地士子皆鼓舞振兴，“闽人之出鳌峰砥行立名者甚众”，讲明理学、刊布先儒遗书之流风，数百十年后始稍歇。

张伯行治民以养民为先，以教化为本，对于闽地的陋俗弊习，则严令禁止。如闽人好淫祀，福州百姓奉祀瘟神五帝，张伯行悉毁其祠，改为义塾，祀朱子；闽地还有婚丧嫁娶崇尚奢华、贫家卖女为尼等陋习，张伯行皆明令禁止，官方为出资赎回。通过种种措施，在一黜一兴之间，引导百姓向德慕义，移风化俗。

张伯行治闽三年，福建士民畏之如严师，爱之如父母，在鳌峰书院之旁为建生祠。他的学识、操行、政绩得到了君民的一致认可，被誉为“是真以天地民物为己任者”。清光绪初从祀文庙，成为清代从祀孔庙的三位名臣之一。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日报》（2025年1月21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