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锋
1875年，14岁的刘冠雄入学船政，自此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然而，在21世纪之前的中国海军史中，刘冠雄并不被特别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人们对北洋政府缺乏好感，而作为北洋政府九任海军总长的他，其定位与功绩也因此鲜少被提及。倘若深入了解那段历史，以辩证的观点去看待他，便会发现他是一位值得书写的历史人物。在此，笔者试从船政由衰落到重振的一个侧面，来追述刘冠雄对船政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深感西洋坚船利炮的威力，朝野上下纷纷重视造炮制船，主张“师夷长技”，于是船政应运而生。船政于1866年由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建，之后由沈葆桢主持。1869年6月10日，船政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船政制造各类舰船达34艘，其中不乏“扬武”号巡洋舰等名列亚洲前茅的战舰，甚至“通济”号舰一直服役到1937年抗战爆发。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一流工程技术人才，由船政毕业的学生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中坚力量。从船政出来的刘步蟾、严复、刘冠雄、萨镇冰、林泰曾等优秀海将不断涌现，使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船政学堂名驰世界。李鸿章曾盛赞船政学堂为“开山之祖”，是不无道理的。
当年船政的兴起，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福州的天空绽放光芒。那是近代中国寻求自强的呐喊，是对海洋探索的渴望，是中国对工业文明的勇敢拥抱。
然而，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动荡时代，如日中天的船政，也难以摆脱走向萎缩甚至濒危的命运。自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以来，中国国力极为衰弱，在马关条约赔款后，国力更是一落千丈。民国初期混乱且弱小的财力，难以支撑购买军舰和建设船政的需求。但就在这时，在每一艘新增购的军舰背后，在船政濒临解散的最困难时期，我们都能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在奔波、在呼唤，在为海军建设殚精竭虑。这个人便是北洋民国首位海军上将、九任海军总长刘冠雄。
刘冠雄为何会如此尽心尽力呢？除了他怀有拯救船政、做强海军于危难之中的家国情怀外，还因为他要报答船政曾培育他和三兄弟的恩惠。当年刘冠雄四兄弟皆从这里走出，去创造中国早期海军事业的辉煌。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船政，曾留下刘氏四兄弟勤奋学习的足迹和身影。老大刘敦禧在船政学堂学习了3年，作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于1877年被选送法国留学，1880年毕业回国。老二刘敦本在艺圃学习3年，1871年毕业。老三刘冠南艺圃毕业后，又入后学堂学习管轮，至1882年毕业，在船政学堂整整学习了12年。刘冠雄在这里也学习了三年半的堂课和近两年的舰课，“庚辰（1880年），舰课卒业，复入校习高等课程，备出洋。未几，北洋大臣合肥李文忠公檄充镇南炮舰驾驶官，旅置管带”。至此，他在船政的学习生涯才结束。在1868至1882年的15年间，船政学堂都有刘氏兄弟的身影，四兄弟分跨前后两学堂，覆盖制造、航海和管轮三个专业。因此，刘氏四兄弟对船政学堂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么，当年船政究竟发生了何事？刘冠雄又是如何让它起死回生的呢？让我们一同揭开那段尘封的峥嵘岁月。
二
船政于1866年创办，刘冠雄于1861年出生，可以说他是与船政一同成长起来的。他进入船政学堂时，正处于清朝后期，中国国力衰弱，海防力量也十分薄弱。1900年，船政陷入艰难度日的阶段，经费仅够勉强维持员工薪饷，根本无力建造新舰。1867年船政兴起之时，全部人员达3000人，约有16个车间，还设有海军制造学校、海军军官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三所专门学校。而到了1907年，船政由1867年3000员工的规模不断萎缩，最少时大概仅有100人，整整萎缩了30倍。若继续如此下去，必然人走“楼”空，船政将不复存在。据有关资料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船政凋敝颓败，连续十年不曾造出一艘军舰，船坞积泥，机毁房塌，员工四散。
就在船政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1912年6月，福建都督孙道仁竟然向民国政府提出福建省经费困难，声称无论如何要甩掉船政这个包袱。也许“天有不绝船政之路”,就在这时，刘冠雄出现了。他自1912年4月升任民国的海军总长起,狠抓海军整顿。他有智有勇，深知船政存在的重要性，把重振船政作为一个重点。当时，刘冠雄的大哥刘敦禧受邀，担任船政总监工,十分积极地配合刘冠雄开展重振船政的工作。他一上任，便组织员工清理积泥、修缮船坞、整修机器，将摇摇欲坠的厂房、工棚进行整修、加固。紧接着，他制定振兴计划，筹措经费，同时提议将船政收归海军部管辖。这正合刘冠雄之意，马上呈报并获得批准。
福建都督巴不得甩掉这个包袱，十分赞同。收归海军部后，刘冠雄一边向国务院申请大笔资金来重振船政，一边开办船政局，任命魏翰为船政局长。然而，由于经费没有落实到位，魏翰并未上任。这一年之内，船政局长四易其人。刘冠雄紧追不舍，认真探究，重新计划造舰。经测算，员工工资和厂区、学校的维护需要36万两银圆，此外还需要20万两银圆作为开办费，共计56万两银圆。方案报上去后，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批准了，责成国务院办理；国务院也批了，责成财政部落实；财政部不敢不同意，但财政部没有钱，责成福建省来办理。也许是“好事多磨”，绕了一大圈，又绕回了福建。福建都督推辞说，当初把船政移交给海军部，就是因为没有钱，现在移交了，还要福建省花钱，没钱干不了。于是，到了1913年，船政员工的工资从2月被拖欠至5月，端午节将至，若不解决这个问题，员工都将离去，船政可能彻底垮掉。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刘冠雄又出现了。他不断向财政部、国务院呼吁船政需要经费。在此期间，袁世凯作了好几次批示，但都没有什么结果。最终，福建当地有人表示，如果国务院再不批示资金下来，就找外商借款来发放工资。当时情况紧急，福州的财政局长找了一个开环艺洋行的日本商人，向其借3万两银圆。条件是利息10%，6个月归还，还要签保证书，保证以后船政建造船只要购买材料，必须全部从环艺洋行购买，要购买到价值5万两银圆的材料为止。
这件事上报后，刘冠雄震怒，由于损害了他的爱国自尊心，坚决不借外债。在端午节前两天，他亲自到财政部凑到两万两银圆，连同船政经费共3万两银圆发放工资。尽管当时船政经费依然十分紧张，但员工工资不能拖欠，这充分体现了他早就有民主与人本的先进思想。
1913年8月，刘冠雄兼任新的职务“南洋巡阅使”。这个任命使他的权力范围更大了,等于有了“尚方宝剑”，可以直接干预船政。这无意中成为当时船政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机。刘冠雄就职后马上带着军舰到福建巡阅。他首先来到船政，召集福建的民政长刘嗣源和福建的盐务督办欧鸿寿商议，解决船政正常运行的36万两银圆经费问题。最后通过财政部，同意从福建省解缴中央财政的经费里面拿出这36万两银圆。但刘冠雄很快发现，当时福建的地税一年收入总额是16万两银圆，还有20万两银圆缺口该从何提取？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在福建找商人捐款解决了10万两银圆。还有10万两银圆怎么办呢？他想从福建省的盐税里面挤出这10万两银圆。
可是，结果事与愿违。因为当时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吃紧的局面，搞了一个向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借款需要抵押物，当时的抵押物是全中国的盐税。所以实际上福建的盐税是善后大借款的抵押物。根据善后大借款条约，盐税必须专款专用，用在归还善后大借款上。那么从这里面拿出钱来支撑船政，显然就违反了借款协议。最后，刘冠雄与欧鸿寿商量，说从盐税里面把这笔钱往外支的时候，换一个名目，不直接说给船政，说用这笔款请政府军来帮助地方征收盐税。但是，国务院熊希龄批示：公法不能失信于外,使这笔钱10万两银圆没有落实到位。
那么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还是刘冠雄当机立断，把当时海军的一艘老军舰“南琛”号报废掉，交给船政拆掉卖废铁、废钢换钱，卖了约30万两银圆，终于把船政从1912年起奄奄一息的状态中拯救了过来。
三
1913年7月，福建省都督孙道仁响应“二次革命”失败被裁撤。12月，孙道仁赴北京接受“请训”审查，袁世凯命刘冠雄兼领福建省都督职务。这一年，刘冠雄又利用这个职务直接为船政作出了很多其他贡献，比如缺经费时，他再把一艘老军舰卖给了地方政府，得来的钱用来购买挖泥船。同时，还是在刘冠雄的主导下，短短几年间干了很多事情，如购买马尾当地一个英商船坞天裕船坞，作为船政发展的一个基础。又如大力支持船政建造飞机，所以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就是从船政开始的。
除了刘冠雄，他的大哥刘敦禧在具体工作中也作出了贡献。刘敦禧升任为船政局副局长兼工程长后，首先收购了马限莲花潭边的天裕船坞，立即派工翻修，紧接着就开始接修军舰。上任第二年，刘敦禧主持建造2000吨的“宁绍”号江船，以后每年都造一批小炮艇。同时，刘敦禧还修筑马路，疏浚港道，内整陈旧机器，外揽修造工程，严核考工，革除旧弊，时人都说其“振兴船政卓有功勋”。
因此,我们可以说创办船政功归于左宗棠、沈葆琛，衰落后振兴的船政发展功归于刘冠雄。特别是1913年，如果没有刘冠雄，船政可能彻底解散，根本坚持不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更不要说到建国以后还存在发展。
刘冠雄在其执掌海军的时期对船政延续存活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实也是对北洋时期的民国海军建设上的贡献。因此，他挽救船政于奄奄一息的史实，值得书写。
刘冠雄在船政濒临绝境之时，凭借着坚定的信念、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力挽狂澜，拯救了船政。他积极整顿船政、筹措经费、果断决策卖军舰换钱等一系列具体行动，为船政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功绩不仅仅是对船政的拯救，更是对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和民族工业的重大贡献。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总有一些人，他们怀揣着家国情怀，不畏艰难险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刘冠雄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事迹值得我们铭记和传颂。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陈悦会长在刘冠雄故居纪念馆落成庆典上的讲话)
《福州晚报》（2025年2月16日 A06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