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智逵

　　年鉴，集万卷于一册、缩一年为一瞬。被许多人喻为年度总结的年鉴，就像观照自身的镜子一样，提醒着人们鉴往知来、向史而新。

　　我国的第一部年鉴

　　我国《宋史·艺文志》曾著录《年鉴》一卷，但原书早佚，其“年鉴”本义难考。19世纪20年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将“almanac”译作“通书”引入中国。现知汉语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最早见于清代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该书1898年发行，收录了4部名为“年鉴”的书。

　　1905年，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分两路出洋考察政治。通过这次考察，清政府认识到“办理统计，乃系新政第一要务”，故1907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上谕，要求各部院设立统计处，指定专员按期填报统计数据，“以备刊行统计年鉴之用”。1909年至1911年，被称为中国年鉴出版事业创始人的奉天提学使卢靖先后组织辑译出版《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最新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并表示“日置此册于案头以为鉴，驽马十驾、锲而不舍，又何难与东西列强齐骋于廿世纪哉？”

　　卢靖，字勉之，号木斋，其经历与美国人称为“现代年鉴之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有诸多共同点。两人早年都喜好钻研科学技术，卢靖自小喜欢数学，著有《火器真诀释例》，为火炮射击列出数学公式用表，富兰克林则曾做过证明闪电即电的电风筝实验；俩人又都有从政经历，卢靖辗转直隶多地任知县，先后总理直隶与奉天两省学务，富兰克林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之一，参加起草了《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此外，他俩还都热衷分享知识，富兰克林创办的费城图书馆公司是北美会员图书馆的起源，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前身便是卢靖捐资兴建的木斋图书馆。两人看似偶然的相似经历，背后折射出年鉴创始与发展所需要的编者素质。

　　年鉴之用，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清末民初的中国形势，正如卢靖在《欧美教育统计年鉴》序言所言“列强并雄之世，知彼尤急于知己”。因此，我国独立编纂的首部年鉴便是1912年出版的《世界年鉴》。其“官书”背景继承了我国修史修志的传统，找到了年鉴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方式。由于时局多变、举步维艰，该年鉴最终只出版了两回。而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中国年鉴》更是昙花一现，仅此一回。

　　中国成为年鉴大国

　　年鉴能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离不开中华文化自古以来的开放姿态与包容胸怀。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年鉴传入中国，当时有学者以年鉴存史功能比志书时效性更强为由，主张用年鉴取代之前传统的志书。我国志书雏形产生于秦汉时期、定型于宋代，其虽然与年鉴一样讲究连续编纂，但不是每年编写，有些朝代是一朝一编，因此才有了这种声音。但我国志书独特的编纂体例和记述方式又是西方历史文化中所不具备的。因此，中国悠久的修志传统不仅未因年鉴传入而中断，反而为年鉴形成中国特色提供了丰沛滋养。在中国，年鉴与志书的关系要比与历书的关系亲密得多。为此，193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在序言中宣传“本年鉴虽然名义上是年鉴，实际上简直是一本‘中国经济全志’”。

　　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年鉴是为配合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而编辑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等外宾时，对陪同会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此后，在全国8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众多新闻出版单位的勠力支持下，《中国百科年鉴（1980）》仅用10个月便顺利出版。内容包括概况、百科、附录3部分，及时全面地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化最新进展。

　　1981年，为方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国开始每年以中、英文两个版本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其最初出版形式是书籍，1989年起改为期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年鉴。

　　之后，中国快速成为世界上每年编纂出版年鉴种类最多的国家。在年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地方综合年鉴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1983年，《黑龙江年鉴》的前身《黑龙江省经济年鉴》率先出版。2002年，我国省级地方综合年鉴实现全覆盖。2006年5月18日，《地方志工作条例》公布施行，推动地方综合年鉴覆盖到市、县两级，形成“一年一鉴”的态势。

　　年鉴的社会服务功能

　　中国的年鉴虽然常被称作“官书”，但社会服务功能很强。1990年，“90金秋特价书市”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据当事人回忆，书市上“《世界知识年鉴》半价出售，第一天用4辆大卡车拉书，一销而空”。年鉴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市民的购买热情上，还体现在学者的需要上。1993年，一种记录中国沿海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改革开放情况的《中国黄金海岸年鉴》首卷出版。其名誉主编费孝通在该年鉴首发式上表示：“在学术研究上，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我长期搞农村社会调查，选择一个地方，从微观上解剖，而《年鉴》是从宏观上，大的方面来说明问题，我想，把我的微观同《年鉴》的宏观结合起来，这个研究就更全面了。”同时，中国年鉴也在“走出去”。在国外，收藏中国文献时总少不了中国的年鉴。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尤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产品与网络服务的日渐普及，年鉴逐渐由传统的工具书向包含各种载体的资料性文献拓展。如今，人们早已习惯通过光盘、网站、手机或数据库等途径查阅年鉴。近年，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开始出现利用年鉴资源开发的数字藏品。如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从1985卷至2022卷中的7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内选出8张有关大熊猫的照片，基于照片及其背后的故事，利用3D技术制作了5款数字藏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大熊猫主题系列藏品，让尘封旧鉴中的信息资源有了“立起来”“活起来”的新途径。

　　《北京日报》（2025年01月08日 第16版  新知周刊·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