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美松
城市中轴线是中国城市建筑的重要标志和基本构成，形成城市建筑的一大特征与传统规范。它突出表现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特色和审美意涵。城市建筑中轴线来源甚古，应是源于上古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城市建设，体现对称理念和宫庙建筑的伦理道德思想。
福州城市建设缘起于汉代闽越国的都城建筑，系仿照汉都长安城的规制而建。冶山考古虽无法复制或描绘古都模式，但从武夷山市城村的汉城考古发掘中，仍可概见它的王城建筑样貌和基本格局。这也可佐证福州冶山所建闽越初都冶城的建筑格局和形制特点。由于武夷山王城遗址与冶山闽越国都城修建于同一时期，也就是闽越王繇和东越王余善“两王并存”的时代，可证当时的两都基本上都是模仿西汉长安城的格局和规制建设的，这体现了汉代大一统格局的出现和统一文化的形成。
福州中轴线初始应滥觞于西晋时首任晋安郡守严高创筑的晋安郡子城。据载严高筑城十分慎重，谨于择地，咨于郭璞，在闽越王都旧地选胜开基造城，所遵乃汉晋都城样式：坐北朝南开府，左右（东西）对称列衙，中通街衢；居高临下，俯视南面官舍民居及士兵营卫。到唐宋时期，主政官员如团练、观察、处置、防御诸使，以及知路（福建）、知州、刺史、都督、转运等路（省）、州级军政长官衙署，也都援例开府于越王山南坡一线。
据《越王山志》记载，唐及五代大都督府门“位于鼓楼以北屏山（冶山）以南，今鼓屏路中段及其两侧。晋太康时，为晋安郡治所，唐为中都督府，五代后梁升大都督府。”唐上元二年（761），创大都督府门，咸通八年（867），改为观察使衙署。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作为威武军节度牙署。宋建炎三年（1129），升为帅府；明洪武间（1368—1398），为全省行政长官布政使司衙署。清康熙十六年（1677），设布政使，其地为使署，民国以后焚毁。
福州城内中轴线正式形成于唐代。唐代福州城内历史中轴线的顶（北）端节点应是中都督府衙门，实际是源于西晋晋安郡的治所，五代后梁时升为大都督府，后唐改作威武军节度牙署。宋建炎三年升为帅府，明洪武间，改为全省行政长官布政使司衙署，清代依旧为布政使司衙门，民国后焚毁。州治之所历经晋、唐、宋诸朝，至元代始立总管府于谯楼（鼓楼）。都督府门内唐宋时期分别建有数以十计的院、厅、堂、楼、台、轩、亭，占有大片土地，实为中轴线开端之大观。
城北越王山自古为闽中府治之地，晋代严高首任晋安郡守，始修城池，初作官舍，十分审慎，相地理，咨堪舆，而后定，迩来近二千载。其地建衙定基之后，历任主政官员，无论为王者、郡守、州牧、帝君，皆以为吉地胜壤，故开府驻节，久处不离，地不变而官屡更、权常易，至今犹然。究其原因，前人有言曰：“仕四方者，阅历孔多，独目此为善部。”古人以为此域“官崇地重，佥曰惟称”，因此历朝人对福州“皆号会府”，这在九州禹域之中，实属罕见。省会城市之中轴线由此发端，应是实至名归。
从唐代起，顺着越王山南麓北高南低的地势，依次栉比排列着都督府门、威武军门和虎节门三座衙署；虎节门原是严高所筑子城的南门，门南临虎节河为护城河（今为虎节路）。虎节城楼以南连续建筑四座城楼，从北到南依次为还珠门城楼，门前有大航河护城，大航桥过渡；再往南为利涉门城楼，前临利涉河为护城河，即今之安泰河，乃闽王王审知初筑罗城时的南门；迤南即王审知于数年后扩筑之夹城，号登庸门，又称宁越门，今俗称“南门”；宋代扩建外城即东南城与南城，城池外移称合沙门，南临洗马河，今称东西河。明初王克恭主政重建石城，终于构筑起坚实的牢城，遂将福州城池建成南北贯串的七座城楼和七条护城河流，如果加上城外双杭的三捷河（达道河）与闽江，时人美称九条“玉带环腰”。
由于历代主政官员开府建衙于越山南麓，并将衙前大路称为宣政街，于是大街南面延伸的大道便称宣政南街（俗称南街），即从都督府门一路向南，经虎节门、还珠门、利涉门，直至宁越门（今之南门），即今日之鼓屏路接八一七北路。而出还珠门（今东街口）外的东、西大路，往东称左通衢者今为东大街，往西称右通衢者即今之杨桥路。而宁越门（南门）以南延至合沙门以远的今八一七中路，则是宣政街中轴线的延伸。
若论城台通道（即合沙门外到古钓龙台新市堤边），唐宋时期可能只是平畴土径，车马行人穿行其中，恐难有规范的中轴线。到宋代，闽江河沙淤积，北岸沙洲渐次形成，楞严洲、上下杭与台江码头随之渐次成型，直到它们完全由沙洲而凝固成陆之后，才逐渐取代新丰市堤而成为新的商贸中心和繁华市场，福州城市的南部中轴线也才可能转移到中亭街至万寿桥一带。即便如此，原来环围钓龙台的上下杭洲、苍霞洲以及帮洲、义洲仍不失其贸易兴盛、物流发达的场面，只是业态分工已然不同。
从越王山迤逦南行的福州城台中轴线穿行成规范的十里长街，见证的是福州城市拓展、商贸兴盛、物流发达的历史进程。这与首都北京、古都西安等作为政治、经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大都会当然是不同特质、不同风貌的中轴线。
值得注意的是，福州城内围护的七座城池，其中心由一条通衢大道南北贯穿连接，唐代开始命名称宣政大街，顾名思义是颁布政令、宣示政教的衙署集中的大街，它的南面直可延伸到“宣政南街”（俗称南街）的末端。的确，由子城所开始布局和建筑的城内官衙舍，历经千余年，从历史记载中还可想见它的旧制。正如诗人杜甫在怀古诗中所咏：“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今人只能从史书记载的鳞爪中想象中轴线穿行过的两旁古迹，旧貌大多无存，即便如此，在全国诸多历史名城中也不多见。由于历代人的精心规划和布局，终于形成今日城区的中轴线。
城市中轴线的存在，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理念和城市建设布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今日福州是华夏大地的一隅，中国早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固有信念，这一理念深入于中华民族的正统思维之中，同样外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中。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是思想文化的忠实表达，福州城内的古代建筑和传统艺术，正是忠实传承了这些观念，可惜这些传统文化的遗存实在太少了。
福州中轴线的对外延伸，同样反映城市历史建筑的传承和发展。宋人曾就城内七座城楼的建筑作了不无夸张的比喻，如宋代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程师孟有诗句称：“七重楼向青霄动”，形容城楼的高大巍峨，既壮观又有动感。更有意思的是同样两任福州知州的状元黄裳，也吟出“七楼遥直钓龙台”的诗句，可知当时人们都认为福州城内七座城楼的中轴连线，都直接指向台江大庙山（原名惠泽山）钓龙台。在这中轴视线走廊中，隐含着从福州内城宣政街往外延伸直接趋向钓龙台。
古人为何如此热衷于讲述钓龙台，盖因这里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人所熟知的无诸家族故事。早在唐代，福州已然是“东南盛府”，又称“东南重镇”，国内“大藩”，海外货物交流和人员交往十分繁盛。福州海上和江上（指闽江）对外通航的口岸应是在钓龙台畔。因为那时闽江北岸的冲积平原尚未出现，港口（渡口）码头更未形成，甚至连固定的沙洲也没有产生，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出现。当时闽江内靠岸的埠头市集在唐、五代的诗歌中可以找到记载。唐代诗人马戴（卒于869年）所作五言排律诗《送李侍御福建从事》，诗云：“晋安来越国，蔓草故宫迷。钓渚龙应在，琴台鹤乱栖。泛涛明月广，边海众山齐。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片云和瘴湿，孤屿映帆低。上客多诗兴，秋猿足夜啼。”作者送李侍御赴福建任职，所写为什么都围绕着钓龙台呢？分析全诗可知，当时福建任所的福州，最主要标志就是钓龙台，那里不仅有古老传说为祭祀闽越王无诸的大庙，还有余善钓白龙的故事，以及闽越国、晋安郡的历史遗迹，故宫、钓渚、琴台、乱鹤等。更重要的还有来闽航船靠泊上岸的津渡，有“宾府”（宾馆）接客下榻之所及与蛮僧上岸的石阶，这些均非他处可比。诗中也极力铺陈福州江海的物候特征：泛涛、边海、众山、云瘴、映帆、秋猿。特别是“孤屿”，标明是作为港埠、津渡的钓渚、龙台。诗篇表明，作者对福州历史、文物的了解十分详细，这在当时的地理和信息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另一首唐诗同样透露了这一信息，即李洞（897年卒）所作《送沈光赴福幕》诗，其句曰：“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写的是福建观察使作为主官在江边饯别海外高僧，其场景也应在闽江边的钓龙台下。
再看唐末五代时，两度到福州册封王审知的翁承赞，深情地抒写了回乡的感受与朋友间的交谊。诗题是《新丰市堤饯行》，诗曰：“登庸楼上方停乐，新市堤边又举杯。正是离情伤远别，忽闻台旨许重来。此身暂与交亲好，今日还将简册回。争得长房犹在世，缩教地近钓龙台。”此诗传达的信息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台江钓龙台下此时已形成新丰市（或称新市），表明其地因作为水陆交会的市集和滨江埠头而成为热闹的商贸区，是福州通往闽江上下游与海外的枢纽通道。钓龙台下筑堤建房，形成街市，是福州外出南行的大道节点。皇朝使节与藩国王者在此依依饯别，可见其地之重。令人瞩目的是，黄裳知州特别指出：“七城遥直钓龙台”，明确标示城内七城通衢大道，都直接指向钓龙台与新丰市，那里显然是福州城市中轴线的南面端点。由此向南，过江便是龙潭角，其上还有供奉北方水神玄武大帝的神坛，称望北台，与后代屏山镇海楼上所供奉神灵遥相呼应。所以笔者认为，福州古代传统的城市（或称城台）中轴线，在城内者应是唐宋时期官衙前的宣政街，向南的延伸则为宣政南街，直抵南门（古称宁越门）和合沙门，即今鼓屏路与八一七北路。南门城外延伸向茶亭街、“汉闽越墓”与祖庙，过洋头口转洋中路、延平路直至台江钓龙台下号称新丰市堤的繁华古街，那里既有待客的“宾府”，也有宴饮的酒楼，路途虽有些曲折且稍西偏，但其商贸繁华、车马辐辏、人烟稠密可以想见，作为城市中轴线南面端点毫不为怪。
而宋代以后，随着洲渚出现，江上所建浮桥和石桥，直接连通中亭街、沙合桥，从闽江上岸进城更直接，沿路出现繁华街市和兴盛的文化与信仰建筑，后来居上地发展成为福州新的商贸街区，自是顺理成章的了。
《福州晚报》（2025年2月27日 A07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