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哲

　　1912年4月，刚刚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的孙中山首次抵达福州，受到省市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其首次来榕的经过也有诸多历史资料记载。之后，孙中山还于1913年赴日本途中在福州短暂停留。孙中山对福州的关注远不限于此，无论是其理论巨著《建国方略》还是亲自制定的北伐战略，都对福州做了详细的规划和定位。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迫前往上海，一时间失去了广州这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孙中山的嫡系部队粤军却在福建战场高歌猛进，攻克省会福州进而掌控福建全省，使孙中山发出了“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藉”的感慨。

　　当时间的年轮跨入1922年之际，整个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刚刚被广州非常国会选举为大总统并完成两广统一的孙中山踌躇满志，制定了武装打倒北洋军阀、北伐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

　　1922年1月，孙中山将北伐军4万人编为7个军团待命出发。2月3日，他又以大元帅名义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由李烈钧率领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由许崇智率领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直攻武汉。

　　在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中，作战方向虽然是湘赣并进，但北伐大本营设在与湖南临近的桂林，孙中山本人也亲赴桂林。孙中山对北伐的两湖方向寄予厚望，但在北伐紧锣密鼓筹备的同时，担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的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却逐渐凸显。陈炯明并不赞成北伐，其内心希望保有广东这个现有地盘，并与掌控湖南的军阀赵恒惕联合鼓吹“联省自治”，使得北伐取道湖南攻打湖北这一计划无法展开。

　　1922年4月，孙中山将北伐大本营改设韶关，决定取道江西北伐。许崇智部于6月13日攻克赣州，又进至吉安，直指省会南昌。就在北伐江西战场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陈炯明于6月16日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登海军永丰舰，在舰上坚持近两个月后不得不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是无比巨大的。1922年9月18日，他在《致海外同志书》中痛斥陈炯明的背信弃义：“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叛乱发生后，进入江西的许崇智部先是回师救援，在韶关至翁源一带与叛军激战。由于叛军势力强大，并陆续有亲陈炯明派的倒戈，许崇智部苦战多日，弹尽援绝，被迫后撤，退入闽赣边界的瑞金。

　　与此同时，福建局势也发生剧变，皖系驻福建的王永泉部与倒向直系的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矛盾激化，许崇智部抓住时机联合王永泉部，以突袭方式从建瓯和南平一同向福州攻击前进，以驱逐李厚基。10月12日，许崇智部攻克福州，进而占领福建，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对于北伐军入闽作战，孙中山虽然远在上海，但对福建战局十分关注。他一方面通过电令对入闽粤军进行指示，另一方面则联系南方各势力与粤军共同讨伐陈炯明。早在9月5日，孙中山在致湖南陈嘉佑和云南朱培德的函中即表示：“汝为（许崇智）、登同（李福林）、子荫（黄大伟）等部现驻赣东，将图入闽。将来拟定攻粤总计划，分路进兵，以期破贼，亦当率达兄处。”10月18日，孙中山连发四条命令，将入闽粤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并对主要将领进行任命，任命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伟为讨贼军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讨贼军第三军军长、蒋介石为讨贼军参谋长。

　　福州攻克后，无论是全国范围的军事形势还是讨伐广东陈炯明的局势都得以大幅扭转。10月20日，孙中山在分别致四川军事将领的函中先后提到“闽省已为我军占领，大局复有转机”“汝为诸军已占领闽省，国事当益可为”。更重要的是，攻克福州使入闽粤军有了一块可以掌控的地盘，进而为自身实力的继续发展壮大提供支撑。孙中山深谙这一点，在10月23日致党内邓泽如的函中告知对方：“我军既得福州，许、黄、李三部以所得军实，扩充兵力，增加不止一倍。”10月27日，孙中山在回复粤籍华侨郑占南的函中也表示：“现我军已克福州，根基已得，进讨不难。”

　　孙中山对福州地位重要性阐述最透彻的内容，出现在其11月21日致蒋介石的函中。之前孙中山在广州遭受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曾前往永丰舰陪侍其身边，得到孙中山的赏识。此次粤军占领福州后，孙中山也对蒋介石委以重任，令其前往福州担任讨贼军参谋长。但是蒋介石在福州与粤军主要将领之间相处并不融洽，随后向孙中山、胡汉民等人表达了想要离开的意愿。在这封函中，孙中山先是告诫蒋介石不能离开福州，随后对福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阐述。

　　“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藉，外交内应，则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

　　函中孙中山再三强调“凭藉”的重要性，而凭藉归根到底就是拥有可以实际掌控的地方，有了凭藉才可在乱世中立足，并可以此为后盾进一步协调获取更多的资源。没有凭藉则会像租界寓公一样无足轻重。在这里，福州就成了孙中山可以依赖的凭藉。

　　1923年以来，失去福建的北洋军阀调集重兵卷土重来，广东局势也变得日益复杂，入闽粤军于1923年2月陆续启程回师广东。虽然入闽粤军在福建时间不长，但这支嫡系部队在孙中山遭受叛变的沉重打击之际，以其优异表现给予了困境中的孙中山莫大慰藉。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的各类文书中多次提到福州。这既是此段重要史实的生动呈现，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孙中山与福州历史关系的重要佐证。

　　谨以此文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

　　《福州晚报》（2025年3月21日 A12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