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斯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顾二娘款洞天一品端砚”，上有林佶、黄任、余甸题铭。
清初，林在峨编撰的《砚史》，展现了以林佶、黄任、余甸为代表，以许、林、黄三个闽中世家为核心，以福州三坊七巷光禄坊为中心的藏砚文人圈。这一区域性赏砚群体，以其参与人数、交往频次、砚学水平而论，可谓独树一帜，将嗜砚成痴的好尚推向了新的高峰。
笔、墨、纸、砚，合称文房四宝。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曰：“‘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终身与俱者，惟砚而已。”砚台因其质地坚实、能传百代，而具赏鉴和收藏价值，备受文人青睐。汉代以来，砚台便用于研墨并受到珍视。唐代，端砚已被视作砚中精品，李贺在《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的称颂。
到了宋代，随着米芾《砚史》、高似孙《砚笺》、唐积《歙州砚谱》等专业鉴赏文本的出现，砚台真正成为一种收藏门类。宋代文人多有“砚癖”，观砚、定名、书铭、赠砚，不亦乐乎。苏轼、米芾嗜砚成痴，更是佳话。宋代诗人苏舜钦说：“笔砚精良，人生一乐。”砚台既是文人趣味的体现，又是文人交游的纽带，更是文人身份的象征，故有“武人爱剑，文人爱砚”之说。
林氏《砚史》，初名《陶坊砚铭册》，是一本砚铭合集。所谓砚铭，即镌刻于砚台的文辞。编撰者林在峨（？—1752年），字涪云，号轮川，福建侯官人。其父林佶为清初书法家、藏砚家，官至内阁中书，是福州文人藏砚圈的核心人物。林在峨自述编辑《砚史》缘起时说：“里中以案头有无片石为雅俗，且以不得佳砚为憾事，亦一时风尚然也……余乃集诸家之砚，拓其铭词，集为砚史。”作为核心成员之一，林在峨留心收集福州藏砚圈成员所撰砚铭，兼及其他古今砚铭，又遍求当时名流为砚铭稿册题跋，辑成《砚史》十卷。
《砚史》大致成书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后屡经增补，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定稿。该书未曾刊刻出版，流传于世的数种抄本，大致可归为两个版本系统：国家图书馆藏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经学者比勘，前者的母本为初稿本，后者的母本为定稿本。据当代砚学家吴笠谷的统计，综合各种版本，该书总计收入藏砚、题砚作者约170人，收入铭文砚约320方，砚铭及题拓跋文约400则，题砚诗文500多首，堪称赏砚盛况。
该书编辑体例“从人不从砚”，依据砚铭作者安排章节，记录各人一生的主要砚藏。书前有人物小传，所录砚铭后间有评跋。福州藏砚圈成员的个性癖好，持续数代的地缘、亲缘和师友关系，以石相交、以砚结友的终生情谊，跃然纸上。
闽中藏砚蔚然成风，大致在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乾隆五年（1740年）前后，核心成员包括林佶、黄任、许均、余甸、游绍安、周绍龙，以及林正青、林在峨、陈德泉、谢古梅诸兄弟等。他们大都出自闽中世家，相互间多有亲缘关系。许、林、黄三家是世交姻亲，情谊甚笃。许、林两家在福州三坊七巷光禄坊比邻而居，三代结亲；许、黄两家亦三代联姻。各家子弟“少同学，长同好”，一起读书成长，因密切的亲缘互动而形成相近的赏砚志趣，结为石交砚友。其中，林佶、黄任、余甸是代表人物。
林佶（1660—约1723年），字吉人，号鹿原，室名朴学斋，为福州赏砚群体的领袖人物。他酷爱藏书，以藏书宏富闻名。其书法最为时人所称道，手书汪琬《尧峰文抄》、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祯《渔洋山人精华录》与《古夫于亭稿》，被后人称为“林佶四写”，享誉极高。林佶不仅精于书法，也擅镌砚铭。其与石交砚友“每得佳砚，互相铭刻以为宝”。门生子弟在其带动下，皆倾心于砚。整个福州藏砚圈，以林佶家族参与人数最多。《砚史》共收入了林氏家族五代人所撰砚铭，其中林佶砚铭26方。
黄任（1683—1768年），字于莘，更字莘田，自号十砚先生，室名香草斋、十砚轩，其砚名、诗名最盛。黄任少时居光禄坊外祖父家从舅父许遇学诗，又从林佶习书法。曾选任广东四会县令，为官仅三年，因“纵情诗酒，不理民事”而罢归，退居光禄坊外祖旧宅，以玩砚题铭消遣余生。《砚史》“小传”记其“有研癖，每典衣缩食以求”。其斋号“十砚轩”得名于其所藏十方名贵之砚（“质之美而制之善者”）。然其晚年困顿潦倒，十砚与“十砚轩”皆转归他人。《砚史》共收黄任砚铭37方、砚诗36首，多言与砚友的砚事交流。
余甸（1655—1733年），初名祖训，字仲敏，改字田生，闽之福清人。曾官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府丞，后去职归乡闲居，寄情于砚。余甸虽不是许、林、黄家族中人，但与闽中诸人交情甚笃，尤以题刻砚铭而闻名。《砚史》称诸砚友以“不得京兆之铭不为宝贵”，“向京兆乞铭者无虚日”，时人藏砚以得余甸题铭为贵。《砚史》共收余甸砚铭81方，为诸人之冠。
除核心成员外，福州藏砚圈还包括一些入闽履任的官员，如陈兆伦、赵国麟等。林氏兄弟还为《砚史》书稿遍求题跋，题跋者不乏钱大昕、方苞、金农、高凤翰、沈德潜、袁枚等名流，亦可见福州藏砚圈之盛况。
明清时期制砚业空前发展，各种材质形制，应有尽有，异彩纷呈，逐渐形成了徽派、浙派、苏派、粤派等凸显地域性的砚艺流派，并出现了一大批制砚的能工巧匠。对苏州女性制砚工匠顾二娘的推崇，是福州藏砚圈的一大特点。
古代素有“重道轻器”的观念传统，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工匠常被视作末等营生，几乎不为史籍所载，遑论女性匠人。制砚而留名砚史者，多是以文人身份而为世所重。顾二娘乃苏州专诸巷琢砚匠人，公公、丈夫相继离世后，她接过家业，将琢砚技艺发扬光大。顾二娘名重砚史，与福州藏砚圈的极力称誉有着密切关系。
检诸《砚史》，福州藏砚圈尊称其为“顾大家”或“吴门女史顾氏”，以显敬重之意，许多成员都有咏赞顾二娘的文字。诸人所藏之砚也有不少为顾二娘所制。时人陶元藻为《砚史》所作题诗称书稿所收铭文砚“强半工成顾家妇”。林佶、余甸、黄任、陈德泉、林涪云等人还亲自造访苏州专诸巷，延请顾氏制砚。林佶私藏至宝“奎砚”，由顾二娘用珍贵的端溪石琢制而成。余甸则称赞顾氏砚“细腻庄雅”。其中，黄任对顾氏的推崇最甚。黄氏《赠顾二娘诗》盛赞顾氏砚艺之精妙高超：“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黄任“十砚轩”藏砚很多也出自顾二娘之手。
有论者认为，福州藏砚圈对顾氏的推崇，甚至影响了“闽派砚雕”这一“文人砚”流派的形成。福州本土制砚家谢士骥、董汉禹、杨洞一因与闽中藏砚家的交往，得以观摩并学习顾氏技艺，可谓顾氏私淑弟子。余甸在一首称颂董汉禹、杨洞一的诗中写道：“最是文人运斧工，董杨雅制善磨砻。开池深浅凭心曲，错认吴趋女手功。”肯定董、杨二人的砚艺可与顾氏相媲美。顾二娘以“圆活而肥润”为制砚精要，十分契合文人的审美旨趣，这大概是其风行福州藏砚圈的关键原因。
有清一代，砚学文献繁多，如纪晓岚《阅微草堂砚谱》、书画名家高凤翰《砚史》、乾隆内府《西清砚谱》等，都是砚史名著。林在峨《砚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砚文化史，而是以砚铭为其内容，所收砚铭形式自由，兼有词、杂体、格律诗等多种文体，堪称砚铭大全。这些砚铭寄托了文人情志，也展现了特定地域以砚为纽带的文人交往群体。在福州藏砚圈中，砚台远远超出了书房文具的实用功能，而与文人的读书生涯、交友应酬、仕宦焦虑交缠在一起。诸人对砚的笃爱令人感慨。林氏《砚史》以其对砚铭的专门辑录，以及对特定区域群体赏砚、藏砚的记录，在砚学史上独树一帜。吴笠谷先生认为，福州藏砚圈可称为“宦业三流，文学二流，砚学一流”。
除砚学外，林氏《砚史》还具文学史料价值。此书是清初文人文学交游的典型案例，从中可对福建清代文学史作一些钩沉。福州藏砚家也多是闽中文坛艺林有名之人，如许氏是“闽中以诗世其家者”，林佶、黄任、余甸等也以诗文而为人所知。诸人既是石交砚友，也常结社唱和，文学砥砺。借助书中所辑砚铭、题跋，可以考知多人生卒年。一些成员的诗文未能刊刻行世或佚失，也可由林氏《砚史》略窥一二。对于清初福州工艺史的探讨，尤其是文人与工匠之间的互动关系、文人趣味对工艺的浸染等，林氏《砚史》也颇具价值。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日报》（2025年4月29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