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峰　陈伟晟

　　1905年，旧制科举废除，复旦公学创立。从此，“复旦”与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科教探索、民族复兴的时代大潮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誉为“东南全盛之邦”的福建，作为最早对外通商的省份之一，也率先睁眼看世界，并涌现出了多位为国家命运而上下求索的学术大家和仁人志士。

　　福建和复旦大学虽遥距千里，山海相望，但为教育兴国、科技强国、济世救国等共同理想而心脉相连、渊源日深。尤其是省会福州，和复旦大学形成了深刻厚重的关联。福州系的复旦校友，共同筑起了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流砥柱。

　　第一章：教育救国

　　——思想启蒙与现代教育的探索

　　严复：复旦精神源头的一面思想旗帜

　　四月的福州总是阴雨连绵，三坊七巷里，如织的行人踩着青石板匆匆而过，嘎吱作响。郎官巷内，坐落着严复故居，它带着历史的光华，默默地迎送着来往的行人。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属福州）人，是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

　　严复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幼年时期跟随闽中大儒黄少岩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典学术基础。1877年，严复因成绩优异被派往英国留学。在留学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文化与制度，为日后的思想启蒙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归国后，严复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西方书籍的翻译与大学教育的推动上。尤为显赫的是，他先后担任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第二任校长及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为民族的思想启蒙和早期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首先在译书领域。他倡导救亡变法，率先引入西学和民族竞争理论，给当时陈腐衰朽的旧中国带来了一丝全新的空气。在清廷甲午战败后，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希望借此书来振奋国民。《天演论》一书认为，人类社会亦是弱肉强食，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就会为天演所淘汰。严复借此向国人发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在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时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言。严复就甲午战争失败分析原因：皇权专制、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落后的礼俗、贫穷是造成国民素质低下的几个主要原因。解决之道，在于引进西学：西方民主、科学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

　　其次是大学教育。严复教育思想的根本目标是以群学对中国国民进行系统的社会启蒙和社会教育，以科学思维改造国民性，改造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提升民力民智民德。在严复看来，教育是提升民族素质、从而参与现代世界竞争的关键；通过教育，改变当时“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使之成人、立人、达人，成为国民、公民，能够自立、自治。

　　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严复的教育思想又集中体现在学校教育上。1902年至1904年，严复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译局总办。1904年，严复有在上海办一学校的打算，并写信给爱徒熊季廉：“复之私心，则欲于东南择地，自立私学……”

　　1905年，由于马相伯欲脱离震旦学院建一“华人自主之学校”，而严复也正好有在上海组织一所学校的想法，二人便一拍即合，严复以校董身份参与筹资并起草《复旦公学章程》，1907年受聘为第二任监督（校长）。在任职期间，严复对复旦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严复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管理制度引入复旦，为复旦带来新教育理念。在严复的领导下，学校开始重视通识教育，除本国语文、历史、文学、哲学外，还开设物理、数学、化学、地理等课程，所用教材既有中国经典又有外国教材，课堂教学既有国语又有外语。另一方面，严复在任期间，致力于将私立复旦朝向官办化发展，使学校获得稳定的经费来源。他向两江总督端方申请到了官方资助，从而使复旦摆脱了建校初期的财政紧张。这段任期前后，复旦公学培育了一批杰出英才，如后来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大科学家竺可桢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又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不久后学校更名为北京大学，他继续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严复以其会通中西的学识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极大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成为复旦乃至中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其一，教育救国、教育强国。严复明确提出“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理念，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强调通过教育来提升国民素质，进而实现国家的复兴。这一理念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后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与现代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其二，“三育并举”。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育并举”教育目标。他主张通过体育增强国民体质，通过智育提升国民的知识水平，通过德育培养国民的现代道德观念。其三，中西结合，推动教育制度的现代化。严复在复旦公学期间，推动了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他主张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包括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并提出高等教育应注重西学，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才；他也主张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两者可以相互补充。他更从突破科举应试教育出发，提倡教育应培养通才，强调思辨和自由，这种思想还长期影响着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

　　1921年，严复病逝于福州郎官巷。根据林耀华先生的记述，严复在临终前年仍以国为念，所作《元旦觐祖生》一诗，后四句为：“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他和南宋大诗人陆游一样，具有最深沉的家国情怀，他希望在山河复苏、国运太平之际，后人能不忘告祭，使其得慰九泉。

　　严复作为《天演论》的翻译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明“天道变化，不立故常”“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等论点，这些崭新的观点和语言，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也猛然打破了皇权授命于天的旧封建思想枷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承认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人”。胡适说：“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严复一时之间成为了中国的精神领袖，中国的思想界为之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中国的爱国者为之奔走驰命。可以说，严复率先把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震醒了中华民族，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高凤谦、郑振铎：

　　家国情怀扎根新文化传播和基础教育

　　在长乐，有一处商务印书馆的分馆。馆内，一位身着长衫、面容枯黄削瘦的长者对面，坐着一个西装革履、梳着精神的大背头的年轻人，他们正为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薪水激烈谈判着。他们便是高凤谦、郑振铎翁婿。

　　高凤谦(1870—1936)，号梦旦，长乐龙门村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他的先世是当地的一个名门望族，富甲一县，号称“高百万”。到了高凤谦这一世，家道已经中衰。他年少时跟随长兄在福州九彩园读书，曾考中秀才，但因生性不乐为八股帖括，又目睹了晚清政治学术之窳腐、外交之失败，便放弃了举业，以笔耕为生。

　　1896年，高凤谦帮助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并于同年用笔名“崇有”在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上发表了一篇叫《议废除跪拜逸事论》的文章，梁启超大加赞赏。1901年，高凤谦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并于次年率学生东渡留学。他顺道考察日本国情，从中感悟到，国家要兴盛，首先要重视教育，而教育又以小学为基础，于是产生了编写适合中国实际的小学教科书的想法。

　　不久，高凤谦便得到了实现编写小学教科书理想的机会。1903年经张元济引荐，高凤谦入职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部长，主持编纂小学国文教科书。1904年，张元济和高凤谦合编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出版不到两周即风靡全国，一时洛阳纸贵。此后，高凤谦又陆续编出修身、历史、地理、唱歌、字帖等教科书。这套书一共八册，于1905年全部出版，深刻重塑了近代中国基础教育格局。

　　1909年8月，在夏剑丞的推荐下，高凤谦任复旦学堂监督（校长），一年后又重新回到商务印书馆，一直工作至1931年退休。这段时间内，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编辑《辞源》与举荐胡适和王云五二事。

　　鉴于当时中国尚无系统辞书，高凤谦毅然启动《辞源》编纂工程。《辞源》一书的编辑历时八年，于1915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大规模的语文辞书。五四运动爆发后，高凤谦认为编译工作应该要能适应新潮流，自己不通外文，当退位让贤，便举荐胡适以自代。胡适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又把王云五介绍给高凤谦。王云五到来后，高凤谦退居出版部长，竭尽所能帮助他开展工作，编译所果然得到了重大的革新。高凤谦在职业的中晚期，仍在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光发热。

　　胡适在回忆高凤谦的时候说：“人都说他冲淡，其实他是浓挚热烈，在他那浓挚热烈的心里，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胜利，别人的成功胜利都使他欢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胜利一样。因为浓挚热烈，所以冲淡的好像没有自己了。”高凤谦怀着一颗浓挚热烈之心，为国民智识之发展，为国家之崛起，忘记了个人的得失，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基础教育。

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是中国现代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在岳父高凤谦的学术熏陶下，他将生命根系深植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

　　1918年，郑振铎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次年，日本侵略者在福州开枪逞凶，消息传到北京，郑振铎积极参加了“旅京福建同乡学生联合会”，并创办了油印刊物《闽潮》。1923年，他与高凤谦的女儿高君箴结婚，瞿秋白送了三个图章，一个给郑母，另两个给郑振铎和高君箴，郑、高二人的图章分别刻有边款“长”“乐”二字。罹难前十日，他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行生平最后一次演讲时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他在身份认同上，始终更认同自己是长乐人，是福州人。   

　　郑振铎的毕生事业可系统归纳为三大领域：文学创作与翻译、教育实践、文献抢救保护。

　　首先是文学创作与翻译。1920年末，他还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时，便与沈雁冰、蒋百里等人联合发起筹建文学研究会。1921年，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郑振铎主编过《文学季刊》《小说月报》《儿童世界》等重要期刊，其中《儿童世界》为我国第一本儿童文学专刊。在做编辑的过程中，他还翻译、创作了大量作品，其翻译作品最有名的有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创作作品比较有名的有《猫》《海燕》等。郑振铎离开商务印书馆后，还写出了《西行书简》《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影响力的著作。

　　其次是教育实践。1929年，郑振铎被聘为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文科学会编印的文学期刊《我们的园地》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敦煌俗文学的价值及其影响》，介绍敦煌“古藏书库”发现的经过。1931年，他又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聘教授。1935年，任暨南大学教授。执教期间，郑振铎开设《中国俗文学史》等系列课程，慧眼识拔余冠英、季羡林、吴晗等未来学术大家，对中国的文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是文献抢救保护。1940年，郑振铎看到诸多中国珍贵古书皆被外国人购走流入海外的现象，便与张咏霓等人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重要的江南文献。他常常奔走于藏书家和书店之间，劝告他们，凡有好书，切不可卖给汉奸和外国人，为子孙多留些读书余地。经郑振铎的多年努力，抢救下来的古籍善本多达4000种。1945年，黄炎培问周恩来如何保存南方文物时，在一旁的毛泽东当即抢答：“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1949年，中央文化部成立，郑振铎任文物局局长。1950年，郑振铎探望“铁琴铜剑楼”的后人瞿氏兄弟，在他的鼓励下，瞿氏兄弟将所藏图书52种1816册统统捐献给了国家。郑振铎后又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对制定和宣传文物政策、保护古代文物、培养和扩大考古工作者的队伍、推动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8年，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郑振铎的一生始于编书，继以著书，终之护书，他常把“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这句话挂在嘴边。不幸罹难后，家人将他搜集到的十万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完成了他“书生报国”的宏愿。

　　高凤谦和郑振铎等福州籍复旦人，他们以殷殷家国情怀和一脉相承的教育实践，为中国的教育启蒙和文化传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扎根基础教育、毕生耕耘，希望以文化思想启蒙来改变民族命运。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躬身实践，为复旦大学的福州朋友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章：科教报国

　　——科研与实践的本土化结合

　　赖祖武：中国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研制的重要组织者

　　在一间简陋的核物理实验室内，一位国字脸的中年人正埋着头做着实验，汗水一滴一滴地落下，不觉浸润了他的演草纸。已然是正午了，他这才揉了揉发黑的眼眶，看了一眼窗外苍茫的大地，便继续埋头工作。他便是赖祖武教授。

　　赖祖武（1931—2009），出生于福州市，1950年广西大学物理系毕业，1952年浙江大学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53年至1960年任复旦大学物理系电子学教研室主任、核物理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6年，赖祖武主持了复旦大学601型电子模拟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这是中国研制的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其后，赖祖武被调至哈军工电子工程系，参与创建并发展该校的模拟计算机与控制技术研究方向。

　　赖祖武教授在计算机领域的贡献，不仅体现了复旦大学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卓越成就，更是复旦科创精神的代表。他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研制出601型电子模拟计算机，填补了我国在电子模拟计算机领域的空白，为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一定成绩。赖祖武教授的科研工作不仅局限于计算机硬件的研制，他还致力于核物理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早在20世纪50年代，赖祖武教授就著有《核物理电子学方法》，该书被作为全国高校教材使用，是当时最系统、全面介绍核电子学这门新学科的著作。

　　1960年，赖祖武调至二机部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兼部工程师、科技委主任、研究生部副主任等职，负责筹建了国内第一个快中子次临界安全实验室、快中子临界实验室、中子宏观参数实验室，组织和指导了地下核试验抗干扰技术的研究、全国最大的高功率电子脉冲加速器研制、小型脉冲真空中子管研制、抗辐射电子学及电磁脉冲研究等工作。在这些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赖祖武作为优秀的科研管理者，曾任中国核学会第二届理事、中国电子学会会士、中国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同时，他作为主要参加者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著有《电磁干扰防护与电磁兼容》和《核物理电子学方法》。

　　陈彪如：中国国际金融学科奠基人

　　上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一位敦实的年轻人正如饥似渴地翻阅着经济学书籍，苦苦思索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不知不觉间，夜已深了。他便是后来中国国际金融学的创始人陈彪如。

　　陈彪如（1910—2003），原名陈友炳，生于湖北孝感，祖籍福建福州，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学创始人。他幼时受的教育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在私塾先生的严格要求下，陈彪如形成了良好的古典学素养。1929年，陈彪如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在清华求学期间，他积极展开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同学共同发表《国际舆论与东北问题》一文，希望借此鼓励中国人民的斗志。1933年，陈彪如继续进入研究生院深造，于次年毕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在兰州从事苏联对华军援物资的运输工作以及在重庆外事局从事接待和联系工作。他在沿途中目睹了人民流离失所、处处是残砖碎瓦的惨况，深感经济问题将是战后中国重建的首要问题。于是，1944年，陈彪如考取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追随熊彼得等经济学大师学习经济学。1946年，他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底回国，受聘为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年9月，陈彪如先生在复旦大学任教，担任经济系教授，后又于东吴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先后兼任中国国际金融学会顾问，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名誉会长，美国经济学会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等。虽然他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时间仅有一年多，华东师大是他主要的学术成就地，但他的学术成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共同财富。

　　陈彪如先生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最早从事国际金融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为学生系统地讲授国际金融课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金融专业人才。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理论研究上，还体现在他积极推动金融学科的建设和实践发展，为我国金融事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彪如先生的代表作有《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概论》等。《国际金融市场》一书对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市场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介绍，对各个市场部门在促进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了客观的评价。这本书受到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的称赞，称其为目前中国国内唯一的一本系统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书籍，内容不输国外同类专著。《国际金融概论》是我国第一部国际金融教材，填补了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空白，曾荣获全国高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至今仍作为国际金融学科的经典教材使用。

　　陈彪如先生的研究工作始终围绕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国家的金融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厉以宁先生曾评价说：“陈彪如先生是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著名学者和创始人，是国内系统提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基本框架的第一人，更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国际金融教育的启蒙者。”作为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作为我国最早开展国际金融研究的倡导者之一，陈彪如先生在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汇率、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等方面所做的系统研究，对国家经济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赖祖武和陈彪如等福州籍复旦人，虽然有不同学科的文理差异，但他们都以深厚的学术造诣、优秀的科研能力或科研管理能力，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把一篇篇论著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研成果用在国家建设当中，他们在学科发展、政策制定、科技创新和国防事业等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章：上医医国

　　——为人群服务的复旦医者

　　颜福庆：中国现代医学重要开拓者

　　黑云压城，一会儿便下起了瓢泼大雨。空空的诊室内，一位精瘦的长脸医生仍正襟危坐，耐心地等待着可能会来的病人。不久，一个高大的年轻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背着患疟疾的妻子站在了他面前，身上的雨水仍不住地往下淌着。他了解了情况以后，以精湛的医术为患者治愈了疟疾，又免收了患者的医疗费用。他便是颜福庆。

　　颜福庆（1882—1970），字克卿，祖籍厦门，是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的创始人、中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颜福庆以医学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卓越贡献，为复旦大学和福建省建起了重要的精神桥梁，而颜福庆纪念馆即将落成于福州的三坊七巷，也使得这位先贤与福州市有了重大的关联。

　　1882年7月，颜福庆出生在上海市江湾一个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在目睹了旧中国民穷国弱的社会现状后，少年的他便立志学医。颜福庆的伯父颜永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见颜福庆天资聪慧又刻苦好学，便资助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赴南非多本金矿任矿医，为华工治病。金矿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一天15个小时的工作，华工们成天像狗一样在山洞里爬进爬出，在脏水中浸泡，工头还不时地吆喝，用鞭抽打。颜福庆目睹了这一切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悬壶济世的念头。

　　1906年，颜福庆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生活清苦，坚持勤工俭学，成绩名列前茅，1909年毕业，他成为该校第一个获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同时他没有忘记缺医少药、苦难深重的骨肉同胞，他希望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为了使自己的医学知识更全面、更能适应国情需要，他又于同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继续深造，并在短期内获该校热带病学学位。

　　1910年，颜福庆受美国雅礼会聘请，在湖南长沙雅礼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前身）任外科医师。期间，他同情穷苦百姓，时常为他们免费治病。1911年，颜福庆在京汉铁路沿线从事鼠疫防治工作。就是此时，他萌发了“预防为主”的思想，1914年即和胡美一起筹办了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学院的前身），任第一任校长。1915年，他又组建了中华医学会，任第一届会长。在此期间，他还入读哈佛大学，并获得公共卫生学证书。

　　1927年，颜福庆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到任后，他看到外国人把持医学院大权，普遍歧视和薄待中国的医学院教师，更加强了要创办一所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医学院的决心。颜福庆说：“屋檐之下，何时翻身，中国人当有自己的大医学院。”在颜福庆的积极筹划下，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85年改为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立，将学院设在上海，颜福庆出任首任院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颜福庆担任“上海救护委员会”主任，组织领导医学界人士和医学院师生参加伤兵救护活动，组织医疗救护队，负责战时救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颜福庆又率领学校师生为上海及周边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等疾病。抗美援朝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领导工作。晚年，颜福庆退居二线，仍用自己的余热支持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

　　上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得益于颜福庆办学之初就团结了一批志士仁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医即有一批青年学生赴国外深造。他们学成回国，在上医辛勤耕耘，做出很大成绩。1956年，经国家核定，上医有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他们都是各学科的先驱者、奠基人或领军人物。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说，上医的一、二级教授比清华大学还多。1955年，中央命令上医负责建设重庆医科大学。颜福庆去重庆选址，并从上医分出一批师资、设备进行援建。此外，上医还陆续支援重庆、山东、大连、新疆各兄弟院校一批骨干教师，对整个中国的医学教育也影响深远。

　　颜福庆的办学理念反映在学生毕业宣誓的誓词和校歌的歌词中。1934年，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必须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本余所学，为人群服务，严守医师戒条，终身不渝，并力求深造，克尽厥职，谨此宣誓”。1936年学校校歌的歌词是：“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颜福庆一贯提倡“公医制”，反对私人开业。他一生以身作则，从未私自开业行医，不计功利。他率先倡导和规定专任教师一般不得在外兼职或开业，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专任教师主动放弃私人开业，专心从事教学。“正谊明道”，是颜福庆为上医确立的校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训诫。

　　颜福庆推动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和医学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是医之代表，也是医者中的国之担当。）

　　石美鑫：

　　中国胸心外科开拓者之一

石美鑫

　　一位医生，穿着白大褂，手持一枚“绣花针”，顺利地完成了法洛四联症手术。他开怀地笑着，满脸自豪。他便是石美鑫教授。

　　石美鑫（1918—2014），出生于福州市，是我国著名医学教育家、新中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1936年，他从福州格致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194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山医院胸外科副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长等职。他是中国胸心外科手术的开拓者之一，在医疗手术上进行过多种创造和改进，其中在国内外医学文献中或国内医学史中属于首创的手术达十多项。

　　石美鑫教授创下了多项“第一”：1948年率先开展转移性肺肿瘤切除术、1953年施行首例锁骨下动脉-肺动脉侧端吻合（体肺分流术）治疗法洛四联症、1954年创建动脉导管褥式缝合切断术、1957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他完成中国首例法洛四联症手术和成功研制人工心肺机这两件事。第一件事与石美鑫的“赌气”有关。1945年，抗战胜利后，胸外科专家LeoEloesser教授来中国讲学，提到了“法洛四联症手术”，并用嘲讽的口吻说：“在座的你们中，如果有人会做这种精巧的手术，我将把头砍掉。”当时在座的石美鑫听到后十分气愤，立志要用成功的手术为国争光。完成法洛四联症手术需使用特制细弯针，但当时国内无法生产此类器械。石美鑫通过十多个晚上的努力，终于制成了一批土制的细弯手术针，并用这枚“绣花针”完成了中国首例法洛四联症手术。另一件事是，1957年突破西方封锁，石教授团队成功研制国产首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开展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实验研究，为我国胸心外科的突破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石教授还是许多重要的医学类杂志的主编，并主编了多部医学著作，获得了多个奖项，包括中华胸心血管外科学会终身成就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等。

　　石美鑫教授在医学教育和科研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医学教育方面，1978年他出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后担任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外科学教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培养大批青年才俊，遴选诸多医学菁英。

　　在科研方面，他在任院长期间，推动了上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建立，恢复了停滞十余载的职称评审制度，用耐心与毅力逐步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石美鑫教授一生秉持“一切为了患者”的“中山精神”，90多岁时依然活跃在中山医院的治疗与医学教学一线，是中山医院“永远不退休”的医生。其创新与敬业精神，永为医界楷模。

　　唐代大医孙思邈曾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真正上乘的医者，不止于治病救人，更应以医道为本、以医德领袖群伦，能济世安邦、为国造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创始人颜福庆和石美鑫院长为其中优秀代表，他们正是“上医医国”精神的典范。他们毕生致力于解除民众疾苦，将“为人群服务”“一切为了患者”的慈悲情怀和崇高理念融入中国现代医者的职业操守；又以精湛医术和身体力行，帮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从而持续服务社会与国家。

　　凭借深厚的医学造诣、卓越的才华和赤诚的奉献精神，这两位福州系复旦医学家，为现代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筚路蓝缕、鞠躬尽瘁，堪称民族复兴进程中医者的杰出代表。

　　结语：

　　赓续发展的校地桥梁

　　——共建平台，续谱华章

　　旦复旦兮，日月光华。在复旦大学历史上，20名校长中有5名为福建籍（含祖籍）；原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0名校长中，也有两名为福建籍。福建儿女在复旦大学发展历史上具有相当重的分量，而八闽首府的福州学者在其中更是熠熠生辉。可以说，从文化启蒙、科教兴国到经世济民、悬壶济世等诸多领域都有福州系复旦人的身影：他们为复旦大学和福州之间架起座座桥梁，让校地之间产生诸多“求索奉献”与“共同奋进”的美好交集，他们也在民族复兴历程中接续谱写绚美的华章。

　　云卷云舒，斗转星移。21世纪以来，福州市与复旦大学正共同形成新的认同，并不断搭建合作平台，这些双方共建的系列平台，又在为复旦大学的福州朋友圈搭建当代桥梁。近年来，复旦大学在福州和厦门建设了多家医院。其中，两家复旦大学附属医院落地福州，分别是复旦肿瘤福建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这些医院在为福建省和周边人群提供服务，为当地百姓带来健康福音。

　　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在当下中国，科技创新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为更好推动双方校地合作、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复旦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福建）、复旦大学福建科创馆也都落地福州，一批批复旦系科技成果或将在福州展示、落地并开花结果，推动本地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校地合作高质量发展。这些也推动着越来越多校友参与其中，共同续写双方的深厚友谊，共同续谱校地合作的新篇章。

　　2025年5月，复旦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当我们回望严复、颜福庆等杰出校友以大爱架起与赓续的校地桥梁，我们心怀钦敬；当我们放眼未来，更对校地携手、共谋发展充满期许。

　　最后，请让我们以七言绝句作结，为复旦卓越的“福州朋友圈”喝彩：

　　复旦光华焕旧邦，

　　榕城俊彦沐朝阳。

　　中流砥柱兴科教，

　　百廿宏图启胜章。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官网、复旦大学校史馆、复旦大学校友传记、学术期刊等）

　　《福州晚报》（2025年5月11日、12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