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蔚文

福州晋墓出土双管瓷烛插器。

遇林亭窑“福海寿山”黑釉盏。

　　陶瓷是土与火的结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漳平奇和洞遗址发现的史前陶器算起，福建陶瓷已经走过1万多年的漫长历程。近些年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表明，福建发现的古窑址及遗迹多达1000余处。

　　一

　　闽江流域的早期陶器可以追溯到距今6500—7000年的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壳丘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器物多以手工制作，陶器表面装饰有条纹、麻点纹、贝齿纹、刻划纹等。距今四五千年的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先后发现原始陶窑9座，出土许多红陶、灰陶、橙黄陶及黑陶等遗物。陶器制作使用手工及原始轮制工艺，装饰纹样有绳纹、麻点纹、方格纹、篮纹、席纹、叶脉纹等。这两处是闽江流域史前陶器的代表性遗址。

　　闽北浦城猫耳弄山商周遗址曾发现9座商代陶窑，出土的陶器以施黑衣的印纹硬陶为主。猫耳弄山窑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不同类型窑炉集中分布、保存完整且存在早晚叠压关系的窑群遗址。发掘的两座斜坡式早期龙窑，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位于闽侯鸿尾乡石佛头村的黄土仑商周遗址，先后出土一批富有地方色彩和仿铜器风格的几何印纹硬陶器，主要类型为饮食器、盛器、酒器和祭祀器皿等。黄土仑陶器中最富特色的是部分仿青铜礼器造型的器物，如甗型器、簋型器等，在中原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中大多可寻觅到类似的祖型。黄土仑陶器大多采用轮制工艺，但在一些大型器物中仍可看到泥条盘筑的迹象，表明当时存在陶车制作和传统盘筑法共用的事实。闽江流域等地发现的类似印纹硬陶，火候较高，质地较硬，表明当时先民的制陶技术已有较大进步。

　　二

　　汉晋以后，闽江流域的陶瓷烧造日渐增多，以闽侯怀安窑、建阳将口窑与水吉窑、福清东张窑、连江浦口窑、闽清义窑等为代表的古窑场多达数百处，千百年来烧造了难以估算的陶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内外，共同造就了福建陶瓷业长达千年的兴盛景象。

　　位于闽江下游的怀安窑，是福建晋唐时期的重要窑址之一，最迟在南朝晚期就开始烧造青瓷器。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载：“陶灶，在（怀安）县治北一十里。按旧记，五代梁开平元年，闽王审知筑南北夹城陶砖于此。”怀安窑遗址范围约8万平方米，考古发现残存的龙窑基址，出土瓷器等遗物15000多件。怀安窑烧造的青釉瓷有盘口壶、罐、盒、钵、盘、杯、碗、盏，以及部分釉下褐彩、酱釉器等。瓷器采用叠烧工艺，在龙窑中烧造而成。在窑址中发现两件分别刻有梁“大同三年”（537）和唐“贞元”（785—805）的重要纪年窑具，表明该窑初烧年代为南朝，下限至唐五代，前后持续约500年。怀安窑出土的南朝青瓷器，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学分析测定，原料系取自当地风化程度较高的瓷石，其中二氧化硅含量高达86.7℅，较之浙江越窑青瓷含量74%—78%为高，属于高硅质。氧化铝的含量较之越窑相对为低。该窑出土的青瓷釉，经分析发现其中一些粉蓝色乳光釉具有典型的不混溶性结构，这是比钧窑、吉州窑等已经发现的古代分相釉年代更早的不混溶性釉。

　　将口窑位于建阳将口乡北侧郭垅山和仙奶岗的东南坡，分布范围约1200平方米。考古发掘清理唐代龙窑基址一座，出土一批青瓷器等遗物。瓷器釉色以青绿色、青黄色为主，器形有碗、盘、碟、盆、钵、壶、瓮、罐等；瓷器在龙窑中以托座叠烧工艺烧成。唐及五代时期，闽江流域各地窑场逐渐增多，据《旧五代史·梁纪》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在闽国给梁朝的进贡物品中，就有玳瑁、琉璃、香料、瓷器珍玩等物品，表明五代闽国时期的瓷器制作已较发达。

　　三

　　宋元时期闽江流域的陶瓷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建阳建窑、武夷山遇林亭窑、浦城大口窑、光泽茅店窑、南平茶洋窑、闽清义窑、福清东张窑等窑场，烧造的瓷器堆积如山。

　　建窑在宋代开始烧造黑釉盏，同时兼烧青白瓷和青瓷。宋代古籍《方舆胜览》曰：“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茶录》曰：“建安所造黑盏,纹如兔毫,然其毫色异者，土人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又难得之。”为顺应当时的斗茶之俗，建窑黑釉盏多为茶盏类，造型口大足小，形如漏斗，以中小型敞口或敛口盏为多见。主要特征是胎体厚重坚致，胎色紫黑；釉色黑而润泽，器内外施釉，底部露胎；底足为浅圈足，可见旋坯纹。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代表作，依釉色可分为兔毫盏、油滴盏、曜变盏、纯黑釉盏和杂色釉盏等。其中的曜变盏和油滴盏更是价值连城，享誉中外。

　　武夷山遇林亭窑产品有黑瓷、青瓷、青白瓷等类，黑釉盏中的乌金、兔毫、油滴等是其重要产品，乌金釉盏往往装饰金彩或银彩，颇具特色。福清东张窑主要烧造黑釉盏和青瓷器，常见器物有碗、盏、碟、盘等。东张窑烧造的黑釉盏在莆田林泉院、福清少林院、泉州清净寺等宋元文化堆积层中曾有出土。

　　闽清义窑的窑址范围绵延十几个山头，面积达53000多平方米，是宋元时期闽江下游规模最大的窑址之一。义窑主要烧制青白瓷，也有少量黑釉瓷。常见器形有碗、洗、碟、盒、罐、壶等。明清时期，闽江流域的制瓷业仍得到长足的发展，各地的瓷器烧造技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据《天工开物》等典籍记载，古代陶器烧造工序大致是以陶土（黏土）经手工捏制成型，或采用早期的原始轮制及泥条盘筑法制成初坯，经晾干后再放在窑炉中焙烧而成。闽侯昙石山遗址发现的陶窑遗迹，显示新石器后期的先民已经使用原始窑炉烧造陶器。浦城猫耳弄山商周窑址早期龙窑遗迹的发现，表明商周闽地窑炉烧造已有很大的进步。魏晋南朝时期各地开始出现胎体施釉、质地坚硬的成熟青瓷器，表明当时已经具备较为先进的烧造窑炉，烧造温度达1200℃以上。

　　唐宋以后，瓷器烧造技术日益发达，1990年在建窑遗址发现一座依山而建的龙窑，长135.6米，有16个窑门，这是福建迄今发现最长的龙窑。窑室前后段多装烧小型盏，中段则烧造器型稍大的瓷器。按窑室内装的匣钵数量统计，当时每窑大约可烧造十万余件瓷盏，可见当时建窑产品数量之巨。此后元代分室龙窑和明代横式阶级窑的出现，显示各地瓷器窑炉结构和烧造技艺日臻成熟。随着烧造技术的不断进步，瓷器的釉色也由原来的单色青瓷、白瓷和黑瓷，繁衍出釉下彩、青花瓷、五彩瓷等品种，可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四

　　汉唐时期，福建海外交通贸易渐趋活跃。闽王王审知曾“招徕海中蛮夷商贾”，促进海外贸易。经有关学者对比分析，确认日本博多遗址出土的部分青瓷器为怀安窑产品。说明早在1000多年前，闽江流域烧造的瓷器已与日本民间有了密切的贸易交往，怀安窑因此成为福建早期外销瓷的代表性窑址。宋元以来，闽江流域等地窑场烧造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内外。无论是遥远的南亚、波斯湾，还是神秘的南海沉船，都可见到它们靓丽的身影。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北上航线主要通往日本、高丽等地，当时大量的瓷器由此输往日本等地。在日本博多遗址以及韩国新安沉船等处，都曾发现建盏的身影。当年从博多湾输入的“唐物天目”，如今成了日本的国宝。在日本博多、镰仓等古遗址中，也曾发现东张窑烧造的黑釉盏。东张窑及义窑烧造的瓷器，还分别在西沙群岛华光礁、北礁沉船遗址以及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中出水。

　　魏晋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当时的青瓷器明显出现佛教艺术渗透的现象。在闽江流域有关墓葬出土的碗、盘、烛台、博山炉等青瓷器，常见一些莲花或莲瓣等装饰纹样。佛教推崇莲花，这些双瓣莲或覆瓣莲的装饰纹样，都与佛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瓷器装饰流行的缠枝卷草纹、宝相花卷草纹等纹样，也与佛教艺术有关。上世纪50年代在福州市郊老鼠山晋墓出土的一件双管瓷烛插，烛插上部堆塑一个深目高鼻的佛陀异人，其骑坐在一只身上布满圆点纹样的蟾蜍背上，左右两手各抱着一个小供养人。蟾蜍凸目宽嘴，匍伏于地。佛陀头上顶着双管烛插，整体造型奇特，富有佛教文化韵味。闽侯桐口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五联罐，肩部堆塑四尊手执刀剑盾牌的武士，可能显示了当时社会地主庄园及其私人武装部曲的某些情景。此外，浦城大口窑出土的谷仓罐、龙虎瓶等明器，龙虎瓷瓶肩部堆塑龙、虎、鸡、犬、日、月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则展现了古代民间宗教信仰的某些现象。

　　中国古代福文化源远流长，由《尚书》“五福”之说延伸的“五福临门”“福禄寿”“福海寿山”等祈福图文，长期影响于广大社会。在武夷山遇林亭窑的黑釉盏中，曾发现“福海寿山”的装饰文字。在浦城碗背窑和邵武四都窑的瓷器中，也见有“福”“寿”等装饰文字。这些都是传统祈福文化在其中的生动体现。古代工匠们还运用手中的竹刀和画笔，刻绘出许多精美的装饰纹样。如龙、凤、鹿、麒麟、芦雁、喜鹊等祥禽瑞兽；牡丹、莲花、松竹梅兰以及折枝、蔓草等花卉纹样；卷云纹、如意纹、博古纹、万字纹以及婴戏等纹饰。这些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大多反映了古人传统祈福以及趋吉辟邪等精神意念，同时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闽江流域多姿多彩的社会风情与历史人文景观。

　　《福州晚报》（2025年6月22日 A05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