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庚

　　林则徐（1785—1850）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虎门销烟的壮举彪炳史册，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道光十九年（1839），他临危受命奔赴广东主持禁烟，虎门销烟池中翻腾的海水，不仅涤荡着鸦片的污浊，更揭开了近代中国捍卫民族命运与国家主权的序幕。在这场中英较量中，茶叶绝非普通商品——它是中外贸易的经济支柱，更是承载文化交融与政治博弈的独特载体，在近代中西关系中占据特殊分量。时光流转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则徐署理陕甘总督后，茶叶在其治理实践中角色陡转，成为西北边疆安抚边民、联络族群的柔性纽带，在巩固边疆中焕发出新的战略价值。

　　一

　　道光年间，广州十三行垄断的中西贸易中，茶叶居核心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717年与广东开展定期贸易后，茶叶进口渐成支柱；至18世纪后期，茶叶更占中国对英贸易总额的80%以上。茶叶是清廷换取白银回流、支撑财政（粤海关税收）的关键，被赋予超越经济的战略威慑力，“茶叶大黄制夷论”由此在清廷盛行。

　　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奏《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他深知茶叶贸易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提价利用中方物资优势遏制白银外流，维护国家利益。这一设想虽受限于当时认知，未能洞悉西方殖民扩张本质，却已体现其对茶叶战略价值的重视。彼时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对华倾销鸦片，导致贸易平衡急剧逆转。英国仅于1836年就向中国卖出价值1800万元的鸦片，从中国买入的茶叶和生丝仅值1700万元。

　　林则徐将茶叶视作对外贸易的重要杠杆和合法商品，在广东禁烟时上奏《外商已缴鸦片请暂缓断绝互市片》，希望在禁烟同时保障合法茶叶贸易畅通，以维护国家经济与民生。他立足禁绝鸦片来源，在禁烟谈判与中英冲突前期，尝试以茶叶为外交筹码，换取外商缴烟或约束其行为。在《英国等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中，他提议“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这一策略短期内收效，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外商的抗拒情绪。

　　在组织封舱、封馆、收缴鸦片的同时，林则徐有效运用茶叶换鸦片政策推进禁烟。其《己亥日记》记载：道光十九年四月初六日（1839年5月18日）“统计前后所收烟土，截至本日止，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他将收缴的2376574斤鸦片于虎门销毁，完成禁烟阶段性任务。缴烟前，林则徐已给外商“谕帖”，要求缴出全部鸦片并出具“永不夹带鸦片”保证书。五月清廷颁布《钦定严禁鸦片条例》《夷人治罪专条》后，他进一步要求外商“具结”（书面保证服从中国法律进行正当贸易），拒绝或继续贩运鸦片者将被驱逐并停止贸易。颠地、义律拒签保证书，甚至拒领清廷赏赐的1640箱茶叶，为鸦片战争埋下伏笔。

　　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11月3日），中英九龙穿鼻洋海战爆发，中方水师损失惨重。十月廿一日（12月6日），林则徐奉旨宣布停止中英贸易。十二月，顺天府尹曾望彦上《封关禁海议》，主张断绝所有对外贸易。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上奏《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宣折》，驳斥全面“封关禁海”之议。他指出，闭关将导致关税流失，鸦片走私反而会愈发泛滥。林则徐视茶叶兼具经济钳制与外交工具价值，主张通过“议立公所，酌中定制（限量供应），不许各夷逾额多运”调控价格，保障合法茶叶贸易畅通；同时加强沿海稽查以切断偷运链条，与守法国家贸易以孤立英国，“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民生。“以茶制夷”策略在坚船利炮冲击下被证明难以奏效，最终随鸦片战争爆发而失效。

　　彼时，英国已凭借东印度公司等资本力量，将茶叶纳入现代产业体系，通过殖民农业扩张与制度创新逐步反制中国茶叶贸易。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受东印度公司雇佣，于1839至1860年间四次来华展开秘密活动。1851年2月，他将中国的茶树苗、茶种及制茶工匠带往印度。此后，英国在印度开辟大片茶园，建立规模化茶叶加工产业，产出的茶叶除满足本土需求外，更远销全球，甚至反向流入清朝市场。至19世纪末，印度茶叶生产已实现机械化加工。英国还实施差异化关税政策，对印度茶免征关税，对中国茶却征35%的重税，使印度茶迅速抢占英国市场。1893年12月《中英会议藏印条款》签订后，中国西藏藩篱尽失，大量英印货物涌入西藏腹地，滇茶、川茶因此失去西藏庞大市场，印度茶则通过西藏私道远销至丽江、中甸等西南地区。

　　二

　　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林则徐因鸦片战争失利被贬戍伊犁。其《壬寅日记》（又称《荷戈纪程》）详实记录了七月初六日（8月2日）自西安启程，至十一月初九日（12月10日）抵达伊犁的行程。此行途程约八千里，跨越陕甘走廊及新疆天山南北，途经沙井驿、苦水驿、黑松驿、乐土驿、塔西河驿等多处茶驿，这些驿站成为他观察边疆的重要窗口。

　　沙井驿（今甘肃兰州安宁区）曾是河西走廊咽喉，此时已“山土坍塌，仅余一蹊径可通，驿舍亦多破损”；苦水驿（今甘肃永登县）沿途“极荒陋”，仅驿所附近“山树皆绿”显出生机；黑松驿（今甘肃古浪县）作为丝绸之路节点，古浪县令陈雪炉“已在此迎候”，暗藏边疆社会人际脉络；塔西河驿（今新疆玛纳斯县）一带聚居着数百户福建漳、泉籍移民，多为遣犯子嗣，折射出边疆开发的移民轨迹。

　　茶驿本是清代茶马互市制度下，用于茶叶运输、交易及管理的专门驿站。清代茶马互市主要盛行于陕甘青藏地区，始于顺治二年（1645），至雍正十三年（1735）虽告终止，但茶叶贸易并未中断，相关茶驿得以保留。这些茶驿作为军民商旅的交汇点，让身处困顿中的林则徐得以近距离接触边疆的土地与百姓。他与官吏、驿卒、牧民等各色人等交流，直观感受到民生的艰辛。

　　清代西北茶务由陕甘总督统管，新疆茶务则多与少数民族贸易及边防补给相关。林则徐身为流放员，虽无权涉足茶务事务，却通过茶驿的见闻，深化了对边疆民生的认知。他深刻领悟到边疆治理的核心在于“安民生”——这为他日后倡导屯垦、兴修水利等务实举措埋下了思想伏笔。在新疆三年谪戍期间，林则徐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处理防务、屯田、水利等事务，如承办阿齐乌苏垦地、主持“皇渠”龙口工程修缮，勘查阿克苏、乌什等地屯垦情况，将经世致用的理念落到了边疆治理的实处。

　　三

　　鸦片战争后，国内阶级矛盾愈发尖锐，边疆地区的民族纠纷也频繁发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日（1846年1月7日），林则徐署理陕甘总督，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着手处理黄河北岸的藏民问题。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布彦泰任陕甘总督后，林则徐改任陕西巡抚，但他暂时留在兰州协办“番务”，调派兵力摧毁黑错寺黑恶势力。平定暴乱之后，林则徐在甘肃处理“番务”的七八个月里，主要运用法律手段整肃当地的社会秩序。

　　道光年间西北边疆危机四伏，浩罕汗国暗中支持和卓后裔在新疆发动叛乱（如张格尔之乱），清廷为平定叛乱抽调大量兵力，致使青海防务削弱；果洛克番（时人多称其为“生番”“贼匪”）与青海本地番族的冲突不断升级，劫掠事件屡见不鲜，甚至波及藏地商队。道光二十六年前后，清廷接到奏报，称雍希叶部族勾结果洛克番劫掠青海蒙古。青海地处新疆、西藏、四川三省交界，战略位置关键，若番族与“贼番”勾结，恐引发连锁反应。尤其在张格尔之乱后，朝廷对边疆稳定诉求强烈，亟须严惩“不法部族”以维权威。

　　林则徐派遣总兵站柱等前去调查，发现指控缺乏证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月，他上奏《确查雍希叶部族实无不法之人并拟约束章程折》，以实地调查否定系统性不法指控。林则徐将处理雍希叶部族置于西北整体安全框架下，通过合理政策避免矛盾激化，维护多民族聚居区稳定。这与他在新疆推行的屯田实边、水利建设共同构成边疆治理的系统工程。在奏折所附四条“约束章程”的第四条中，第四条“买易粮茶，应严禁溢额，以杜接济也”，构建了系统的茶务安边政策。

　　其核心思路在于通过精准管控茶叶这一关键物资，实现边疆稳定与秩序维护。在供应机制上，推行“计口授食”制度，即按人口定量分配茶叶，严格确保供应“仅敷所用”，从源头上遏制多余物资流入他处，达成“接济之风，不禁自愈”的效果；在管理体系上，强化官方主导的层级管控——由雍希叶布香族所属“右翼盟长”监督百户，依据确切人口数量向青海衙门详细呈报所需粮茶数额，青海衙门经严格核定无误后“照例给票”（按规章发放印票），形成从基层到官府的闭环管理链条；在流通限制上，明确“不准稍有溢数”的原则，严禁超额购买，并以重典打击走私，规定“倘有影射夹带情弊，一经查出，即提该百户等从重治罪”，通过严厉惩戒确保制度刚性。最终，凭借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设计，服务于甘青交界（大通河路、八宝山）的治安管控，遏制番族“抢劫”与“内窜”等异动，稳步实现边疆稳定的核心目标。

　　从本质上看，这一系列措施的核心战略，是将关键生活物资（粮茶）的流通控制转化为治理工具，以经济手段辅助军事与政治管控，从而维护清廷在西北边疆的统治秩序。林则徐秉持“茶务安边”的治理理念，在西北推行“定额配给、严控流通”的茶务管控措施，这一实践与30多年后左宗棠任陕甘总督（1866—1880）期间的西北茶务整顿，形成了清晰的思想传承与战略发展脉络。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林则徐卸任归籍，途经湘江时特意邀约身为布衣的左宗棠彻夜长谈，不仅纵论时局，更将西北屯垦政务等边疆治理经验倾囊相告。这段历史性对话，为左宗棠日后经略西北埋下了重要伏笔。被林则徐赞为“绝世奇才”的左宗棠，不仅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大业，更将林则徐“茶务安边”的构想落到实处，使其在西北边疆治理中绽放出更深远的实践价值。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七月上旬，林则徐抵达西安，正式接掌陕西巡抚之职。彼时的陕西正深陷连年灾荒的困境，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的态势日益加剧。面对这一积重难返的局面，林则徐将施政重心锚定在赈灾安民之上。他指令西安府等地将存粮向平民平价投放，奏请朝廷缓征钱粮，以此缓解因鸦片战争赔款摊派叠加天灾给地方带来的重重困境，竭力为百姓纾解危难。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清廷任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他于四月中旬自陕西启程，取道四川前往云南赴任。至此，林则徐在西北边疆近五年的仕宦生涯，正式画上了句点。

　　从广东虎门销烟的雷霆之举，到西北安边治政的苦心经营，林则徐始终秉持“经世致用”的精神，在万里山河间践行着治国理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穿越百年风云仍振聋发聩，对任何时期的治理者而言，都堪称值得躬身践行的典范。

　　《福州晚报》（2025年7月26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