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小龙
东山许天锡墓遗址（今属园中村）。
《明史·许天锡传》（部分）。
许天锡（1461—1508），字启衷，闽县至德里洞江（今长乐区营前洞头村）人，宋状元许将之后。他的父亲许瑄从洞江迁居福州城内的狮子桥东，而他再次迁家于嵩山（今福州鼓楼区丁戊山）南麓，因“世居洞江，遂以为号”。著作有《易讲》《中庸析义》《黄门草》。
许天锡生前仅为七品言官，却能在《明史》留有一席之地，必有其过人之处。
初出茅庐
许天锡自幼聪颖不凡，早在就读福州府学时，提学佥事（相当于教育厅副厅长）任彦常便“叹以为才”。他的科考名次并不高：弘治二年（1489）乡试第73名，弘治六年（1493）会试第254名，殿试第三甲第104名。
33岁的许天锡考中进士，又凭借出色的能力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当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叫李东阳，正是弘治六年会试主考官、日后的内阁首辅。庶吉士是无限接近中央权力的高级储备人才，恩师李东阳又非常赏识他，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可惜不久后，父亲重病缠身的消息传来，竟让他寝食不安、思亲成疾。自古忠孝难两全，况且病体难支，他最终选择了归省尽孝。弘治帝（明孝宗朱祐樘）是明朝有名的仁君，不但没有为难他，还赏赐车马让他上路。在同乡林翰看来，归家后的许天锡“侍奉庭闱、笃尽孝爱”。
“敢言”谏臣
等老父病故、许天锡免丧还朝时，已是弘治十二年（1499），授吏科给事中。此后，许天锡皆任职于吏、工二科。
现今部分志书（如2000年版《福州市志》）称许天锡的官职为“吏部给事中”“工部左给事中”等，实在是莫大的误解。据《明史·职官志》，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是完全独立于“六部”的中央监察部门，“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位卑权重。“六科”的长官称“都给事中”，仅为正七品，其属下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皆为从七品。
另外，明朝都察院下辖十三道监察御史，简称为道、台；“六科”又简称为科、省。二者并称“科道”或是“台省”，共同构筑了明朝独有的言官制度与中央监察体系。
有人称许天锡为“许黄门”，盖因其作为皇帝近侍、常立于宫廷门外之故（宫廷为黄色）。他性格刚直豪爽，谁都敢得罪，绰号“敢言”。他与同朝言官何天衢、倪天明深孚众望，并称“台省三天”。
说谁都敢得罪，自然包括忤逆顶头上司——皇帝。虽说弘治帝宽厚仁慈，难免也会犯糊涂。他迷信道术，竟让道士出身的崔志端步步高升，直到弘治十七年正月由太常寺卿升任礼部尚书。一时舆论哗然。许天锡率先上疏弹劾、苦谏，奏疏言“志端羽流，有玷名器，乞收回成命”，全然不顾两年前因直谏差点下锦衣卫狱的后果，最终得到的回复是:不允。
弘治十四年（1501），吏部尚书一职空缺，廷议举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闵珪补缺。御史文森、曾大有、张津三人竟斗胆上疏举荐外界呼声更高的原户部尚书周经等人。龙颜大怒，欲下之锦衣卫讯问。言官因言获罪，是许天锡最不愿看到的，他挺身而出，言辞激切：“不讳之朝而有此罪言之政，臣窃惜之。万一天威未解、重加谴谪，则人皆将以言为讳，虽有当言者，亦忍默沮丧而不言矣！”孝宗竟无言以对，遂从轻发落了犯上的御史。
总体上，弘治帝对言官还是相当信任的，许天锡先后上疏的五六十道奏章多被采纳。
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长城以北的鞑靼进犯山西大同威远卫，游击将军王杲等人贪功冒进、贻误军机，明军惨败。在前线督军的吏科给事中许天锡如实劾奏，王杲被处决，巡抚洪汉、总兵官王玺等人也受到相应的处分。
弘治十七年（1504）五月，天象异常，许天锡借机上疏言事。他主张整顿吏治，改变原先严于地方监察却疏于京官考核的不合理制度。在他的建议下，两京四品以上官员须提交自陈疏（类似今天的述职报告），由皇帝亲自考核；五品以下京官六年一考核，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负责。此后成定制，即影响明朝此后一百多年的京察制度。
弘治十七年九月，许天锡与御史何琛受命视察御用牛马房，发现牛马“瘦病者不可胜数”，虚报贪赃现象却极其严重。《明实录》记载，当细致入微的调查报告呈上，皇帝怒而惊叹“内外官欺弊冒支，年久数多”。接着，许天锡与何琛上奏十四条详细可行的整改措施，为朝廷每年节省饲料费五十余万两。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驾崩，举朝哀恸。许天锡为帝陵的选址积极出谋划策，最终选定茂陵（明宪宗陵寝）以西的施家台（今北京十三陵之泰陵），也算为孝宗尽了最后一份忠心。两个月前，他刚升任工科右给事中。
出使安南
继任者叫朱厚照，即正德帝，庙号武宗。
弘治十八年七月，尚未改元，正值初秋，明帝国不少州郡正经历一场严重的水患天灾，稼禾歉收，民房倾塌。蒙古鞑靼部仍不时侵扰。十五岁的少年朱厚照却宠信太监刘瑾等人，顽劣异常，全然未懂得悲天悯人之道。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再次借天象劝谏皇帝痛加修省、畅通言路：“伏愿皇上畏天勤民、亲贤纳诲，采舆论以远奸邪，屈群策以饬边务。”
正德改元（1506），正月，已升工科左给事中的许天锡被任命为副使，偕正使翰林院编修沈焘出使安南。此行的目的是册封安南国王。
安南当时是明朝藩属国，汉唐时称交阯（趾），大致相当于今天越南北部。新国王叫黎谊，是弘治十七年去世的国王黎晖次子。他的兄长黎敬上位七个月便因病离世，还未来得及受册封。临终，黎敬嗣位于胞弟，特遣使进贡请求册封。
临行，许天锡受赐一品麟袍。正德二年（1507）三月，又升工科都给事中，此时他尚未结束行程。
到达安南后，黎谊率领文武百官远到国门外隆重迎接。按照礼仪，受册封蕃王须从东门的台阶下来，行五拜礼后，再恭迎使者、诏节入中门。黎谊却不识抬举，“欲从中门入”，说严重点是挑衅宗主国大明的国威。许天锡当即晓谕以礼，义正词严，黎谊“乃从东阶”，主持典礼的官员也受责备。第二天宣读诏书时，“无再得罪，交人悚畏”。
事后，黎谊馈赠金银财物予许天锡，一是谢罪，再一个恐怕也是政治贿赂。许天锡当即辞谢，并赋诗曰：“菁茅又喜重包贡，薏苡何须满载归。”
诗中蕴含两个典故。其一、菁茅又称包茅，《左传》记载，齐桓公欲伐楚国，楚成王问何故，管仲回答：“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大致意思是，楚国没有进贡，周王室的祭祀都成问题，齐国师出有名。其二、薏苡即薏仁，《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南征交阯，常吃薏仁去瘴气，班师回朝后载了满满一车。北方人没见过薏仁，都感到好奇。马援死后，有人诬告他当年私运“明珠文犀”之类的珍宝。结果妻儿蒙受多年不白之冤。成语“薏苡之谤”即与此相关。
诗的前半句是在维护国威，后半句则似自嘲。安南人敬重他，未再强人所难，而是建了一座“却金亭”纪念其高风亮节。
生死疑案
正德三年（1508）春，许天锡完成任务回国，朝廷却已变了天。正德帝荒淫无道，刘瑾等奸佞更加肆无忌惮，正直敢言者皆遭贬斥。
忧虑、愤怒一时无以复加。许天锡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他清查内库，得到刘瑾侵吞财物的数十条证据。奏疏拟好，死于六月初一夜。
许天锡的死因，各史志众说纷纭。《明史·许天锡传》曰“：莫能明也。”但给出了两个场景：
一、许天锡知道必遭祸患，决心以死劝谏（“尸谏”）皇帝。他连夜起草诉状，告知家人在自己死后要呈上，遂上吊自杀。死的时候，妻儿不在，唯有一仆童在侧，后者却私藏诉状逃之夭夭。
二、刘瑾惧怕许天锡揭发他的罪行“，夜令人缢杀之”。
正德《福州府志》所载则有些离谱“，天锡知不免，惧祸及老母，一夕自经”。
闽县林浦人、原南京吏部尚书林翰同样遭刘瑾迫害，他撰写的《工科都给事中许公天锡墓志铭》甚至详述了许天锡自经的细节：“以首触柱，不死，遂自经于房梁；绠绝，仆地而亡，目光炯然不闭。”林翰次子林庭㭿时任兵部郎中，在案发次日晨与同乡邵仁甫曾亲临现场，“奔入馆舍，哭之”。许天锡身无长物、一贫如洗，死后靠同僚们集体捐资才得以殓葬。
据《明史》及《明实录》，锦衣卫奉旨点阅六科给事中，许天锡已三天不至，欲劾之，其已死。
林翰孙子、林庭㭿侄子林燫纂修的万历七年（1579）《福州府志》（己卯志）所记与墓志铭略同。但万历四十一年（1613）《福州府志》（癸丑志）则推翻前论，明确说许天锡是被刘瑾派人秘密杀害，“血流满面”。万历癸丑郡志的“总裁”之一正是林燫的胞弟林烃，曾任南京工部尚书；另一“总裁”叫林材，曾任吏科都给事中，其曾祖母许凤正是许天锡胞妹。
万历癸丑郡志的史料依据见《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第239卷：“（天锡）条逆瑾（刘瑾）罪，恶瑾积恨，矫诏逮问，潜遣人杀之。”清代学者朱彝尊也明确指出“当以《世宗实录》为正”。《大明武宗毅皇帝实录》第38卷又载：“逆瑾方罗织文臣天锡恐中伤，实缢而死焉。”其后又罕见地加入主观评论“：于戏（呜呼）！死乃人之所甚恶也，以朝廷耳目之官畏中官之横，宁就死以求免于祸罟，亦可伤矣！”
刘瑾“矫诏逮问”许天锡的罪名正是“以其金多“”不知其不受馈也”（万历癸丑《福州府志》），他罗织出许“恐中伤”而自缢的假象，以致朝野上下皆以为许死于自缢。
嘉靖十九年（1540），许天锡子许春上疏讼冤，朝廷才诏赐祭葬。此时许天锡已蒙冤离世32年。
许天锡的籍贯及归葬地也颇具争议：
如《福州市郊区志》说许天锡是闽县东山乡（今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东山村）人，甚至位于长乐洞头村的许天锡故居介绍铭牌上的表述亦如此。但《工科都给事中许公天锡墓志铭》明确说许天锡“世居洞江”，且在其父许瑄时才迁居福州城里。
《长乐六里志》援引陈庚焕《惕园初稿》的一段话“：黄门（许天锡）家洞江，《木假山诗》亦自称洞江先生，葬洞江狮子峰下，许其为洞江人也。”此处的“洞江”即今长乐上洞江边的洞头村，这里至今仍有许姓人家。而东山村并无许姓。
《长乐六里志》亦载许天锡墓“在至德里洞江，又称东山”。笔者曾作田野调查，听洞头村一老人说20世纪60年代曾有人挖掘出许天锡墓的构件，墓址位于村后的狮子峰。
巧合的是，鼓山镇东山村亦有狮子峰。据黄荣春教授编著的《福州市郊区文物志》，1986年3月，文物部门曾在东山村对许天锡墓进行考古挖掘。墓碑阴刻“钦赐一品服祭葬洞江许公墓”，另有一砖面用红漆楷书“福州府闽县至德里已故孺人王氏”，可与《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所记（许天锡）“娶王氏”相映证。
竟又是迷雾重重。
《福州晚报》（2025年8月3日 A06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