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丰敏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闽江的薄雾，洒在甘棠港的旧址上，水面泛起的粼粼波光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与水交织的千年往事。福州，这座被白龙江、乌龙江环抱的水城，从秦汉闽越族的“刳木为舟”到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再到明清海防体系的水上屏障，水的脉络始终流淌在城市的血脉之中。那些消逝的渡口、淤塞的河道、斑驳的闸坝，都在时光中凝结成独特的文化符号，让我们得以在水与城的对话中，触摸福州文明的深层肌理。

闽越水脉：

青铜时代的舟楫开拓

战国末年的闽地，丛林密布，江河纵横，越族后裔无诸率领部众在此建立闽越国，定都东冶（今福州）。这群“习于水性”的先民，用石斧剖开巨木制成独木舟，在闽江流域开辟出最早的水上通道。1975年浮仓山出土的汉代独木舟，长7.1米、宽1.1米，虽历经两千年岁月，仍可见其“刳木为舟”的原始形制，印证着《越绝书》中“越人便于舟”的记载。那时的闽越族人，正是驾着这样的舟楫，在乌龙江与白龙江之间穿梭，将捕获的渔获与山林的珍奇运往聚落，在江水的潮涨潮落中，勾勒出福州最早的水上生活图景。

闽越国的水上战略，在军事与民生间达成精妙平衡。他们以闽江干流为轴线，疏浚建溪、富屯溪等支流，形成辐射闽北的水运网络。《史记》记载闽越王余善“发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南越”，水军沿闽江顺流而下的壮阔场景，展现了内河航道的军事价值。同时，东冶港作为沿海航线的枢纽，不仅是防御外敌的屏障，更开启了与中原及海外的贸易往来。考古发现的汉代瓦当与印纹硬陶，在福州沿海遗址中与东南亚器物共存，暗示着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西晋太康三年（282年），严高迁城的举措成为福州水城史的重要节点。这位深谙利用山川特点来科学建设城市的官员，将城池迁至越王山南侧，引西湖水入城形成内河系统，奠定“前江后湖”的城市水文基础。他开凿的东西二湖“周回各二十余里”，既作灌溉农田之用，又成防御屏障，甘棠闸的修建更调节潮水出入，成为福州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当严高站在子城城头，看舟楫在澳桥之下往来穿梭，或许不会想到，这“水绕城池”的格局，将成为福州延续千年的城市基因。

唐宋潮声：

海上丝路的黄金时代

唐代的福州，在开放的国策中迎来航运的勃兴。福建观察使陈岩扩建子城时“甃以砖石”，完善的护城河体系不仅增强了防御，更疏导了内涝，使城市水脉与闽江航道形成有机整体。那时的福州港与广州、扬州齐名，成为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波斯、大食的商船满载香料而来，扬州、广州的货船载着瓷器而去，呈现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闽王王审知治闽时期，甘棠港的开辟成为福州水运史的里程碑。这位出身农家的统治者，以“浚城河、开港道”为要政，在晋代子城外修筑周长四十里的罗城，同时凿渠引西湖清水入城，疏浚三十六湾河道，将福州内河系统与海洋航线无缝衔接。当朝廷赐名“甘棠港”时，这座融合天然河道、人工港埠与潮汐通道的立体航运系统，吸引了东南亚商船云集，为宋元时期海上贸易鼎盛埋下伏笔。

宋代的福州，水利与航运管理达到古代中国的巅峰。元祐二年（1087年）设立的福建市舶司，由设在福州的市舶府直接管理，职能涵盖货物检查、关税征收、外商保护等，相当于现代海关与商务局的复合体。官府颁布的《市舶条法》，构建了完善的港口管理法规体系，标志着港口管理从地方事务上升为国家战略。蔡襄任福州知州时，主持疏浚城区河道，刻碑记录各段水深，保障漕运畅通；程师孟扩建西湖，筑“澄澜阁”“谢公堤”，兼具水利灌溉与游赏功能。

最能体现宋代福州水城智慧的，是“闸、浦、湖、桥”联动的水利体系。闽县知县王陔增建的甘棠双闸，“启闭以时，防潮泄洪”，稳定了城内河道水位；三十六湾水道（今琼河）的疏浚，使粮食、茶叶、木材等通过内河漕运集散，呈现“舟车辐辏，百货云集”的盛况；横跨白龙江的万寿桥和江南桥（今解放大桥），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成为商业与文化的地标。当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福州“每岁造舟通吴越”时，这座城市已凭借水脉的滋养，成为东亚海洋贸易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明清帆影：

海禁与转型中的水韵遗响

明清时期的福州水城，在海禁与开禁的反复中经历着转型阵痛。永乐元年（1403年）设立的福建市舶太监府，标志着中央对港口的管控达到顶峰。派驻的太监身负“提督市舶”与“内臣监军”双重职责，在河口（今国货路）一带建造进贡厂与柔远驿，专门接待琉球贡使与留学生。那时的福州港，虽受“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限制，却因承担接待琉球贡船的重任，成为中琉文化交流的窗口。柔远驿内，琉球学子与福建文人诗酒唱和，将华夏文化带回琉球，编织琉球的文明锦缎。

明代的福州水脉，同时肩负着海防的重任。朱元璋的侄女婿王克恭重建福州府城时，将乌山、于山、屏山纳入城内，形成“三山鼎峙”格局，护城河与闽江相通，战时可引水灌城。闽安镇的横江铁索、天宁山（今烟台山）的烽火台，构成了抵御倭寇的水上防线。曹学佺在《海防志》中提出的海陆防御网络，正是基于福州水脉的地理特性：乌龙江防线如天然屏障，内河航道可快速调兵，形成“以水为防”的军事智慧。

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的闽海关，标志着中国古代港口管理向近代化转型。中洲岛上的海关大楼，引入西方近代海关的管理流程，与传统的“市舶司”形成对比。咸丰十一年（1861年）闽海关洋关建立，更使福州口岸出现两个并立的海关机构——旧关管理华籍民船贸易，洋关专职监管外轮货物，反映出传统制度与近代化趋势的激烈碰撞。仓山区的烟台山区域，因十七国领事馆的设立，成为福州五口通商后对外开放的前沿，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教堂与商贸建筑沿水脉分布，形成“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独特景观。

明清时期的福州水脉，在文化层面达到集大成的境界。《福州府志》详细记载水关、河道、桥梁的位置与功能，如“西南二关引潮入河，通舟楫；东北二关纳诸山之水以入河”；诗人黄任在《西湖》中写道“珍重人家在画图，一栏一水一亭孤”，描绘了西湖的雅致。这些文字记载与实地遗存相互印证，使福州的水脉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河道，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

水韵新生：

从历史长河到精神家园

站在今日的闽江边，望着穿梭而过的货轮与沿岸林立的高楼，很难想象两千年前闽越族人划着独木舟在江面上捕鱼的场景。然而，当我们走进福建博物院，看到那艘汉代独木舟的复制品，或是在西湖公园的柳荫下漫步，仍能感受到水与这座城市的深层联结。福州的水城历史，不仅是一部治水用渡的技术史，更是一部人与自然、文化与地理相互作用的文明史。

从闽越国的“以舟为车”到宋代的“潮声入巷”，从明代的海防前线到清代的通商口岸，福州因水而兴，因水而盛。那些消逝的东湖、南湖，虽已变为农田或街区，却在地名中留下印记；甘棠港的旧址上，现代港口正吞吐着集装箱；三十六湾水道的河床上，地铁线路在地下延伸。水的形态在变，水的功能在变，但福州人与水共生的智慧不变。

当夕阳为闽江镀上金边，水面倒映着城市的天际线，我们仿佛仍能听见琉球贡使在柔远驿中吟诵的诗句。福州的水城历史，最终沉淀为一种文化基因——既包含“以水为防”的生存智慧，也蕴含“向海而生”的开拓精神；既有“舟楫往来”的商贸传统，也有“诗酒唱和”的人文情怀。这种基因，让福州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着与水的对话，让闽水汤汤的千年记忆，成为城市发展的精神源泉。

闽江的潮水依旧按时涨落，冲刷着河岸，也冲刷着历史的尘埃。在这片水与城交织的土地上，福州的故事永远与水有关——它是闽越族独木舟划破的第一缕波纹，是甘棠港千帆竞发的盛世景象，是烟台山万国建筑的倒影，更是新时代江海联运的壮阔蓝图。水，不仅塑造了福州的过去，更将流向这座城市的未来。

《福建日报》（2025年8月10日 第08版：武夷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