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庚

　　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十五，迪化州城（今乌鲁木齐市）尚在料峭春寒中沉眠。案头摇曳的昏黄油灯下，林则徐佝偻着身影，强忍咳喘，枯瘦的手掌紧攥笔管，在信笺上落下力透纸背的字迹。信中“衰频残喘，仆仆驰驱”八字道尽谪戍生涯的苦楚，笔锋却陡然一转，以“以戍卒而膺特遣，又何敢辞”的自勉之语，尽显甘以罪臣之身担起边疆实务的担当。

　　这封写于180年前的书信，是林则徐致李星沅25封信中最动人心魄的一封。它不仅是流放者与命运的对话，更凝结着林则徐对家国的赤诚、对挚友的肺腑之言，堪称一份沉甸甸的生命独白。信中，他勘破“招民垦荒”的形式主义，宁肯冒“办不到”的风险，也要“查一城即具文驰奏”。这份流放中的赤诚在字里行间愈发珍贵：李星沅手函中“奖借出于分外”的赞许让他既惭又暖，布彦泰“车马衣服饮食亲为备”的善意成为他逆境中的支撑。他对友人“剖心见胆”，将勘地之难、经费之窘和盘托出，更直言拒绝“图一时迎合”，坚持依据回疆实情治理边疆，字里行间满是“蒙、回生计弥艰”的民生痛感。

　　这封书信深藏着晚清两位经世名臣的知己之情，更凝结着士大夫“务实为民、以身许国”的精神传承。林则徐是福州侯官人，以虎门销烟、“开眼看世界”的壮举名垂青史；李星沅是湖南湘阴人，官至两江总督，尤其擅长民生实务。两人虽籍贯不同、出身有别，却因“为百姓解难题、为国家担责任”的共同信念，从“未曾谋面的敬佩”走向“跨越山海的相知”，最终在国家危难之时完成了一场悲壮的“职务接力”。他们的故事充满“苟利国家”的担当与“体恤同道”的温情，在历史长河中定格为动人的剪影。

　　未曾谋面的知己：从陶澍门下读出的共鸣

　　林则徐与李星沅最早的交集，绕不开晚清经世学派的核心人物——陶澍。这位湖南安化出身的两江总督，以漕运改制、盐政革新、水利治理的铁腕实绩，成为“实干标杆”。林则徐是他“亦师亦友”的同僚，李星沅则是他“如徒如子”的门生，三人以“实心任事”为信条，在历史深处织就了一张经世理念的传承之网。

　　道光初年的江苏，既是清廷“钱袋子”，也是水患与漕运弊政的“重灾区”。道光四年（1824），陶澍初任江苏巡抚便遇洪泽湖决堤，运河淤塞致京城漕粮告急。他力排众议提出“改海运”——让苏、松、常、镇、太五府漕粮走海路北运，这在百年不通海运的清代堪称“险招”。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林则徐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道光六年（1826），海运漕米163万3千余石竟未出丝毫差池。林则徐于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接任江苏巡抚，延续陶澍思路深化改革：针对地方官交接时隐瞒漕运尾余的积弊，定下“禁漕尾不入交代”铁律；针对漕粮折银标准混乱，推行“减定价值”新规，斩断盘剥百姓的链条。道光十一年（1831），陶澍在淮北推行“票盐法”，废除盐商垄断，实收税课大增。林则徐不仅支持改革，更在道光十五年（1835）暂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时，上折奏称“票盐畅行之效”，要求“遵照定章认真经理，以期久远畅行外”。

　　早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22岁的李星沅因父与陶澍故交，入川东道幕府任书记，却非仅做抄录，而是跟随陶澍学办实务。陶澍曾赞他“以子之才，多读经世书，将来位业未可量”，这句期许成了李星沅毕生追求。道光六年（1826），李星沅入湖南布政使裕泰幕府“掌奏记六载”，在裕泰麾下继续历练实务，将陶澍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能力。道光十八年（1838）任河南粮盐道时，李星沅已显露出陶澍式锋芒：漕米兑收时亲至粮仓监工，追缴道光十四年以来积欠；山东漕船阻塞德州航道，他沿运河划界调度；有人提议改罗山县盐运路线“节省成本”，他一眼识破谋利之计断然否决。

　　事实上，李星沅已在日记中将当年林则徐在江苏整饬漕运奉为“榜样”：“近年陈臬（按察使）惟林少翁（林则徐）得名，其心思曲尽且执法严厉，又办赈最有实惠，吴人至今思之。”这份“未见却相知”的认知，既源于陶澍“实心任事”的耳提面命，也来自对林则徐实践的深度观察。李星沅在日记中评价林则徐“纤悉不遗，而好整以暇，百忙中神闲气定，固有天分灵警，亦由学力坚凝”，道破了林则徐务实作风的根基。他更以“陶云翁（陶澍）以大，林少翁以细，皆能人所不能”的精准论断，道破两位经世名臣的互补特质。在李星沅的认知里，陶澍与林则徐形成了民生治理的“接力模式”：前者以开阔视野锚定改革方向，后者以精严作风将蓝图落于实地。这种“一擘画一践行”的协作逻辑，正是他与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共鸣核心。

　　跨越山海的书信：既是同道，亦是亲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的炮火，彻底改变了两人的人生轨迹。林则徐因“办理不善”被革职流放，李星沅则在陕西、江苏等地辗转任职。然而隔着万水千山，一封封书信却让他们成为彼此最懂对方的知己。林则徐流放伊犁前，曾在河南参与治理黄河决口。李星沅在日记里特意记下这事，称赞林则徐与鄂顺安（镜堂中丞）“同心共济，相与心诚造福，正同无量”，还提到林则徐住处的一副对联“素食惭依河畔住，黄流惟祝地中行”，称其“襟怀洒落”，感佩林则徐逆境中仍以国事为重的担当。

　　据《李星沅日记》记载，二人最早的书信往来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初四日——李星沅“作致少穆年丈书”，此时林则徐尚在广东禁烟。但真正奠定二人“同道之契”的，是林则徐流放伊犁期间的通信。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东河工竣后，林则徐启程赴伊犁，在戍途中给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李星沅写了第一封深交信，信里说：“但祝寰宇清平，即坡公（苏东坡）所云‘谪所过一生也得耳’。”这句肺腑之言，恰似“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誓言的生动注脚。

　　在伊犁的流放岁月里，两人书信往来日益频繁，内容从政务延伸至家常。林则徐知李星沅每次回信都用精楷，就反复劝他“祈用行草，万勿作楷”。李星沅则将林则徐家眷视如亲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陕西巡抚时，林则徐妻郑淑卿与长子林汝舟居西安，他怕家书被拆查，每次都“亲自封题”，对林家眷属亦多加照拂，令林则徐深为感动，回信致谢“屋乌之感深矣”。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李星沅母亲七十大寿，林则徐六月专函贺寿，誉其“五花诰艳”“四叶祥开”，用词典雅，情谊深厚。

　　林则徐遇难题时，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李星沅。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月他主持伊犁渠工捐建，经费不足，伊犁将军布彦泰悄悄以一季俸禄为其垫款。林则徐得知后又愧疚又担心，急写信请李星沅帮忙转达“措资归款”之意。他深知李星沅为人正直，且与布彦泰有交集，是最合适的联络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李星沅离任陕西巡抚赴京述职，途经潼关得知林则徐“赐环”（获赦返京）消息，即刻致函邓廷桢转告林家，此举被林则徐视为“云情关切”的明证。这足见二人交谊兼具私谊体恤与政治互助的双重特质。

　　两人也不是事事都意见一致，但这种“有分歧的相知”更显真实。面对鸦片战争后清廷拟推行的“行钞法”——发行官方纸币缓解财政压力，李星沅拿不定主意，就写信问林则徐。道光二十四年正月，林则徐结合江苏漕务与新疆货币管理经验，在家书中详陈建议，还特意强调“断不可提及我之所议”，怕流放身份连累对方。李星沅仔细琢磨后，觉得朝廷信用不足，官钞恐成搜刮百姓的工具。他最终上书反对，指出此举会带来“民用有滞”问题。这种“不盲从、敢直言，却又处处为对方着想”的交往，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官场应酬。对林则徐和李星沅来说，彼此是能说心里话的同道，更是在宦海沉浮中互相取暖的亲人。

　　林则徐与李星沅的交游，不仅有实务探讨，更有文人雅趣——诗歌唱和成为二人精神共鸣的另一纽带。这些诗作内容多为个人境遇、时局感慨及家族喜事，既展现了清代文人“以诗会友”的传统，也升华了经世学派的理念共鸣。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李星沅督考陕西乡试后，作《癸卯文闱即事诗》寄给林则徐。后者次韵和诗，用“爱士襟期开广厦，忧时心事警吹鞭”句称赞李星沅有惜才与忧民的经世抱负。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林则徐为李星沅五十寿辰作诗，化用道光帝“年寓才明，学忧品正”的御批，盛赞其“声华籍盛年华富，天语亲褒有数才”。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林则徐在哈密获悉起用消息，作诗四章述怀。李星沅随即作《和林少穆制军〈东归述怀〉原韵》四首，熔铸林则徐的边疆治绩、逆境操守与声望，对其宦海沉浮作诗意总结。而四个月前，林则徐在前往和阗（今和田）勘地途中，得知李星沅擢任江苏巡抚，特意在端午节于巴尔捷克（今巴楚县）寄诗祝贺。诗中，林则徐谈及自己“三仕江东”的往事，坦言当年面对江南积弊“终无策”，并叮嘱李星沅“败絮笑将金玉饰，仗公实政黜虚声”，劝其以务实态度革除积弊，勿务虚名。这句叮嘱，既是前辈对后辈的期许，更是经世学派“务实利民”理念的传承。

　　悲壮的职务接力：为家国燃尽最后一丝力

　　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南方，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此时，林则徐和李星沅都已步入晚年，却在紧要关头，完成了一场悲壮的“职务接力”。

　　此时林则徐早已卸任云贵总督，乡居福州。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清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剿办军务。林则徐已65岁高龄，且身患重病，但接到任命后，他毫不犹豫，欣然受命。十月初二日，林则徐带着三子林聪彝和幕僚刘存仁等，星驰广西。临行前，他将旧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抄录给友人林昌彝，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明志——这句诗，既是他流放伊犁时的初心，也是他晚年赴任的誓言。然而，病魔终究没有放过这位老臣。十一月十九日，行至广东普宁的林则徐病体难支，在行馆溘然长逝，未能完成使命。

　　林则徐病逝后，清廷急需一位有经世经验、能统筹军事的官员接任钦差大臣。此时的李星沅已卸任两江总督，回长沙养病——他因母亲年迈多病，且自身旧疾复发，本想暂避官场，调养身体。但接到任命后，李星沅与林则徐一样，毅然赴任。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1851年1月11日），李星沅抵桂后，认定桂平金田村为太平天国起义核心区域。他于十六日将指挥部设于柳州——此地交通便利，可辐射金田周边地区。李星沅延续林则徐“练精卒、筹军饷”的思路，上疏调黔兵、滇兵等精锐，整饬向荣等部军纪；在桂林设米局筹捐，缓解军饷压力。咸丰元年（1851）二月，他指挥三省兵力采用“火攻”战术，暂时遏制起义军扩张。随后亲赴武宣督战，扭转清军“各自为战”的弊端。然而，长期操劳使他旧疾恶化，四月十二日，李星沅在武宣行辕病逝。

　　从福州到广西，从伊犁到武宣，林则徐与李星沅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做事要务实、为国要担当”的信念。他们的交往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藏着晚清士大夫最可贵的初心——无论顺境逆境，心中装的永远是百姓生计与国家安危。如今再读他们的书信、日记、诗作，那些“祈用行草”的叮嘱，那些“惟念国家艰难”的感慨，以及带病赴任的蹒跚背影，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务实为民、以身许国”的精神力量。

　　《福州晚报》（2025年9月13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