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灵
西汉元鼎年间，汉武帝遣四路大军攻灭闽越王馀善，将其贵族、臣民和部伍迁往江淮之地安置，“闽越地遂虚”。自此，福建在全国政治军事斗争的版图上淡出数百年之久。直到南朝侯景之乱，福建的陈宝应才作为一方逐鹿的势力投入到梁末陈初的军事乱局中，而虞寄的《谏陈宝应书》（因列举十大反叛必败的论点亦被后世称为《十不可书》）就是体现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虞寄，会稽人，隋唐名臣虞世基、虞世南的叔叔，南方士族的代表之一，躲避侯景之乱来到福州，因声名被陈宝应奉为上宾，“寄与彪将郑玮同舟而载，玮尝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晋安。时陈宝应据有闽中，得寄甚喜”。其所著《谏陈宝应书》为历史上一篇著名谏文，比较全面反映了南朝士族的家国观和天命观，而通过文中对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福建经济社会情况。
福建陈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成功地作为本土世族的代表，与京城派出官僚分享着地方的治权。到了陈羽、陈宝应父子时，在侯景之乱中天下失序的情况下，凭借本土豪族的势力，把控住了地方权力，并通过政治交易和纵横捭阖，成功使梁元帝和陈武帝承认其世袭领地、官职的合法化，迈上了权力的巅峰，“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高祖辅政，羽请归老，求传郡于宝应，高祖许之”。但是对更高权力的觊觎，又让他们试图在政治棋局上翻云覆雨，以福建为筹码参与这场天下逐鹿。虞寄则试图通过这篇谏书，让陈宝应认清形势，放弃野心，安抚百姓，保全家族。
“自天厌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四海乐推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张偏隅；然或命一族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则瓦解冰泮，投身异域，瑱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
这段先阐明当时士族的天命观，与北方士族认可定鼎河洛即为中央王朝一样，南方士族也将受禅建康（南京）视为延续自汉魏的正统皇权，因此陈霸先的陈朝已经拥有了“名正言顺”的法统，陈宝应与之对抗就是谋逆。接着再说力量差距的巨大，当时福建最大城市福州的人口仅有2万，与百济使臣笔下繁荣的南方第一都会建康不可同日而语。虞寄于雄文破题处就开宗明义，陈宝应对抗陈朝既无法理又无实力，属于自取死路的胡乱作为。
在开篇道德说教和实力威慑之后，虞寄论述“三也”“四也”，以利益来诱导陈宝应。梁末大乱中，称兵割据的比比皆是，只要能够归顺陈朝，不仅能够延续荣华富贵，还能够一定程度保持对福建的主宰，即“南面称孤”。这在当时局势下有着一定的实现可能，陈朝最直接的威胁是北周支持下荆襄一带的西梁萧詧政权，山高林密、道路崎岖的福建并非陈朝的当务之急，陈朝在讨伐陈宝应的檄文中仍在强调“闽隅隔绝，置之度外”。然而，陈宝应在支持其他军阀之外，还从闽江口一带出海，直接劫掠宁绍平原及椒江、瓯江流域这些陈朝的核心地区，“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触碰了陈文帝的底线。虞寄要求陈宝应立即放弃这种袭扰，并作出臣服的姿态，以缓和局势。
接下来的“五也”“六也”，虞寄具体分析陈朝和陈宝应各自的外部形势。当时北周和北齐在河东鏖战，短时间内没有能力大举进攻南方，陈朝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进攻福建。而陈宝应所依仗的两个外援——赣南周迪、浙南留异在实力和品行上均不可信任。周迪，临川豪族，侯景之乱中投靠梁元帝，又在陈霸先和王琳的争逐中押宝陈霸先，获得赣南领地；留异，东阳豪族，侯景之乱中赴援建康，先效力萧大连，后投降侯景，再转投王僧辩，最后归顺陈朝，获得浙南的统辖权。两人与陈宝应因地域相连、利益与共遂结成同盟，“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晋安，共相连结”“（陈宝应）连接留异，表里周迪”。三者通过联姻和子弟互质的方式，结成牢固关系，“宝应娶留异女为妻”“宝应以兵资迪，留异又遣第二子忠臣随之”。
虞寄在陈宝应与留异联姻结盟之时，就通过《汉书》解读表达了反对意见，“寄正色曰：覆郦骄韩，未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在陈朝建政后逐步剪除割据的过程中，周、留二人早已遭受了致命打击，“迪众溃，妻子悉擒，乃脱身逾岭之晋安，依于陈宝应，宝应以兵资迪”“异与第二子忠臣奔于陈宝应”。在谏书成文之时，陈宝应其实是已无外援，纯凭一己之力对抗陈朝。
“七也”“八也”这段是核心的实力分析。永嘉年间八姓入闽后，北方汉人首次大批进入福建，人口和经济有了质的飞跃。陈宝应的割据表明福建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已能够支撑起一支地方武备，“大致赀产，士众强盛”，虽远不及陈霸先、王僧辩、王琳等争天下诸雄，但已和熊昙朗、周迪、留异在同一水平线，这从侧面说明福建开发水平虽仍落后于江东、江汉和岭南，但已基本赶上了赣江流域和浙南地区。经过侯景之乱，福建有着超过周边兵燹地区的财力物力，“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晋安独丰沃”。这也让陈宝应野心勃发，“留异称兵，宝应资其部曲”“又资周迪兵粮”。
但是经济底色上，福建和江南地区依然有着鸿沟般的差距。陈朝用不到十年时间的休养生息，就以泰山压顶之势铲除割据。所以，在见识过南朝政权强大的虞寄眼中，陈宝应无视实力差距的挑衅，“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是绝无幸免的，闽越王馀善的前车之鉴即在眼前。
十大原因的最后两个落在“人和”不协上。陈朝建政以来与民休息、恢复生产是割据称雄的天时已去，赣南和浙南同盟的败北、入闽门户洞开是地利已失，福建士庶无心与中央抗衡则是“人和”已远。陈宝应的军事行动除了得到陈氏家族和亲近豪族支持外，侨寓士族、部分本土豪族和普通百姓都不支持其行动，由此可以洞见陈宝应失败的结局。果然，在陈朝的钳形攻势下，陈宝应建安一战落败，割据势力土崩瓦解。陈宝应身死族灭，一切都印证了虞寄的先见之明。
“寄流离世故，飘寓贵乡，将军待以上宾之礼，申以国士之眷，意气所感，何日忘之。”出于对陈宝应曾在乱世中构建一方安宁区域、庇佑了不少南下避乱百姓的肯定，以及收留和任用虞寄本人的感谢，虞寄在明知不会被接受的情况下，还是提出建议让陈宝应放弃割据地方以消弭兵祸、保全家族。失败后，陈宝应对儿子说：“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
在以武力论成败的乱世，士族对保存文化有着独特的价值，陈文帝看到该篇后，欣慰地说“管宁无恙”。而《谏陈宝应书》是福建早期的知名文书，不仅记述了学习诸夏政治规则并参与其中的早期福建，更摹刻了天下一统的意识在昔日边荒落地生根进程中深邃的一笔。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福建日报》（2025年9月23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