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琳 史玄之

　　福州古厝里的榕台缘

　　1895年5月24日，日军不等清政府将台湾交割，就在基隆外海的三貂角海岸附近登陆。6月2日，作为清政府钦差大臣的李鸿章养子李经方（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在基隆外海的日船“横槟丸”上，向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办完台湾移交手续。

　　指挥义军 血战日寇

丘逢甲。

　　丘逢甲和台湾兵民“槌心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打响了台湾保卫战。

　　当时守台义军主要由未撤防的清军、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本土义勇组成，兵力总计5万人，分四路扼守。丘逢甲与林朝栋一起统领中路军，北部由唐景崧率未内渡的清军镇守，南部由刘永福率黑旗军镇守,后山统领为袁锡中。

　　守台义军武器装备落后，且弹药奇缺，配发到丘逢甲部的只有四门前膛旧炮，且一门已经断裂，其余三门全部生锈，竟无一门可用。枪为落后的红毛枪（明清称荷兰人为红夷，又称红毛，故荷兰人传到东方来的火枪名“红毛鸟枪”，亦称“红毛枪”），本就数量甚少，且每枪仅有子弹百粒。修筑前沿工事需用麻袋装土石相垒，但麻袋也极为紧缺，需要唐景崧批准后才能调拨使用。

　　日军侵台前已做了周密侦察，进攻基隆时避实就虚，依托于先进武器，拿下基隆之后，扫清港内我军布下的水雷，以此为基地，日本军舰直接从海上进入基隆港，控制了直通台北、新竹及南下铁路。唐景崧既未料到坚船利炮推进之快速，又不采纳丘逢甲、林朝栋“守险”之建议，并未派兵驻守险要之地，反而去守那些无用的谷地，台北城防守兵力也极为薄弱，坐失战机。就这样，日军轻易兵临台北城下。束手无策的唐景崧遂退往沪尾，随后搭船回内地。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

　　丘逢甲在南嵌元帅庙紧急部署义军，督兵向北驰援，路遇强敌，一番激战。接报唐景崧潜逃，台北自乱后，他当即失声痛哭道：“吾台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日军拿下台北，继续南侵。就在这时，丘逢甲友军、驻扎台北后路的总兵余得胜率所部五营人马降敌。丘逢甲虽失去策应，但毅然随部迎战来敌，浴血搏杀。丘逢甲部的英勇抵抗，迫使日军司令部放弃了在安平登陆和南北夹攻的原定计划，转而集中优势兵力由北至南展开陆路攻击。丘逢甲部以土铳、鸟枪、大刀等为武器，发挥自己熟悉地形的优势，不断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生于榕城苍霞的中共早期福州工运领袖、历史学家陈碧笙在他的《台湾地方史》中曾援引日人书刊记载：

　　台北新竹间，人民就是士兵，其数不得而知，破坏铁路，割断电线，皆他们所为，见我兵寡则来袭，见我兵众则远遁入森林中。

　　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强，一点也不怕死。

　　丘逢甲率部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撤退到台中武峦山一带，并将义军司令部设置于自己的柏庄，继续筹划南北义军抗战事宜，指挥所部吴汤兴、徐骧、丘国霖等各路义军与敌血战。此后，丘逢甲率领义军在新竹、苗栗、大甲溪等地抗击来敌，其中在新竹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日，日军进攻受挫，每天阵亡者不下三四百人。”丘逢甲所部台中各路义军的顽强阻击，有效地挫败了侵台日军妄图迅速南进的狂妄计划，同时也为刘永福部固守台南赢得了一段宝贵的时间。”迫使日军再从国内增兵两万。侵台日军得援兵，仰仗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转守为攻，拼命反扑，丘逢甲所部各路义军以赴死之心血战，不断重创来敌，但终因弹尽粮绝和兵力难以及时补充，丘逢甲部战至几乎全军覆没，柏庄司令部亦被日军放火焚毁。

　　丘逢甲在感到台湾已无力回天时，曾这样写道：

　　方事之殷也，唐北刘南，民部守中，则敝统也。时则王灵已去，从心大动，抚内未定，而敌已北来。唐督战不全负也。饷械本绌，而均屯北，已而淮部首变，北军乃溃，饷械一空，而敌遂据北矣。中部驰援，半道遇敌。旬月之战，虽不大挫，而终莫支，则军火缺也……

　　效仿曹沫 含泪内渡

　　面对绝境，丘逢甲没有退缩。他计划率残部去台南与刘永福部会合，并肩再战，但去路被日军侦得，重兵阻截。又准备率众进山抵抗，欲战至生命最后一刻。好友、诚字营统领谢道隆力劝：“台虽亡，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不如内渡也。”丘父也做好必死准备，并叮嘱丘逢甲坚持到底。见状，谢道隆等通过苦劝丘父，先做通他的工作，再让他出面劝丘逢甲内渡。最后，丘逢甲仰天长叹：“死，易事也，吾将效曹沫复鲁仇焉！”

　　7月底，丘逢甲奉父母及亲信部将三十余人,装扮成婚嫁队伍,自山间向海边潜行,在今台中市西侧的梧栖渔港登上小船，内渡祖国大陆。临行前，满怀悲伤，自命“海东遗民”，写下《离台诗》六首。其中两首如下：

　　宰相有权能割地，

　　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然。

　　卷土重为未可知，

　　江山亦要伟人持。

　　成名竖子知多少，

　　海上谁来建义旗？

　　回到祖地 教育报国

福州贡院今已开辟成同心公园，让人追想昔日气息。

　　1895年8月初，丘逢甲一行抵达泉州，想到宝岛落入敌手，悲愤攻心，连日呕血，直至半月后才有好转。此时，三弟树甲、四弟瑞甲及家小也抵泉州，合家于9月中旬回到广东镇平应山村老家。

　　1896年冬，丘逢甲举家迁居潮州。次年春，应潮州知府李土彬之邀，主讲韩山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韩山书院时，在教授规定内容之外还兼授科学，也因此被当地顽固势力攻击，不得不于年终辞职。1898年春开始主讲潮阳东山书院，次年兼任澄海景韩书院主讲。

　　1899年冬，丘逢甲走上办学之路。他辞去东山、景韩两书院教席，在潮州着手创办新式学堂——岭东同文学堂，传授新学。1901年春，赴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并亲任监督，讲述新学，报考者甚众。1904年，丘逢甲又在镇平老家设自强社课，辅导族中子弟补习文化。同年在县城倡办初级师范传习所，培养新式小学教师。同年冬天，在东山、员山办两所家族学堂，以南宋末年追随文天祥抗元的先祖丘创兆之名为校名，分别称为东山创兆学堂和员山创兆学堂。1905年，派族中品学兼优子弟到福建的武平、上杭和附近的平远、兴宁等县筹办族学。1906年夏，丘逢甲在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学生结业后，改办“镇平县立中学堂”，又在员山创兆学堂附设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

　　也是在1906年夏天，丘逢甲开始出任公职，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聘，到广州出任两广学务公所议绅兼惠、潮、嘉视学员，不久又任广府中学堂监督，同年11月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1909年10月，广东谘议局成立，当选为副议长。不久，受聘担任两广总督公署议绅及两广方言学堂监督。

　　自离台回到大陆后，丘逢甲与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来往日益密切，并在民主革命潮流影响下，转向反清革命，曾多次营救革命党人。

　　1911年11月9日，丘逢甲配合革命党人促成广东光复，被举为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部长。12月，被选为广东代表，赴南京出席独立各省组建临时中央政府会议。

　　1912年1月下旬，丘逢甲因肺疾日重，病辞南京，行至潮州得知自己被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2月25日，这位坚定的爱国志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留在世上的最后两句话是：“死了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嘱寄使命 薪火相传

丘念台与家人。　　

　　内渡回粤的丘逢甲一刻也未忘记台湾。1897年在日本强割台湾一年时，他写下了那首感动了数代人的七言绝句《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1909年，他为三子丘琮命字“念台”，希望儿子念念不忘台湾，能立志助力恢复台湾省。

　　丘逢甲和兄弟的后人也始终未忘记抗日、光复台湾的使命。

　　1894年3月11日生于台湾的丘念台，14岁在父亲创办镇平县立中学堂读书时加入同盟会。1912年公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采矿专业，期间曾联络台湾籍留日学生组织东宁学会。之后曾任沈阳兵工厂技师、西北煤矿公司采矿主任、鸡西煤矿总工程师等职。1930年任广东省政府顾问兼广东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期间在校设立华侨补习班，招收台籍学生，并进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传授抗日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丘念台多次肩负使命出关，为东北抗日服务。1938年2月，他以中山大学教授的名义到延安考察，途经武汉时，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叶挺和叶剑英。丘念台在延安考察近三个月，其间得以与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交谈。在见面交谈中他提出，回到广东后他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工作，并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派干部协助他工作。经党组织同意，丘继英、丘时琬等十二位从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毕业的闽粤客家籍中共党员先后回到广东，协助丘念台开展抗日工作。同年冬天，丘逢甲在梅县组织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并亲任队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胜利后，丘念台回到阔别50年的台湾岛，之后长期服务于此，直至1967年病逝。

　　丘逢甲大哥丘先甲的孙女丘淑女(笔名丘秀芷),曾任台湾女作家协会理事长，1975年起系统整理台湾抗日家族史料，出版《破碎山河谁来补——台湾抗日先贤先烈传》等著作。2006年参与创立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历任理事长及荣誉会长。2011年12月，曾专程来到福州，出席《福州晚报》参办的首届三坊七巷与台湾文化研讨会，并深情讲述了自己收集的台湾抗日家族故事。2013年，丘淑女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捐赠丘逢甲所作十六联屏。近年来，她不顾年迈，奔走台湾各地，宣传抗战精神。

　　《福州晚报》（2025年9月28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