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静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乡试，永泰县葛岭镇蒲边村的苏氏兄弟苏钟英、苏钟奇同登卢纫芳榜举人，成为地方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史料记载，兄弟二人自幼受教于八位家夫子，在“丰宁山”（在葛岭镇蒲边村布莲坑自然村境内）的耕读环境中形成了深厚的儒学根基。这种“一门双举”的现象，既折射出清代福建山区家族对科举的重视，也反映了永泰自宋以来“崇文重教”的地域文化传统。
在清代科举体系中，乡试策论是检验士子经世思想与圣贤义理理解的核心环节。苏氏兄弟当年乡试中的策论以《论语·宪问》中“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为命题，借古圣先贤之事，论“尚德”与“天命”的辩证关系。这类题目看似诘屈，却要求考生将经典诠释与现实政治伦理相勾连，恰能体现嘉（庆）道（光）年间科举策论“以经证史，以史鉴今”的文风取向。而苏钟英与苏钟奇的两篇策论，既可以窥视当时策论文本中所蕴含的圣贤之道，也能探究两兄弟的思想分野。
苏钟英：
天命与德治的必然之辩
苏钟英在策论中以“更援古圣之兴而论，圣与贤相喻于天焉”破题，将禹稷“躬稼有天下”的历史现象归因于“天意”与“圣德”的契合。他对比羿奡“挟力恃权”与禹稷“平水土、主树艺”的行为差异，提出“报施不爽”的天道观：“虽未必无焦劳之日，而报施不爽，终不以置身微贱，遂靳其一朝大命之归。”这种论述暗含对科举制度的认同，即便士子出身寒微，只要践行圣贤之道，终能获得“天命”垂青，与清代科举“唯才是举”的理念形成呼应。
其文更以“天无所私，人每得而必之”强调道德实践的主动性，将禹稷的“躬稼”视为“素位自守”的德行修炼，而非刻意邀功。这种思想既继承了朱熹“格物致知”的修身观，也暗合道光朝“经世致用”思潮对士大夫德行的要求。
苏钟奇：
神会与善恶的感召之理
苏钟奇的策论则以“更徵古圣之兴，圣与贤俱有神会焉”开篇，侧重“神会”而非“言诠”，将孔子“不答”南宫适的行为解读为圣贤之间的默契。他提出“为善不获报，则天之待神圣，无异于待权奸”，以“惠迪之吉，不异从逆之凶”的因果论，强化道德实践的必然性。与兄长不同，他更强调“感召之故可意会不必言传”，将禹稷的“躬稼”视为对“奸雄倖志”的隐性批判，所谓“为禹稷苟穷途终老，亦足羞羿奡之颜”，实则以圣贤之德反衬权术之鄙。
这种论述带有宋明理学“心即理”的思辨色彩，尤其“天不变即道不变”的论断，既呼应了清代科举对程朱理学的尊崇，也隐含对现实中“假威仗势”现象的批判，体现了底层士人通过科举文本表达的政治伦理诉求。
从策论看嘉道年间的士人心态
苏氏兄弟的策论虽为应试之作，却暗藏三重时代意涵：一是经典诠释的工具化，二人皆以“禹稷躬稼”为引子，实则借题发挥，将儒家“尚德”思想与科举制度的“选贤与能”理念绑定，使经典成为论证科举合法性的理论工具。二是地域文化的投射，永泰地处闽中山区，农耕文明与宗族社会的特质在“躬稼”意象中得以体现。兄弟二人反复以“胼手胝足”“田间”等词汇描绘禹稷，或暗含对乡土耕读传统的认同。三是士人心态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通过“天命”“报施”论强化科举成功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以“羿奡”隐喻批判现实权力结构，这种“既认同又批判”的心态，恰是嘉（庆）道（光）年间科举士人的典型心理。
从“双举”到“文献阙如”的历史遗憾
尽管苏氏兄弟在科举中崭露头角，但现存史料仅存其策论与零星生平记载。这两篇策论仍如吉光片羽，不仅为研究清代乡试文本提供了实物样本，更揭示了科举制度下底层士人的精神世界。他们既以圣贤之道建构自我认同，又通过科举文本参与着传统政治伦理的再生产。
两篇策论虽同题共作，却因个性与学养差异呈现分野：苏钟英文如江河奔流，重气势与实证；苏钟奇文似幽潭映月，重哲思与隐喻，共同构成清代科举策论“代圣贤立言”的典型样本。
从永泰苏氏兄弟的策论中，我们得以窥见 19世纪中期中国士人在经典诠释、科举应试与地域文化交织下的思想轨迹，这或许正是文史研究中“以小见大”的意义所在。
附苏钟英文：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
更援古圣之兴而论，圣与贤相喻于天焉。夫禹稷有天下，由于躬稼与羿奡异矣。观子之所以不答，适之所以出，非皆相喻于天乎？且以天下之大，之不可力征经营也。吾党上下古今恍然，于圣王之受命，可操券而得焉。故当一堂质证，先自处于无可疑之地，因以白其不容己之心而福善与祸淫，其理可意会不必言传。师与弟惟相喻以天下而已，适举羿奡，盖深知夫挟力恃权者终无幸免，不待夫子论定而早无疑者也。则有不挟力而天下莫与争能，不恃权而天下莫与争功者，非禹稷乎！夫禹稷盖躬稼而有天下也，天子端赖有圣人，使禹稷履位配天，早邀帝眷。亦若羿奡逞倨傲之，雄特遇必奇而报始显，故一则平水土，一则主树艺，虽未必无焦劳之日而报施不爽，终不以置身微贱。遂靳其一朝大命之归，则其事已有成验矣。圣人岂尽为天子使，禹稷胼手胝足终老田间，亦隐授羿奡以肆讥之意，乃数必应而理始彰。故或则及身而王，或则子孙而王，原未尝有希冀之心而眷佑，特隆终不至长处泥塗致留，为千古遭逢之憾，则其事已有明征矣，彼苍不以福泽私圣贤，犹不以酣豢娱宵小，威福玉食之隆，虽有定衡，终无定局，而天无所私，人每得而必之此，即子大德受命之旨也，则可以不事迟留哉，维时不答自不答而子固无容心。可出则径出而适亦无成迹矣，迨观赞以尚德，适诚君子哉。
附苏钟奇文：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
更徵古圣之兴，圣与贤俱有神会焉。夫禹稷之异于羿奡，适已一言尽之矣。子既不答，适不可默会而出乎？今使为善不获报，则天之待神圣，无异于待权奸。论古者安能释不平之憾，惟千古无望。报之圣人，俟命，原非邀福，千古无爽。报之天意，奖善较显，惩奸此中，感召之，故可意会不必言传。二圣一贤，惟默相契焉而已。
日者，适以善射荡舟之不足，恃论羿奡。适之意岂专在羿奡哉，适盖有默喻。夫兴亡得失之原，而因出其言，先为起例焉。故复问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勤劳有不报？之时，禹稷岂能以躬稼自恃，然正不敢自忘于躬稼而有天下之实裕焉，故义命自安而一，切挟术骋才，举所不屑。神圣有不王之日，禹稷岂必以有天下自期。然正不敢有天下自计，于有天下而躬稼之业宏焉，故素位自守而一。切假威仗有所不为，是则禹稷之为，禹稷不视。羿奡而迥然别哉，而适之言已昭昭不爽矣，适之意已默默可会矣。
天不变即道，不变作善降祥，亦犹不善降殃。事势既如分乎两局，则征之于古者亦可信之，于今理可知，即数可知，惠迪之吉，不异从逆之凶。造物既各还其所，召则宣之，于口者即可会之于心，夫，然而子之不答非有意，于不答矣。前乎此果成，迹可观，则奸雄，固不必生倖志，后乎此，纵报施或爽而豪杰亦不必起倦心。冥漠无可疑即衡论为朽，而一言已定。固，不必过用其敷陈。
夫，然而适之出，正可以释然出矣。为禹稷果天眷频加，固足夺羿奡之气，为禹稷苟穷途终老，亦足羞羿奡之颜。已事有堪凭，即未事有可证，而不言可喻，更何必过事。夫迟留是知，劝惩胥浑于无迹。非因感愤而陈词。子不以激扬而辩论，穆然一室。正以维叔季之心，祸福两付诸，无心，适不因责报为慰藉，子非以忌讳避嫌疑，肃然一堂。亦可见春秋之律，此圣贤之尚德也。
《福州晚报》（2025年10月14日 A07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