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桐（1914—1951），福建闽侯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45年10月被派往台湾，担任台湾糖业公司人事室主任。1950年5月因“台糖事件”被捕，1951年1月11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品学兼优“为国谋”

1914年2月，林良桐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普通家庭。林良桐从小好学上进，品学兼优，在家乡读完小学、初中、高中，1930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34年7月以全优成绩毕业。在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纪念专刊中，留有一幅林良桐的毕业照，照片上配有其写的一首诗：“鹏翼抟风气自遒，几春鼓箧旧畿游；晋安独秀方年壮，博览多阅为国谋。”

1936年6月，林良桐作为公费生前往美国留学，1937年6月学成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教师。这时的林良桐，青春独秀，意气风发，处在“为国谋”的人生道路上。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1938年4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联合成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停办）。1939年至1942年，林良桐转往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法律学系专任讲师、副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策源地，林良桐在此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当时，抗日战争环境严峻，国民党经济政策失败，导致通货膨胀高企，全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南联合大学进步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先后三次集中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意见，纷纷发表文章、发表演说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1942年4月30日，西南联合大学进步知识分子发表了《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伍启元、费孝通、鲍觉民、戴世光、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杨西孟共9位教授在文章上署名，表达了教书人和读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林良桐作为参与者之一，明确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高度关注，表达了对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态度。

经营台糖显身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

日据时期，制糖业是台湾经济的主要来源。台湾光复前，台湾原有的42家制糖工厂被日本殖民当局炸毁了34家，剩下的8家工厂保存较为完好。台湾光复后，为重整台湾制糖业，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指派在四川内江担任中国联合炼糖公司董事长的沈镇南前往台湾，接受、整顿、建设台湾制糖企业。

1946年5月1日，台湾糖业公司成立，吴兆洪担任董事长，沈镇南担任总经理。要经营好台湾最大的制糖企业，急需大批制糖专业人才与人事管理人才。沈镇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制糖专业。为广纳贤才，沈镇南通过清华大学人脉关系，聘请了4名清华大学毕业生，分别为化学工程系制糖专业的吴卓和周大瑶、政治学系的林良桐和郭铎，邀请他们前往台湾工作。在台湾糖业公司，吴卓担任协理，周大瑶担任总工程师，林良桐担任人事室主任，郭铎担任人事室副主任。经过不懈努力，他们卓有成效地管理了200多万亩台湾蔗田、40多家制糖工厂，整修了2000多公里的轻便铁路。仅用3年时间，他们就把台湾的糖业年生产能力从8.6万吨提高到63万吨，产值占台湾工业总产值的65%，为台湾光复后的经济恢复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义凛然向死而生

1948年末到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战，时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败局已定。迫于内外强大压力，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此前，蒋介石已选择台湾作为其最后的落脚点，开始了对台湾的经营。

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节节败退，许多台湾有识之士心向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方式离开台湾，纷纷返回祖国大陆。在这些返回祖国大陆的人士中，就有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1949年9月，孙越崎公开通电起义，回到祖国大陆。受孙越崎影响，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吴兆洪、协理宋以云也先后返回祖国大陆。在台湾，孙越崎直接领导台湾糖业公司重振建设工作，与沈镇南、吴兆洪、宋以云关系十分密切。他们陆续返回祖国大陆，造成了很大影响，迅速引起国民党特务关注。

1950年5月初，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三大队八中队分队长秦荣桂通过“线报”，获得台湾糖业公司所辖虎尾制糖厂员工福利部经理李基藩提供的线索，发现台湾糖业公司所辖月眉制糖厂工人洪子瑜等人“行动诡秘”。秦荣桂把所获情况迅速上报，国民党特务综合判断，认为洪子瑜、陈乃东、邵毓秀、雷大效等月眉制糖厂工人“有重大嫌疑”。5月26日，洪子瑜、陈乃东被捕。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洪子瑜、陈乃东“经严讯供认为匪不讳”，出卖了邵毓秀、雷大效等人“行动诡秘”的线索。邵毓秀、雷大效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随后不久，邵毓秀、雷大效又“供出了沈镇南、林良桐为中共活动事实”。国民党特务迅速将沈镇南、林良桐逮捕并移送到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讯。

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沈镇南等叛乱案”中，对林良桐等列出的“阴谋策略与活动方式”主要有：“一、整理与保护台糖财产，研究如何使台糖所属铁道转运灵活，以配合中共进军台湾运输之用；二、从事破旧车辆机车之整修、水泥枕木之制造、港口潮汐之调查，以备中共军事登陆之用；三、以扩充设备，增强生产能力为借口，多产少卖为手段，藉以避免外汇流人政府之手，并主张卖糖外汇应先购置工厂与铁道器材，以利中共接收；四、调查现职员工状况，掌握控制转业军官，以配合变乱时之运用；五、利用业务上之便利，从事有利于中共之各种活动，以及达成藉合法掩护非法之最高策略运用”。判决最后综合结论为：“沈镇南利用其主管业务之合法便利，从事有利于中共之非法行为，对业务上一切措施如加强铁道转运灵活，港口潮汐调查；以扩充设备为借口，尽量增加公司财产，准备中共接收；以多产少卖为手段，免外汇流入政府，减少政府运用资金，增加政府经济困难。类此表面均似有利于公司，实则间接不利于政府，均属中共策略之高度运用。”判决承认，“难免有以行动代侦查，以侦讯寻线索之憾，事前无充分资料，侦讯人员无法指证案情。讯供结果，酿成案件移送保安司令部复审时，几乎全部翻供”。“因而该案在侦查上，似未能善尽能事，殊值改进”。

尽管如此荒唐，但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还是判处沈镇南、林良桐死刑。1950年12月30日，国民党“国防部”核准了对沈镇南、林良桐的死刑判决。1951年1月11日，沈镇南、林良桐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从保存的照片看，临刑前，面对罪恶的枪口，沈镇南、林良桐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而是大义凛然、慨然就义！他们的流血牺牲，是坚强勇士为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前途决战付出的生命代价；他们的流血牺牲，是祖国统一伟业中的无私奉献。

“台糖事件”在当时的台湾岛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特务逮捕了21人，其中14人被判刑。

林良桐等英烈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祖国大陆没有忘记他们。林良桐的英名镌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在英烈们的身后，祖国大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朝着完成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奋勇前进。

（来源：《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第二辑），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版，2025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