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骅（1915—1951），曾用名杜焕之，福建福州人，公开身份为台湾基隆华泰报关行及港风茶餐厅经理。“台工组”经济组组长。1950年6月被捕，1951年6月29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思想进步

1915年，李学骅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代，李学骅在福州读完小学和中学，受反日爱国运动影响，思想进步，救亡图存意识强烈。

从福州市立商业学校毕业后，李学骅在其舅父，时任国民党军陆军少将、台湾铁路管理委员会专门委员兼防空情报研究所所长游飞的帮助下，1946年7月前往台湾，在基隆开办了华泰报关行及港风茶餐厅，担任经理并兼营一些贸易生意。

加入“台工组”

1949年4月，经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吴光亚发展，李学骅加入于非、萧明华领导的台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8月“台工组”成立后，李学骅成为“台工组”交通组重要成员，担任“台工组”经济组组长。这期间，李学骅发展游飞加入“台工组”。游飞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职务上的便利，为李学骅提供了台湾铁路系统防空站哨分布图等大量情报，李学骅仔细抄制后安全交给了于非。同时，游飞还向李学骅提供了台湾铁路运输计划等情报。

1949年8月，经过认真研究，“台工组”决定利用基隆港口的便利条件，将李学骅经营的基隆港风茶餐厅作为秘密交通联络站。基隆港风茶餐厅既资助了“台工组”活动经费，又方便了联络工作，为“台工组”开展情报收集和传递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于非返回祖国大陆期间，由李学骅负责基隆交通站工作。李学骅在为“台工组”筹措经费，掩护“台工组”成员返回祖国大陆，保障“台工组”活动安全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49年11月，根据于非安排，“台工组”成员、国民党军空军医学院看护中士安学林多次转经基隆往返祖国大陆传递情报，都由李学骅与公开身份为花莲泰丰米厂记账员、在“台工组”负责收集情报和联络工作的陈平掩护。12月，于非安排安学林从基隆前往天津，向党组织报送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在登船启程之前，安学林就寄宿在基隆港风茶餐厅。正是在李学骅的安全护送下，“台工组”收集的国民党重要情报才能安全送回祖国大陆。

1949年底至1950年初，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大肆搜捕，中共台湾省工委及其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1950年1月31日，潜伏在国民党警察系统的“台工组”成员王隆煜、郑臣严等相继被秘密逮捕，但“台工组”主要负责人于非和萧明华并没有及时掌握这个情况。

1950年2月4日，两个陌生人来到萧明华家里，说是要找于非教授，引起萧明华警觉，于非机智跳窗迅速脱险。于非身份暴露，无法继续留在台湾领导“台工组”情报工作。组织上决定，于非携带已经收集到的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撤离台湾返回祖国大陆。3月22日，经地下党组织安排，利用潜伏在国民党军“台湾东部防守区司令部”内线、参谋处少校参谋白静寅的关系，为于非办理了一张化名“台湾东部防守区司令部”参谋赵光磷名字的外勤证（“谍报证”）。于非假借这个身份，在李学骅和陈平等的安全护送下，从基隆港搭乘国民党军“军差船”前往当时仍然由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4月1日安全到达上海。这期间，李学骅和陈平还利用基隆港风茶餐厅，为许多“台工组”成员提供掩护和保护，使他们安全登船并辗转返回祖国大陆。

英勇就义

李学骅与“台工组”学生运动工作组组长、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于凯交往密切，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他们遭到秘密跟踪和监视。经过近两个月的监视，在1950年5月8日至6月15日期间，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苏艺林、陈平、安学林、于凯、李学骅等“台工组”成员。李学骅被国民党特务判定为22个重要“匪谍”之一。

1951年1月26日，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所谓“中央社会部潜台间谍苏艺林等叛乱案”中，指控李学骅参加“台工组”组织活动，“罪行”主要是“其多次传送关于军事之秘密暨供给金钱”。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学骅以港风茶餐厅经营所得盈利提供“台工组”活动经费是极其有限的，国民党特务掌握的也仅仅只有“捐助读书会新台币125元、于非零用款200元，并与于非约定凭条给付美钞100元于余熙”，尽管如此，仍以“连续供给组织金钱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判决上报后，国民党高层认为“李学骅对台工组组织贡献之大，无可曲谅”，“原判量刑实为过轻，就原罪名改处死刑”。4月17日，国民党“国防部”核准了对李学骅的改判。6月29日，李学骅等18名“台工组”重要成员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1987年9月15日，李学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学骅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他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绝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他为祖国统一事业顽强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生命的英勇事迹，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来源：《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第二辑），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版，2025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