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今日本冲绳）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因其“地界万涛，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名流虬，后转谓琉球”。（[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80，明刻本，第12页）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派遣行人杨载赍诏书往琉球劝谕，获得成功。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清]张廷玉：《明史·外国四·琉球》，卷323，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361页）这是中琉友好往来的开始，由此拉开了中琉宗藩关系的序幕。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清]张廷玉：《明史·外国四·琉球》，卷323，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册，第8362页）闽人三十六姓赴琉球后，择地而居，曰“唐营”（俗称“久米村”）。据《久米村系家谱》载，移居琉球的闽人姓氏有：长乐县的梁姓、郑姓，闽县、侯官县的林姓、金姓等。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朱棣遣使赴琉球悼中山王察度，并封其子武宁为中山王，这是中国册封琉球之始。从此，中琉之间维持密切的宗藩关系，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改琉球为冲绳县为止，历时508年。
在这508年里，每位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高歧：《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考异》，1939年版铅印本，第36页）明清两代共遣使册封琉球国王22次，共派出册封使臣43名。而琉球国则以种种名义遣使来中国，如进贡、接贡、庆贺、进香、谢恩、报丧、谢封、接封及接送海上漂风难民等。仅以康熙朝为例，据琉球《历代宝案》《中山世谱》等资料统计，琉球共派遣华使团38次。使团通常由100～200人组成，抵达福州后，均被安排在柔远驿，除正副使臣一行20人左右北上进京外，其余成员则留在福州，从事贸易活动，或学习各种技艺。中琉宗藩关系即琉球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琉球为藩属国，琉球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对嗣位新国王的“册封”。中国保护琉球的安全，但不干预其内政。两国间保持礼节性的朝贡关系。在封、贡使者往来中，两国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得以促进。封、贡使者往来于福州港与那霸港之间，福州港口有柔远驿，那霸港口有天使馆。柔远驿含有怀柔远方来客之义，建于明成化年间。后来，福州被指定为与琉球交往的专设港口，到柔远驿居住者多为琉球人，民间俗称琉球馆。
从明洪武五年到清光绪五年，官方共派出册封使22次、43名（明14次、27名，清8次、16名），其中受命为册封琉球正使或副使的福州人有：明万历七年（1579年）册封琉球副使谢杰；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册封琉球正使齐鲲；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册封琉球正使林鸿年；清同治四年（1865年）册封琉球正使赵新。
明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由泉州迁至福州，衙址设在布政司西南乌石山北面、澳门河南面。市舶司的职权是“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清]张廷玉：《明史·职官》，卷75，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8页）福州市舶司还负责点验、勘合琉球贡舶，接待琉球使臣并护送入京。
福州与琉球交往已久。册封使臣受命后，先到福州造船，或由福建地方官代为督造。船造好后，选定黄道吉日登舟，由福州梅花海口或五虎门海口开洋，经东涌、小琉球、黄茅、钓鱼岛、赤尾屿、姑米山、叶壁，进那霸港。海上航行单程一般要十多天。
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陈侃奉谕出使琉球，对中山王世子尚清进行册封，为此第二年赴闽造船。嘉靖甲午（1534年）三月毕工，当年去还。陈侃写道：“其舟之形制与江河间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适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窗玲珑，开爽明霰，真若浮屋然，不觉其为船也”。“分二十三舱，前后竖以五掩大桅，长七丈二尺，围六尺五寸，余者以次小而短。”“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橹三十六枝，风微逆，或求以人力胜，备急用也。大铁锚四，约重五十斤。大棕索八，每条围尺许，长百丈”。“水四十柜，海中惟甘泉为难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备以防久泊”。“刀枪马箭之数多多益办。佛郎机亦设二架，凡可以资戎者，莫不周具，所以壮国威而寒外丑之胆也。”（[明]陈侃：《使琉球录》，引自《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2年版）
陈侃之后，明代出使琉球还有4次，到清代则更频。赴琉球的使船封舟，由礼部负责，指派福建当地官员具体施工。船厂设在福州闽江中的南台岛上。使船的送迎仪式也在南台举行。陈侃写道：“予等启行，三司诸群送至南台”，“南台距海百余里，大舟畏浅，必潮平而后行”。（[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80，明刻本，第12页）
琉球，原本是一个“缚竹为筏，不驾舟楫”（[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琉球国》，卷4，中华书局1993年版）的海上岛国，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为帮助琉球发展海上交通和贸易，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赐闽人三十六姓善舟者”。（[明]龙文彬：《明会要·外藩一·琉球》，卷77，中华书局1956年版）这些来自福州河口的闽人，大多数是福州人，多是有文化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到琉球传播中华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大大推动了琉球造船业、航海业等的发展，使琉球一跃成为“以海舶行商为业”的贸易中转国，迎来琉球的大航海时代。琉球商船往返于那霸与福州之间，航迹遍布南海群岛，推动了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来自福州河口的闽人三十六姓，掌管着琉球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明初，朝廷先是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定为琉球入贡口岸，但对朝贡的琉球贡使船来说，从海洋航行方位看，航船顺流而下，必定是先到福州，而后才到泉州，再转运北京，这样明显不如直接到福州再转运北京来得省事。琉球“蕃舶入贡，多抵福州河口，因朝阳通事三十六姓，起先皆河口人也，故就乎此”。（[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六》，卷96，中华书局1986年版）明廷规定，中国与琉球的朝贡贸易主要通过福州港进行，福州是对琉球开放的唯一口岸，也是册封使团离国启航的出发地。琉球贡使船不泊泉州之后，为加强对中琉贸易的管理和控制，明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由泉州移到福建首府福州，福州港被指定为中琉交通的专用港口，河口则成为明清两代琉球贡使的登陆地。福船作为册封舟往返于福州与琉球的航路上，带去朝廷柔远抚蕃圣旨的同时，也带去琉球赖以生存发展的贸易机会，促进中琉的海上贸易。
明清两代，中国册封使和中琉双方朝贡贸易的航路，即从福州直航至那霸，要利用夏季五六月间的西南风、东南风或南风和西南往东北方向的海流。从福州闽江口五虎门或梅花千户所出发，途经东引或东沙、小琉球、鸡笼屿、花瓶屿、彭加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马齿山等进入那霸。而从那霸返回福州，则要利用十月、十一月间的东北风、西北风或北风和反向的海流。朝贡贸易为琉球带来发展契机，一方面，琉球将从各国购进的特产，以朝贡的名义转卖给中国；另一方面，琉球把中国皇帝“御赐”的货物和在福建购买的商品，转卖给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琉球商人在福建所采购的商品主要有三类：第一是纺织品；第二是日用品；第三是食物和药品。琉球逐步发展成为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中转站，并一度成为明清两代对外贸易的重心，也成为明清官府获取海外奢侈品的重要渠道。福州人还开辟了由福州经台湾海峡和琉球群岛前往日本的新航线，以取代原先经由朝鲜半岛往日本，或经浙江宁波东渡日本的路线。（陈自强：《略论明代中后期福建的对日交通》，《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48页）
1875年“球案”爆发，日本明治政府企图吞并琉球。时任琉球世子尚典老师的林世功，被秘密派遣来华，经福州前往京师，请求清廷出兵救援琉球。林世功是移居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之后裔，祖籍福州府闽县林浦村（今福州市仓山区林浦）。清廷因此派遣李鸿章与日本谈判，提出将包括冲绳本岛在内的中部各岛归还琉球，恢复琉球王国，将宫古及八重山以南各岛划归中国，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五岛划归日本，此即“琉球三分方案”。但遭日本方面拒绝，谈判陷入僵局。时任清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陈宝琛上了《琉案日约不宜遽订》的奏章，提出要抗衡日本，保存琉球，采取延宕之法。他的建议为李鸿章所采纳，虽然无法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但也是对琉球王族的支持。李鸿章采用延宕之法应对日本谈判，从此琉球问题被搁置。林世功见向清廷请求援救的希望破灭，遂以死抗议日本的吞并，留下“一死犹期存社稷”的绝命诗句。林世功为救亡图存以身殉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琉球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中琉宗藩关系保持了508年。随着琉球被日本吞并，福州也从此结束了作为中琉海上交通专用开放港口的角色。
本文选自《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