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可铭 钱宁

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统治福州共31年，直至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这段历史在史籍中记载有限，因而鲜为人知。然而，在其统治期间，吴越国文化对福州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留存的诸多文化遗迹，便是这一切的无声见证。

谈及吴越国占据福州，不可不提新店古战场。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八月，南唐攻占建州后，自闽北发兵沿江南下，进犯福州。守将李仁达遣水师迎战，未能在城西江面成功阻击南唐军，遂与敌军在城北名为“吉头”的小平原上展开决战，最终击退南唐。九月，南唐再度来犯，攻陷福州外城。李仁达遣使向吴越国称臣求援。十月，吴越国王钱弘佐命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率水陆军三万驰援。十一月，吴越军潜入福州城，反与李仁达一同被南唐军围困。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三月，钱弘佐再遣余安率水军由海路赴援。南唐守将冯延鲁判断失误，容吴越军在白虾浦（约在今台江与仓山交界）泥滩登陆，遭吴越军与李仁达军内外夹击，终致溃败。吴越国由此占领福州。

“吉头”之役至吴越国入主福州，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明确了“战坂”地名的由来。为纪念此战，“吉头”改称“战坂”，沿用至今。当地仍保留营房处、斗顶、马兵岭、马桩等与战役相关的地名。其二，吴越国两次出兵解救福州，客观上使城池免遭涂炭。福州素有“有福之州，遇兵不灾”之传说，源自晋代郭璞《迁城记》。这两场战役使这一传说愈加深入人心。

华林寺位于福州市区屏山南麓，始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闽都记》称其位于“乾元寺北，无诸旧城处。晋太康间既迁新城，其地逐虚。隋唐间以越王故，禁樵采。钱氏十八年（964年），其臣鲍修让为都守，诛秽夷巇，始创寺”。文中“钱氏”即指钱弘俶，“寺”指华林寺。

史学界认为钱弘俶敕建此寺，意在巩固外来政权统治。吴越国对福州百姓来说是外来政权，钱弘俶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在政治、经济、文化初见成效后，他效法其祖钱镠，借佛教收拢人心，华林寺即其重要举措。此外，建寺还有另外一个用意。该寺初名“越山吉祥禅院”，至明正统九年（1444年）方赐额“华林寺”。考古人员曾于大殿当心间平梁底部发现墨书“法轮常转”“国界安宁”八字吉祥语。结合历史背景，“国界”应指吴越国。当时北宋正酝酿统一南方，建寺正是为祈求吴越国“国界安宁”、吉祥永续，故名“吉祥禅院”。

支提寺位于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支提山，原名华严寺，亦称华藏寺，俗称支提寺。吴越国统治福州时辖十一县，宁德为其一。据宋《支提山华严寺志》载：“宋开宝四年（971年），吴越国王钱弘俶敕命了悟禅师进山建支提山大华严寺。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寺成。”钱弘俶还命人自杭州运来千尊彩绘天冠菩萨像等，设五千僧功德庆赞，并命福州地方出资供寺院充长生，委灵隐寺副寺主辩隆任住持。吴越国捐建支提寺，不仅奠定其闽东佛教中心地位，也推动禅宗思想与《华严经》在福建的传播。

闽王祠，即忠懿闽王祠，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庆城路，原为王审知故居，后晋开运三年（946年）改为祠庙。吴越国占领福州后，为稳定统治，尊重本土信仰，尤重对王审知的崇祀。宋开宝七年（974年），吴越国福州刺史钱昱奉钱弘俶之命重修闽王祠。宋开宝九年（976年）三月二十五日，钱昱撰《重修忠懿王庙碑铭》立石（今嵌于祠后墙），详述王审知生平功绩和钱弘俶下令修庙缘由等内容，是研究五代闽地史政的珍贵文献。

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将曹彬攻南唐，福州刺史钱昱忧战火波及，遂于同年九月增筑东南夹城，以晋安河为护城河，《八闽通志》载其“南自合沙门而西，至怡山门，东自行春门而北，至汤井门；又有通仙门、船场门，是曰外城”。钱昱筑城虽出于军事防御，客观上却成为福州城建史的重要一环，与王审知所筑罗城、夹城共同构成福州城基本框架，强化了“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城市格局，对后世城市规划影响深远。

钱弘俶崇佛。1952年，连江县修筑敖江防洪堤时，于南门城楼西墙下发现一座石塔，双层，高7.9米，底层径1.72米，呈八角形。塔下地宫藏有一铜塔，通高30厘米，底座高13厘米、宽8厘米。底座为方形须弥座，上层四角翘起，状似香炉，塔身至顶呈串珠状，渐次收小，顶嵌瓜棱形铜球。塔身铸有“吴越王钱弘俶敬造，时（后）周显德二年乙卯岁（955年）”字样，今藏福建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吴越国于连江造石塔并赠送铜塔，说明至迟在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连江已属吴越国管辖。旧志对此记载颇略，铜塔恰可补此空白。

福州曾出土《福州故节度巡官天水赵府君墓志铭并序》（简称《赵偓墓志》），具体时地不详。根据薛彦乔先生提供的《赵偓墓志》的拓片和初步录文，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墓主赵偓（885—958年），字尧真。后唐长兴四年（933年）闽王王延钧称帝，赵偓历任司农少卿、通判汀州、吏部侍郎、右谏议大夫等职。其人生涯主要在闽国，晚年十二载（947—958年）处于吴越国统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闽亡后，已63岁的赵偓仍被吴越国授以右散骑常侍、判录事院、节度巡官等职，并曾判福清、永泰二县。这表明吴越国十分重视招揽闽国旧臣中有才华的人为之服务。《赵偓墓志》也为研究该时期职官制度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历史的真谛远不止于朝代的交替，更在于文化的沉淀与共生。吴越国在福州的统治时间虽短，却通过建寺、修祠、筑城、造塔、纳贤等一系列举措，将吴越国的佛教艺术、营城理念与治理智慧，深深融入福州的文化肌理中，共同书写了一段不容忽视的文化交融史。

（作者单位：福建建筑学校、福建开放大学）

《福建日报》（2025年11月22日 第07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