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越族的先祖是越王勾践。战国中后期，越国为楚国所灭，“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司马迁：《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49页）这说明，在战国中后期，已存在一条天然的航线可以连通福州古港与浙江地区。

当时，福州系海湾盆地，古田县水口以下闽江干流河谷为海水淹没之海湾，而古闽江口是一典型的瀉谷海湾。（祝永康：《闽江口历史时期河床变迁》）到汉代，福州陆地仍很狭窄，闽越王于越王山东支一小丘（冶山）前建城郭，称“越王城”（冶城）。（林枫：《榕城考古略》）闽越王君臣居于大泽之中，四面皆海水，“为舟楫所赴”（梁克家：《三山志》卷4，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汉代以后，福州海湾洲岛陆续浮现，并有大片沼泽地产生。（班固：《汉书·朱买臣传》）洲土不断向东南扩大，突入海中，形成半岛地形。因此，这时期福州地近江海，宽广的港汊，即为东冶古港。

闽越人谙熟海上航行，并且还有一定的海外贸易活动。

东汉时，福州港被称为东冶港，是中原洛阳一带和华南地区的中转港口。《后汉书》（卷33《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范晔：《后汉书》卷33《郑弘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册，第1156页）这七郡是汉武帝年间（前48—前34）设置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含今广东和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因“处近海，多犀象、玳瑁、朱玑、银、铜、果布之凑”，出现“节民珠璧流离，奇召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班固：《汉书》卷29《地理志》）的兴旺场面。表明在东汉前期，东冶与中南半岛已经开辟了航线，福州港成为当时南海航路与东海航路之间贸易的中转枢纽。这条航线的海上运输极其艰险，但即使在桂阳、零陵陆路沟通之后，这条航线的海运并不因此停止。

《后汉书》（卷85《东夷传》）中关于“倭”的记述，就以“东冶”作为方位标志；《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今倭家人……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可知东冶在两汉和魏晋时期可能已经具备东洋航运起航港的地位。

三国时期，吴主孙策派山阴人贺齐领南部都尉，率兵南下闽中，经过八九年的战斗，平定闽地沿海一带，其时有水师参战。269年，吴国曾派大军“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陈寿：《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167页）

晋代，海岸线继续后退，海面再度下降，海湾变得更浅，福州市区又有新的沙洲和沼泽地出现。太康三年（282年），晋安郡设立后，郡守严高在建造子城时，发动民众开凿东、西二湖，以灌溉农田，使郡城免受水灾，并在虎节门外开通大河，名叫“大航桥河”，可通舟楫（梁克家：《三山志》，引旧记云）。

晋代至六朝时，“永嘉南渡”“八姓入闽”，带来北方先进的文化及技术，促进福州土地开发及经济发展。当时北方战乱频仍，福州却出现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福州港向南海的交通更加频繁。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印度僧人拘那罗陀来到晋安郡（首府即今福州），后又从晋安郡乘小船到南安郡，等候“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唐]道寅：《续高僧传》卷一《陈南海郡西天竺沙门拘那罗陀传》，中华书局铅印本）他在南安伽蓝寺翻译了《金刚经》。拘那罗陀乘船离开南安郡返回故国，不料遇逆风，漂至广州。（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说明当时福建福州与南亚已有海上交通关系。晋代“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晋]左思：《吴都赋》），福建多出优秀的水手和航海家，但是因风向偏航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

随着技术的进步，通向闽中的海路越来越顺畅。《颜氏家训·归心篇》载：建安郡能造二万斛（约合1000吨）大木船。南朝梁时，陈宝应据闽中，乘侯景之乱由海路北上会稽。“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至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陈书》卷36《宝应传》，上海古籍出版影印版本，第53页）后来，陈文帝派遣水陆大军入闽，余孝倾部从会稽海上掩至闽中，抄袭陈宝应后路，这是成功的海上作战范例。此后，隋朝统一江南时，闽中曾有王国庆等土著军阀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而不设部伍。杨素泛海掩至，国庆惶遽，弃州而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杨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隋书》卷48《杨素传》）可见，当时虽然海路艰阻，但大型舰队往来海上还是比较顺畅的。

　　本文选自《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