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时，人们已了解台湾岛在福建的东面。如《隋书·流求国》载：“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大业年间，隋炀帝听从福建航海家何蛮的建议，曾三次派遣朱宽、陈稜、张镇周等人分别率兵泛海往台湾。据《隋书·陈稜传》记载，隋军到达流求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隋书·陈稜传》）这一记载反映，闽台之间早有贸易往来。六朝以至隋代，福州的造船、航海业初显活跃。据《隋书》记载，这个时期与福州通航的有琉球国、林邑（今越南南方）、赤土（马来半岛）、真腊（柬埔寨）、婆利（巴厘岛）等地。《南史》云：“扶桑（指日本）与晋安通”（《梁书》卷54《扶桑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8页）。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朝在闽设置福建经略使；其后始设置福建观察使。福州地处闽江下游，有通海之便，成为全闽主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所谓“东闽盛府，百货所聚”。到唐末五代，安泰河一带，已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重纂福建通志》卷29《津梁》）可见福州商贸十分繁荣。
唐末，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南诏陷交趾，“润州人陈磻石上言，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从之，军食以足”。（《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四年”条）福州还是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唐代福州出现“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全唐诗》卷208）与海外贸易繁荣的局面。当时，与南海诸国、波斯、新罗、印度、斯里兰卡、大食（阿拉伯）及日本等互市频繁，尤以大食为最。当时，阿拉伯商人几乎垄断了海上贸易。大批大食商人蜂拥而至华南沿海口岸（包括广州、福州等）从事贸易，以至福州出现“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孑遗》，载《福建史志》1992年第5期）的现象。据《入唐五家传》记载，咸通六年（865年），有日本商舶“自大唐福州得顺风五日四夜著值嘉岛”。
闽人自古擅长经商，唐人独孤及称“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广利，与巴蜀埒富，犹无诸、余善之遗俗”。（独孤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毗陵集》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隋唐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福建商业也逐渐发展。唐文宗在《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中，针对福建、岭南、扬州之蕃舶贸易，提出“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清]董浩、阮元等编：《全唐文·唐大诏令集·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卷10，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的政策，可见当时福建的舶来品也是地方官吏进奉朝廷的主要物资。从诏令可以看出，唐代福州港与广州港、扬州港并列，成为对外贸易的三大中心之一。
唐代的市场专设于州府县治以上的城市，规定“诸非州县之治，不得置市”（《唐会要》卷86）。福建也不例外，文献虽未记载唐五代福州有“市”，但新近的文儒坊西段唐五代及宋代的考古现场发现有前店后坊的形制，店面前还有巷路，符合“市”的定义。作坊的出现，证明这里手工业曾经发达。
王审知主政以后，根据当时“兵戈荐起，帑庾多虚，凡列土疆，悉重赋税，商旅以之而壅滞，工贾以之而殚贫”的状况，下令“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廛市，匪绝往来”（王昶：《金石萃编》卷118《王审知德政碑》）。王审知还下令对福州内河进行疏浚，“悉通海鳅，岸泊艓艛”。水路便利促进了商贸的发达，福州商港也由位于大航桥河西端的澳桥和还珠门向南拓展到安泰河（水部门和安泰桥）一带。
王审知初任威武军节度使，就任命刘山甫为节度判官，负责开凿甘棠港。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建成福建与海外交往的重要中转港。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又任命张睦领榷货务，负责外贸工作。
王审知致力发展与北方中原地区的贸易，并派出朝贡船队泛海至登、莱上岸，入京都朝贡。“江海通津，帆樯荡漾”（王昶：《金石萃编》卷118《王审知德政碑》），闽国船舶还常通航到辽东，渤海国亦有使者从海上来闽国访问。闽国与东北的新罗，东南亚的槟城、天竺、三佛齐都有海上贸易往来。
闽天德二年（944年），占城国相金氏婆罗到访福州，曾至“龙德外汤院”（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甲编（第5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沐浴。金氏婆罗因长途航海，身长疥疮。闽县崇贤里有龙德外汤院。有人教金氏到外汤院洗澡，果然洗一次就好了。于是金氏捐款，在温泉边盖一亭，以资纪念。旧有蕃书二碑，方塔五级。说明五代时期福建与占城有海舶往来。天祐三年（906年），有西天国僧人声明三藏来访（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2010年版）。渤海国的高元固也曾访闽，本地诗人还以诗相赠（徐夤：《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钓矶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由于官方鼓励商人出海贸易，因而出现了五代后期福建海舶和商人出海贸易的盛况。晚唐诗人薛能在《送福建李大夫》诗中描述：“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全唐诗》卷559）
本文选自《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福州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