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而兴

　　1949年的福州，时局如闽江潮水般激荡。国民党政权在三大战役后濒临崩溃，一场关乎“末次情报资料”珍贵史料的生死守护战，正在福州这座古城悄然上演。这批记录着1913至1940年中日关系、国际局势及日本侵华罪证的绝密档案，成为敌我暗中角逐的焦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吴石、聂曦、黄觉民、章振乾等爱国志士成为串联决策与执行、衔接军方与学界的关键纽带，他们用忠诚与智勇完成了档案转移守护的核心使命。

　　“末次情报资料”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华的一个情报机构所辑的情报资料，据有关资料介绍，20世纪初，日本曾组织力量对我国辽东和南满铁路南段的一些县进行调查。随着日本扩大对我国侵略的需要，日本成立了专门收集中国情报的机构，负责人是末次政太郎，这个情报所就叫“末次情报所”，辑有《日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简称“末次情报资料”。

　　该资料共有755辑，15.1万篇，约2.2亿字，整部资料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战争”为主线，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日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包含有关各国和国际关系的许多重要情况。它的来源是自1913年至1940年7月这段时间内包括中文、英文和日文的50多种报刊。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末次情报资料”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接收。1948年秋，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的陈诚下令将“国防部史政局”500余箱机要档案运往台湾，其中便包含这部由日本“末次情报所”辑录的珍贵资料。时任“史政局局长”的吴石，他深知这批资料的战略意义——是日本侵华的铁证，更藏有重要军事情报与学术研究价值，若落入“台湾当局”之手将成为反攻利器，若能留存大陆则既为解放东南沿海提供情报支持，又将为解放后的学术研究等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阻止档案外流，吴石以“福州地处战略要冲，进可返京，退可运台”为由，力主将档案暂存福州。这一冒险决策的实施，离不开最信任最得力的执行者聂曦。聂曦是追随吴石多年的亲信副官，与吴石既是同乡，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抗战时期，时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便将福州老乡聂曦选调到身边担任随从副官。聂曦一身正气、忠诚果敢，追随吴石转战抗日战场，积累了丰富的军政经验。1949年2月，吴石就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聂曦成为他在隐秘战线最可靠的战友。

　　抵达福州后，吴石立即组建严密的保护“末次情报资料”执行团队，形成了“吴石决策统筹、聂曦与王强等实施执行”的工作布局。

　　1949年元旦，500余箱机要档案如期运抵福州，按吴石部署藏于于山戚公祠。聂曦亲自带队检查存放环境，安排专人值守，制定应急转移预案。吴石利用自己在福州的熟人关系，打通与地方安保力量的沟通渠道，对外宣称是“军政要员的私人藏书”，成功规避了初期的排查风险。这段时间里，聂曦日夜奔波于公署与戚公祠之间，既要应对国民党内部的日常事务，又要暗中守护档案安全，稳妥处理好每一个细节，为档案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时间。

　　二

　　1949年5月，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察觉档案滞留福州的异常，连续发电催促吴石将500余箱机要档案速运台湾。形势骤然紧张，吴石面临巨大压力，若直接拒绝更加危险，若照办则前期努力付诸东流。关键时刻，吴石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应对策略——以“军运紧张，调船困难”为由拖延时间，同时筛选百余箱无关紧要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运往台湾，以此迷惑“台湾当局”。

　　吴石安排聂曦等人员对档案进行筛选分类，将真正核心的“末次情报资料”及国民党军机密档案单独封存，做好隐秘标记。6月上旬的一天，转移时机成熟。吴石指令绥靖公署第四处少将处长傅为翘派军车和士兵，聂曦参与执行“末次情报资料”核心档案的秘密抢运行动。此次转移的目的地是仓前山麦园路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这是吴石早已选定的隐蔽地点，研究院院长黄觉民是他的挚友，且学术机构的特殊身份能减少特务怀疑。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将“末次情报资料”与图书混在一起，转移时间定在深夜，动用一部卡车、一部吉普车，伪装成研究院运输图书的车辆。

　　转移过程中，聂曦细心安排转移工作各个环节。从戚公祠到麦园路，全程十余里路程，聂曦提前勘察路线，避开国民党军警检查站，安排人员在沿途放哨警戒。抢运车辆抵达研究院后，早已等候的黄觉民院长与章振乾等人及时将货物逐一清点入库，其中包含完整的298箱“末次情报资料”。为了进一步隐藏核心档案，他们将“末次情报资料”核心资料与研究院原有图书混放，对外仅登记为“寄存学术资料”，从形式上切断了档案资料与军事情报的关联。

　　三

　　《沉默的荣耀》故事情节虽然基本属实，“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毕竟是电视艺术作品，通常会进行情节的集中和人物的取舍。在剧情中，并未出现“章振乾”这个名字，但章振乾在转移与守护298箱“末次情报资料”的真实历史进程中，确实是一位在隐蔽战线背后默默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

　　1949年6月上旬，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章振乾通过研究员管长墉得知吴石有一批重要资料欲留存福州，当即建议以“寄存”与吴石商量。吴石表示同意后迅速安排双方会面。

　　会面当天，聂曦随同吴石前往研究院，全程负责安保警戒。他将会面伪装成文化界人士的社交活动，邀请了研究院多位科研人士参与，以此分散外界注意力。席间，聂曦始终保持警惕，监控研究院周边动静，确保吴石与黄觉民、章振乾等人的会谈。正是这次会面，正式确立了“军方转移、学界守护”的合作模式，章振乾与管长墉、傅家麟等研究员共同承担起档案日常守护的责任，他们将“末次情报资料”单独存放在社科所库房，对外严格保密。

　　章振乾作为此事的亲历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英勇之举，源自其满腔的爱国热忱。

　　四

　　章振乾1907年生于连江县贫寒农民家庭，自幼浸润在“红色之乡”的革命氛围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多位连江籍志士的英雄气概，在他心中种下“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1919年，12岁的章振乾赴福州求学，恰逢五四运动漫卷福建，他毅然投身学生运动，开启了爱国求索与革命之路。1927年就读厦门大学期间，他撰文抨击当局弊政；1931年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毕业后，任职《新福建日报》副刊编辑，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大力刊登抗日宣传文章，唤醒民众斗志。1933年，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任《国光日报》总编辑的他毅然签发“抗日反蒋”文章，彰显不屈气节。后来东渡日本就读东京帝国大学，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即刻返国，在福建永安创办《老百姓》报宣传抗日，因主张联合共产党抗战，报纸遭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抗战胜利后，章振乾坚定地站在反内战、反独裁的立场上，加入福建地下民盟组织。1949年9月，民盟福建省支部临时工委成立，章振乾当选委员，后历任多届民盟福建省委领导职务，还被增选为民盟中央候补委员。他常说，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这份信念贯穿其一生，也为后来协助吴石、聂曦守护“末次情报资料”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章振乾在《炎黄纵横》2001年第4期中忆述：“1949年6月上旬，我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我们所的研究工作已经停下，全所人员投入民主运动，迎接解放。有一天，政治组副研究员管长墉告诉我：吴石从南京来，携有大量东西，其中有日本情报机关的重要资料，数量庞大，对于学术研究有重大参考价值。他并说，吴石身为国民党将军，但相当开明，有进步倾向。当时我考虑了一下，说我们是学术研究单位，可用‘寄存’或‘暂时寄存’名义和吴石商量，把它弄来。我把这事告诉文史组研究员傅家麟，他也完全同意。管长墉访问吴石后，回来告诉我等，‘寄存’之事可成。并说，吴石要和我会面。吴石福州人，是我们的老乡；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又是他的挚友，和他很谈得来，而事情进展如此顺利，也许这正合吴石的想法和意图。”

　　“末次情报资料”档案转移至福建省研究院后，守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吴石深知，福州尚未解放，还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于是，他指示聂曦多次到福建研究院档案处巡察，确保档案安全。

　　1949年8月，蒋介石似乎察觉吴石有“通共”嫌疑，急召他赴台。吴石临行前，8月上旬的一天福州夜色深沉，他授意聂曦冒着生命危险将随从参谋王强秘密带到吴石住所，完成最后的使命交接。吴石叮嘱王强务必坚守福州，积极配合研究院黄觉民院长和章振乾先生保护好档案。三人明确了在福州解放后将档案交接中共相关部门的方案，聂曦则在一旁补充细节，并反复强调“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档案必须完整移交解放军”。

　　8月13日，吴石登上赴台的飞机，身后留下的是298箱完好无损的重要档案。

　　五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王强遵照吴石与聂曦的嘱托，将保存完好的298箱“末次情报资料”档案，列出清册，交给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不久，福建社科所老所长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提出社科所并入厦门大学的方案。社科所研究人员转为厦大有关院系教师，章振乾兼任教务长。社科所并入厦大后，“末次情报资料”档案也随着章振乾一起运往厦大。厦门大学特别重视这些资料，专门成立资料科，负责保管这些资料，并及时作出技术上的处理。这批资料后来成了研究我国近代国情的珍贵史料档案。

　　吴石和聂曦去了台湾后，继续投身隐蔽战线工作，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以生命诠释了坚定的信仰。

　　吴石、聂曦等爱国志士是福州守护“末次情报资料”档案的关键人物，他们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展现的担当，是后人铭记隐秘战线英雄的精神丰碑。

　　《福州晚报》（2025年12月16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