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章榕
鳌峰书院内一处门楣上的“三山养秀”匾额（资料图）。记者叶义斌摄
鳌峰书院（资料图）。记者林双伟摄
最近，我再一次造访福州鳌峰坊，徜徉其间，只见老樟树的浓荫漫过白墙黛瓦，飞檐翘角上的泥塑彩绘在日光下泛着温润光泽。巷陌深处，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的琅琅书声穿透晨雾，与百年前的吟诵隔空相和。
这条不足500米的街巷，曾被文人墨客赞为“家家诗礼，户户弦歌”。在诸多文化遗迹中，鳌峰书院无疑是那抹最厚重的书香印记。它如同一颗明珠，在闽地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
（一）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时，亲手缔造了鳌峰书院。
这座书院自诞生起，便以“继承程朱理学之学统”为根基，以“黜浮华、崇实行”为学风，引得数代帝王尊崇。书院门楣上“三山养秀”与“澜清学海”的匾额，历经岁月侵蚀，字迹依旧苍劲，仿佛在静静诉说着书院当年的盛景。
书院的兴盛，离不开一代代贤才俊彦的滋养，余潜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晚清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两度求学鳌峰书院，后又在此执教，而他与恩师陈庚焕在鳌峰坊结下的师生情谊，更成为一段传世佳话，为书院的书香增添了几分温情。
清嘉庆五年（1800），17岁的余潜士遵二伯父之命，从山间走出，赴福州求学，拜入蔡于麓门下。彼时的他，虽起步稍晚，却对知识抱有满腔热忱。一日，他偶然得见《近思录》，翻开书页的瞬间，便被书中用心的编排、深邃的思想所吸引，“因读而喜，喜而志其所得之由，庶几永藉以警策乎”。这部书，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此后的治学之路。
《近思录》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文化美谈。南宋淳熙二年（1175）四月，“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从浙江东阳启程，远赴闽地拜访朱熹。当时，朱熹已决意“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潜心著述。两位学者一见如故，读书论道间，萌生了辑录先贤语录的想法。他们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位理学大家的622条言论，依照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分门别类，编成此书。书名取自《论语·宪问》中“切问而近思”，寓意引导读者从浅近问题入手，逐步探寻理学真谛。这部书既是理学普及读物，更是概论性经典，为后世学子打开了通往理学殿堂的大门。
朱熹曾自信地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如此高的评价，也难怪余潜士视其为珍宝。
清嘉庆八年（1803），余潜士怀着“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信念，毅然返乡，登上高盖山，在山间石室中独居四年。每日，他伴着晨岚暮霭，潜心研读《朱子文集》《语类》等典籍。他对朱子《小学》钻研甚深，常常彻夜不眠，只为参透其中奥义。
四年后，即嘉庆十二年（1807），余潜士走出深山，重返福州，一举考取拔贡第一，如愿进入被誉为“东南第一学府”的鳌峰书院。清道光三年（1823），因名师陈寿祺主讲鳌峰书院，他再度入院深造。初入书院的第二年，余潜士拜在鳌峰坊设塾授徒的陈庚焕门下，自此，他的学识迎来质的飞跃。
（二）
陈庚焕（1757—1820），字道由，号惕园，是清代著名理学家，福建长乐人，世代居住在鳌峰坊。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成为贡生，一生致力于推崇朱子之学，学识渊博且品行高洁。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余潜士如海绵吸水般汲取知识，学问日益精进。
嘉庆十六年（1811）春，福建总督汪稼门莅临鳌峰书院讲习，特别强调研读《小学》的重要性。《小学》由朱熹发起体例，与弟子刘清之合编，是蒙学经典之作。
余潜士深受启发，写下《读小学感赋》七律二首，诗中尽显对《小学》思想的深刻领悟，深得汪稼门赞赏。汪总督当即下令，将诗作录贴于书院监亭，并告示众学子：能熟读、点评《小学》者，记上等成绩。一时间，书院内掀起研读《小学》的热潮，“旧刻坊本、新翻注纂一时并出，纸为之贵”。彼时的余潜士声名渐起，“知名士咸以不识潜士为憾”，但他始终清醒，深知这一切离不开恩师陈庚焕的悉心栽培，是恩师为他的学术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庚焕对余潜士赞赏有加，称他“广览儒书，躬行化俗”，是“后生行辈中所绝无而仅有者”；余潜士亦对恩师推崇备至，“自是每到郡时，得亲其德容，聆其教诲”，二人惺惺相惜，结下了一生的师生情谊。这份情谊的根基，源于二人相似的性情与共同的志趣。
其一，恪守孝道。陈庚焕对父母极尽赡养之责，孝顺周到。父母离世后，他在居丧期间坚持素食，在外守墓，不进内寝，以尽孝道。余潜士亦是如此。有一年端午节，他听闻母亲患病，不顾滂沱大雨，连夜从福州徒步返乡。到家时，他的双脚已满是血泡。不过，他看到母亲病情好转后，心中满是慰藉，全然不顾自身的疲惫与伤痛。
其二，穷理修身。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潮流中，余潜士坚守本心，奉行“三不”准则：“不专治制举业”“不陷溺于科举利禄”“不欲苟入仕途”。从29岁起，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故乡的私塾、福州高氏塾馆、鳌峰书院、寿泉精舍等地执教30多年，毕生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门生遍布东南各地，让程朱理学的火种在此生生不息。这与陈庚焕的经历极为相似。陈庚焕同样一生从教，最终以岁贡生的身份走完一生，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教育。
其三，淡泊名利。道光年间，朝廷诏举孝廉，永福乡绅一致推举余潜士，但他以母亲患病为由，称“自揣闻声过情”，坚决拒绝赴考。孝廉方正本是世人羡慕的荣誉，余潜士为何拒绝？答案可从陈庚焕身上找寻。嘉庆元年（1796），郡县商议推举陈庚焕为孝廉方正，被他婉言谢绝；后来，知县又欲推举他为“真才实学”人选，他又以尚未服完丧期为由再次推辞。深究二人拒绝的缘由，与清末科举制度中的行贿受贿之风密不可分。在鳌峰书院任教时，一位府官赏识余潜士的才学，赠予他一幅唐伯虎的画作，嘱咐他将画送给京中官员，以换取功名。但余潜士刚正不阿，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坚守着文人的风骨与操守。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于7岁便丧父的余潜士而言，陈庚焕不仅是传道授业的恩师，更如父亲般给予他温暖与指引。这份亦师亦父的情感，尤为珍贵。这份情谊，还延续到了后辈身上。余潜士每次到福州，都会前往鳌峰坊的陈府拜访恩师，聆听教诲。也正是在恩师家塾，他结识了陈庚焕的族子陈宗英。
（三）
嘉庆二十五年（1820），陈庚焕与世长辞，享年64岁。道光三十年（1850），已是风烛残年的余潜士，怀着感恩之心，携陈宗英一同编纂先师文集。遗憾的是，次年，余潜士便走完了一生，未能亲眼见证《陈惕园全集》的问世。这部凝聚着师生情谊的典籍，最终流传了下来，成为后世研究理学与陈庚焕思想的重要资料。
余潜士逝世后，他的儿媳张瑞贞毅然承担起“主持家政，整理其遗著”的重任，在编辑出版《耕邨全集》时，亦得到了陈宗英的鼎力相助。陈余两家的情谊，在时光流转中愈发深厚。
陈庚焕与余潜士的师生故事，并非孤例，在理学发展史上，尊师重教的传统早已深深扎根。“程门立雪”的典故家喻户晓：游酢、杨时为求学问，冒雪登门拜访程颢、程颐，在雪中静候多时，直至积雪没过脚踝。这个典故之所以流传千古，不仅在于学子的求知热忱，更在于它彰显了“教书育人，功德无量”的真理——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引，而尊敬师长、维护师道尊严，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
罗从彦拜师杨时，朱熹问道李侗，他们的经历何其相似。“延平四贤”递相授受，不仅推动了理学的发展，更成为古今尊师重教的典范，为后世学子树立了榜样。
道光六年（1826），陈庚焕入祀郡邑乡贤祠，以表彰他一生的学识与德行。而余潜士则在咸丰四年（1854）逝世，清廷为表彰他在道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与高尚品行，特赐进士出身，授文林郎，将其入祀乡贤祠，配祀孔庙，享受春秋官祭——他也成为清代福建唯一获此殊荣的理学家。从弟子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余潜士用一生践行了对恩师的传承与超越。
离开鳌峰坊时，我忍不住频频回眸。忽然，我的耳畔似有书声传来，那声音穿越百年时光，与先贤的教诲交织在一起：“为师者即为天，替天酬其勤也”“品行先而才智后，欲其知有本末轻重也”“为学之要，不外乎知行。学之博，贵知之精。知之精，尤贵行之实”……这书声，是鳌峰坊永不消散的文脉，是闽地文化生生不息的见证，在岁月长河中，愈发悠远，愈发厚重。
《福州晚报》（2025年12月18日 A07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