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照南

闽山巷是连接文儒坊和衣锦坊的通道。王杨林　摄

　　青砖黛瓦间藏着千年岁月，坊巷纵横中沉淀万种风情。福州三坊七巷，这片被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盛赞为“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土地，不仅是中国里坊制度的活化石、明清建筑的博物馆，更是闽都文化的核心载体与海峡两岸交流的重要基地。在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眼中，它是全国独一处保存完好的古代坊巷格局实例，是“活着的历史文化街区”，足以与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等世界级遗产比肩，堪称福州名城之魂。

　　而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位于闽山巷靠近文儒坊一侧巷口附近的闽山庙遗址，静静地承载着卓氏家族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从西晋永兴二年（305）晋安郡守卓宏入闽开基，到北宋景祐元年（1034）进士卓祐之的信仰传承，这一延绵不绝的家族文化谱系，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观察福建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独特窗口，其文化研究蕴含着历史、非遗、信仰、社会等多重维度的丰富价值。　

　　卓氏家族南迁入闽

　　从历史人物考证的维度来说，卓氏家族是士族南迁入闽融合发展的鲜活范本，勾勒出了福州早期开发与坊巷格局形成的原始脉络。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动摇国本，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趁机入主中原，史载当时“中州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西晋永嘉二年（308）起，林、陈、黄等八姓士族大规模南迁入闽，开启了福建开发的新纪元。而卓宏，正是这一历史浪潮中的重要亲历者与推动者。

　　据《闽书》记载，卓宏于西晋永兴二年出任晋安郡第五任太守。在任期间，他怀揣着治理一方的初心，主持修缮城墙，将中原先进的筑城技艺引入闽地，使简陋的聚居点升级为具备防御功能的行政中心。他还疏通河道，改善闽地的水利条件。他也注重农桑教化——“教民耕织，导以礼法，亲自示范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让闽地水稻产量显著提高，为百姓带来了安定富足的生活。

　　在那个战乱年代，卓宏因北方局势动荡无法北返，选择了留闽定居，成为卓氏家族在闽中开基的始祖。他的这一选择，不仅为卓氏家族在南方的繁衍奠定了基础，也对福建早期开发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通过研究卓宏在晋安郡的治理活动，我们能清晰窥见西晋时期福州地区从开发初期到逐渐形成聚居地的历史进程。卓宏规范户籍制度，对本地闽越部族与早期移民进行登记造册，为福建早期移民史、地域开发史研究提供了典型的个案支撑。

　　三坊七巷最早居民

　　更值得关注的是，卓宏还是三坊七巷的开基始祖之一。在当时荒芜的沙滩上，他率先构建房屋。这如同播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吸引着南下的中原士族在此聚集建房，他们逐渐形成规模，为后来三坊七巷坊巷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点，在三坊七巷的开发史、文化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时光流转至北宋，卓宏的后裔卓祐之，成为了闽地士人的杰出典范，其文化品格与政治理想，为我们研究宋代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参照。

　　卓祐之（约1001年—？），字长吉，闽县人，于北宋景祐元年（1034）登进士第，历任秀州判官等职，史载其“生而正直，精爽过人”。这简短的记载，生动展现了宋代士人对自身道德修养的严苛要求与对社会责任感的高度自觉。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追求，将个人的道德操守与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卓祐之便是这一群体的鲜活缩影。

　　卓祐之的一生，以悲剧性的结局落幕。不过，这也为其文化形象增添了浓厚的隐喻色彩。任满携眷归闽途中，他“过仙霞岭，乘船沿建溪下剑津溪，经九龙滩时不幸覆舟遇难，举家没于溪滩”。这一令人扼腕的事件，不仅成为他后来被神化的重要契机，更无意间为我们留下了研究古代福建水路交通状况的生动案例。九龙滩的艰险，见证了古代闽地与外界交流的不易，也让我们对当时闽地百姓的出行困境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卓宏与卓祐之，这两位跨越数百年的卓氏先贤，他们的生平事迹串联起西晋至北宋闽地的发展脉络，成为我们考证闽地早期历史、士族南迁融合史的重要依托。

　　闽山庙的历史遗存

　　庙会是人们欢庆节日、休闲娱乐的重要活动。庙会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极具特色与生命力的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传统信仰与集体记忆。在当代，庙会文化更融合了旅游、观光、现代商业等元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独特的文旅价值。

　　闽山庙的前身是闽山卓公祠，供奉的就是卓祐之。从非遗文化演变的维度来说，闽山庙以及闽山庙会作为卓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福州坊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闽山庙的历史演变过程，正是福建地区祠庙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为我们研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演变提供了珍贵的样本。

　　碑刻文献是记录闽山庙历史变迁的重要载体。闽山庙历经多次兴废，现存明陈元珂《重修闽山庙记》详细记载了闽山庙的历史沿革、神灵事迹、庙会活动等内容，为我们研究明代福州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文化活动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2009年重见天日的“闽山卓公祠”石碑，嵌于闽山巷的老墙之上，楷书字迹清晰可辨，更为闽山庙的历史遗存提供了有力的实证，让我们得以触摸到那段尘封的岁月。从民间祭祀到官修官祭，从故居到神庙，闽山庙的每一次变迁，都折射出福州坊巷文化的发展轨迹，也让卓氏文化与福州地域文化的融合更加紧密。

　　从民间信仰传承的维度来说，卓祐之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发展史上的典型案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是士大夫的终极价值追求，而卓祐之从为民服务的好官到被民众奉为神明的转变，正是这一价值追求的生动体现。他生前正直坦荡，精爽过人，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官为民的初心，深受百姓爱戴。这种信仰的建立，与妈祖信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核心都在于对为民服务精神的尊崇与传承。

　　福州民俗文化的重要起源地

　　闽山庙是福州地区非遗民俗文化的重要起源地，而闽山庙会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成为展现闽地民众生活智慧与审美情趣的重要平台。观灯、摆鳌山、舞龙舞狮、迎神、百戏杂剧、抬阁、十番、斗宝、摆塔、妇女转三桥等活动，以及此后诞生的闽剧，代代相传，成为福州民俗文化和戏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元宵节庆活动是闽山庙会的核心内容。明代谢肇淛在《五夜元宵》诗中写道：“更说闽山香火盛，鱼龙百戏列斋筵。”这生动描绘了闽山庙内元宵节庙会的盛况。每到元宵之夜，“鱼龙百戏”轮番上演，舞龙灯、耍狮子、肩头棚、奏十番、踩高跷、耍木偶、跳孩儿弟以及装扮戏剧人物的台阁等精彩节目，吸引着数万民众涌到巷里观看，热闹非凡，成为福州元宵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景观之一。

　　卓祐之信仰的传播，既遵循了中国民间信仰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从传播范围来看，信仰以福州为中心，逐渐辐射到福建，包括台湾地区，甚至随着华人的迁徙传播到海外华人社区，成为连接海内外闽籍华人的文化纽带。从传播方式来看，信仰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地域认同、官方认可等多重渠道展开。

　　地方社会影响的维度，彰显了卓宏、卓祐之文化对福州地方社会的深刻塑造，以及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闽山庙作为卓氏文化的物质载体，旧时在福州地方社会中发挥了多重社会功能，成为维系地方社会秩序、凝聚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它不仅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精神信仰需求，沉淀为福州民众共同的文化心理，在当时更承担着纠纷调解的重要职责。这种基于信仰权威的调解机制，将民间自治与道德约束有机结合，在传统社会中有效弥补了官方治理的不足，对维护地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闽山庙还是福州重要的社区活动中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娱乐功能。从宋代到民国，无论是春节、元宵节，还是清明、端午，每逢节庆，民众都会聚集在闽山庙周围，观看各类精彩的民俗表演。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成为传承地方文化、增强社区认同的重要平台。一代又一代的福州人在庙会的热闹氛围中，感受着家乡的文化底蕴，传承着共同的文化记忆，让闽都文化、闽台文化的根脉得以延续。

　　庙会经济与地方商业的良性互动

　　卓宏、卓祐之文化还深刻塑造了福州地方文化的特色。从西晋卓宏入闽开基，参与奠定三坊七巷的原始格局；到北宋卓祐之信仰形成，丰富了福州的民间信仰体系；再到明清闽山庙会的繁荣发展，孕育出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一绵延千年的文化谱系，不断丰富着福州三坊七巷的历史内涵，成为福州“里坊制度活化石”文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三坊七巷的文化魅力更加独特、更加深厚。

　　在经济效应方面，卓宏、卓祐之文化所衍生的庙会经济，与地方商业形成了良性互动，推动了福州地方经济的发展。“赶庙会，开市场，各种货物来四方。有洋货，有土产”——庙会的举办吸引了各地的商品汇聚于此，促进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往来。其中，“斗宝”活动的经济功能尤为突出，它以文化展示为契机，带动了古董收藏、工艺品制作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连接文化与经济的重要桥梁。

　　当代学者对卓宏、卓祐之文化的经济价值有着更深入的认识与思考。有专家学者认为，闽山文化同样可以赋予时代气息，比如庙会活动与当今夜间经济即可相互契合，进行传承创新，与购物、娱乐、休闲、旅游相结合，定会推动文旅经济发展。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创新利用，不仅能让古老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机，更能为福州文旅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阮仪三教授在牵头编制三坊七巷保护规划时，确立了“整体性、原真性、活态保护”的原则。他高度肯定卓宏、卓祐之的文化价值，希望对卓公祠、闽山庙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保护修复。如今，随着对卓宏、卓祐之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这一文化遗产的价值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它不仅是卓氏家族的精神财富，更是福州乃至福建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通过科学的保护、深入的研究与创新的传承，卓宏、卓祐之文化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必将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福州晚报》（2026年1月5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