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小牧
国际法早年被称为万国公法，虽不为大众所熟知，却是一个主权国家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基石。它关乎一个主权国家如何以开放、包容方式与他国平等交往、共同发展。
中国封建王朝长期以来固守着“天下朝贡”的姿态，与世界交往。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被逼打开门户。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庚子之乱打破了当时国人对天朝大国的幻梦，许多仁人志士意识到国际法对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重要意义，遂投身这一领域，从而涌现出许多英才。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将日本侵华战犯绳之以法的倪征燠、梅汝璈、向哲濬堪称中国国际法学界“三英”的话，另两位福州籍的学者王铁崖、陈体强则可称为与他们共同闪耀在这一片天空的璀璨“双星”。
一
王铁崖这个名字，与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史几乎同义。做为北京大学国际法学教授、首位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他的一生见证并推动中国国际法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他师从周鲠生、钱端升等先贤，并受教于全球国际法权威劳特派特教授。在他长达62年的国际法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先后执教于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1979年，他在北京大学法律系首创了国际法专业，其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他主编的《国际法》教材是国内国际法专业的主流教材，还著有《新约研究》《战争与条约》《中外旧约章汇编》《国际法引论》等专著。这些教材和专著引领着一代代国际法学子。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下中国国际法学界有85%的人才都是王铁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王先生的学生、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端木正教授曾说：“（王铁崖先生）在我国国际法学界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在世界国际法学界，王铁崖同样享有盛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大学，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学院等聘其为客座教授。他还是国际法学会第一位中国籍联系会员（Asso?ciateMember）、院士。1987年被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选为首位中国院士。1988年被“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基金会”授予“著名国际法学者”名誉奖状。1997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被选为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1993年，由26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学者撰文56篇的《Es?saysinHonourofWangTieya》（王铁崖纪念文集）由荷兰海牙著名的法律出版社出版。这是当代中国唯一一位学者获得了由国际学术界同行给出的、极崇高的学术承认。
陈体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8年获牛津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50年参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筹建。1981年任外交学院教授和外交部法律顾问，1983年在剑桥高票当选为国际法学学会联系会员，同年被提名为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1986年，联合国所属筹建国际刑事法庭基金会决定，授予他1986年度“杰出国际法奖”，以表彰其“为国际和平与正义所做的贡献”。
虽然他没有更多的行政或学术头衔，但在国际法学界却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他的西南联大同事、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这样介绍他的学术成就：“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的只有两部……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牛津博士论文《关于承认的国际法》。此书穷征博引……体大思精、析理犀利、观点均衡。尤可贵者在其能了解并预期战后世界新形势（如全球性反殖民民族解放建国的政治洪潮）所需之国际法方面的理论依据。因此，陈书甫经问世，立即被举世公认为标准著作，被列为国际法必读之书，其影响之大，似较剑桥大师劳氏三年前已刊之《国际法中的承认“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陈书涉及国际法承认大课题中之各个部门，其性质是理论和专业性水准极高的重要参考书，是一部当之无愧的皇皇巨著。在这种意义之下，陈体强的牛津博士论文几可目为20世纪中国社科方面的一个‘奇迹’。”
二
王铁崖，1913年7月出生于福建福州。曾就读于福州英华学校，于1929年毕业于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毕业后，负笈上海，入复旦大学，先就读于西语系，后转入政治系，开始了国际法的学习。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三年级。
陈体强，1917年生，福州螺洲人。由于父辈工作原因，少年的他，如候鸟一般在不停地迁徙中度过，辗转求学于北京、香港和福州。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
王铁崖和陈体强，这两位同为福州籍的清华学子，都选择了国际法做为自己学习和日后研究工作的方向，并都成为享誉国际的国际法学界一代宗师。这是天意巧合，还是什么必然的因素在他们少年时期种下了相同的梦想？
王铁崖的父亲王寿昌是福建船政前学堂第三期毕业生，留学法国，是中国最早一批系统学习万国公法的学子，在巴黎大学（法学部）攻读了六年的法语专业和万国公法，回国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他曾在京汉铁路建设谈判中运用国际法知识尽力维护国家主权，后任民国政府特派福建省交涉员长达十三年。那时，福建成为日本在中国的重要活动区域，时常发生日方无视中国主权、法律的霸凌行为。他凭着国际法的丰富知识与机智，坚定地阻止日本在闽的挑衅行为。王铁崖伯父亦是船政二期留法学生。堂兄王景岐（即王庆骥），是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曾代表中国政府与比利时政府就不平等条约在国际常设法院打了一场官司。
陈体强的祖父陈长龄恰与王铁崖的父亲王寿昌为福建船政前学堂同窗，一同赴法留学。陈长龄学的是舰船制造，学成归国后，曾任福州海军制造学校校长，孙中山纪念馆收有他呈孙中山黄埔厂坞设计意见书。陈长龄长子陈明玄，是陈体强父亲，亦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官，曾任驻墨西哥总领事，在任期间处理过当年的墨西哥排华事件，维护华工权益。
因此“船政”和“外交”是王铁崖和陈体强共有的基因。虽然大清王朝中体西用的同光中兴之路彻底梦断于甲申、甲午两役。但长辈与列强抗争、维护国家权益的职业外交经历，则启蒙了年少时的他们。他们因此都选择了相同的方向——从事国际法研究，让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再受制于不平等的条约，拥有与世界各国平等往来的话语权。这些无疑是植根于长辈们的家国情怀。
三
报国之路充满艰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进逼。热河沦陷，华北危，平津危，陈体强义无反顾投身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他随西南联大辗转千里，跋涉至昆明，在铁皮屋顶的教室和日机轰炸的威胁下刻苦攻读，完成学业。毕业后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外交部条约司从事国际法工作。工作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中国在外交事务中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他感受到要想为中国维护正当的权益，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瞩目的声音，唯有到西方深入学习国际法、了解其学术逻辑，掌握其知识体系方为正途。
1944年秋，陈体强考取了庚款留英，赴牛津在国际法教授布莱尔雷(J.L.Brierly)指导下，攻读博士。这部使他之后成名的《有关承认的国际法》，写作过程不仅艰辛，且险些夭折。在他论文几近完成之际，和他的论题似乎相同的另一部专著——《国际法中的承认问题》，先一步出版问世，而作者恰是国际法权威、王铁崖的留英导师劳特派特（Lauterpachr）教授。这样的状况几乎要使他放弃学业，不过在他仔细研读后，认为劳氏的著作虽然是“予人以启迪且为该领域之基本著作”，但劳氏的论点与他论文并非一致，因此下定决心将自己的论文完成。这一坚持造就了一部国际法经典著作的诞生。
王铁崖于1936年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攻读国际学。1939年夏，战事吃紧，留学公费削减，王铁崖放弃获取博士学位归国。端木正回忆说：“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在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的过程中，坚守岗位，奋发不息的。抗战八年我是在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度过的，目睹我们的老师们怎样艰苦卓绝地教育我们这代人。日寇空袭、颠沛流离、法币贬值、资料不足、住房狭小、电灯昏暗……但他们为了延续民族的文化，为了民族的未来，甘之如饴，保证讲课质量，还不断出科研成果。我记得王铁崖老师在1941年住在乐山一间自租的旧式房子里，同学来多了就只能有坐有站，但照样在讲学论道！王老师的《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书都是用四川土纸印刷的，我当时在昆明买到，立即和两位同学如获至宝地拜读……”
四
到了1948年底，面对时局的变更，他们俩都必须作出选择。王铁崖和他的中英庚款留学同学李浩培、楼邦彦等和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张奚若、钱端升、周鲠生等一道选择了留下，等待解放，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不等博士论文整理出版且放弃来自“外交部”人事处长于能模承诺的司长之职、回到清华任教的陈体强，也面临同样的选择。对此他在自述中说道：“那时北方风云正紧（指解放战争中的平津战役）。北平围城时，我在城内。国民党派飞机接教授南逃。伪教育部派人拉我，为我所拒绝……我则骑自行车出朝阳门，在枪弹横飞中突围，投奔已获解放的清华园。”
王铁崖和陈体强的选择，和那时代多数的知识分子一致。他们都唾弃贪腐、封建、专制，拥抱清廉、科学、民主，以满腔热情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企盼能在新时代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才学。
新时代到来了。王铁崖、陈体强都以积极的态度、满腔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起步工作中。
王铁崖仍继续在北大从事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教学，1954年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中外旧约章汇编》的编著，全书最终3卷340万字。这部汇编不仅收集了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到1949年间中国同外国所签订的1182件条约，还收入了许多与外国企业、公司订立的各种商业性质的章程、合同，开创了从条约法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先河，成为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外交史和中国对外关系的传世经典之作。
陈体强受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任常务理事、国际关系研究所任研究教授等，做为新中国代表赴外出席各个国际法会议，如1951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在柏林召开的大会、1955年在赫尔辛基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在南斯拉夫举办的国际法协会的会议，向全世界宣讲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为在世界面前树立、展示新中国的形象而积极工作。
《福州晚报》（2026年1月6日 A07版 闽海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