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五一

周伯苍年轻时的留影。

　　前段时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热播，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深沉的家国情怀、坚定的信仰、智勇兼备的情报工作、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感动了无数观众。我的父亲周伯苍，解放前曾与吴石将军同属一个情报小组，为福建的解放作出过贡献。我曾在朱枫烈士工作过的三联书店担任领导，早先就知她的英雄事迹。因此，我看了该剧感到特别亲切，深受感动。

　　（一）

　　我的父亲周伯苍1921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1930年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的红十三军在这里成立并坚持了4年多的武装斗争。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对少年时的父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叱咤风云的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胡1921年10月加入共产党，是我党创立初期的党员）成为他崇敬的英雄，并影响了他一生。

　　受胡公冕影响，父亲在1940年秘密入党，后按组织要求进入黄埔军校七分校学习，1943年毕业后，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军队。

　　在陕西，他曾利用守卫的碉堡封锁线，掩护物资和军火等过境运往陕甘宁边区。1945年冬，他到上海以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军械总库库警队队长身份，搞军事情报、策反等工作。在淮海战役期间，党组织曾计划在上海组织暴动，决定由父亲任暴动敢死队队长，利用他守卫的国民党军火库的武器装备武装上海工人（后淮海战役顺利推进，暴动未举行）。1948年他参与策反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浙南绥靖指挥官（1949年任国民党军200师师长）叶芳的前期准备工作，为温州的和平解放作了贡献。1949年2月，父亲参与策划炸毁了国民党军设在江湾的军火库，以扰乱敌人的战略部署。1949年春，他由党组织派遣加入国民党军第九军，随该军来闽进行军运策反工作。因在龙岩协助国民党闽西专员练惕生起义时暴露，在敌人登报通缉他时，吴石将军为他签发了化名为张宏达的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上校参谋的委任状，使他脱险到福州，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福州地下组织工作，为福州、福建的解放作了贡献。

　　前些年反映我党隐蔽战线斗争的电视剧《潜伏》热播时，网络上也有文章说父亲是《潜伏》的原型人物之一，是个神秘的人物。而在我们八个姐妹兄弟的眼中，他就是一位平凡的父亲。虽然父亲很少给我们讲他的工作和地下工作时的事，但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隐蔽战线战士的特质。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浓厚的家国情怀。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他时时处于危险之中，虽然后面有强大的党组织支持，但是孤处敌营，很多事要靠自己处置和应对。父亲说，从事地下工作是很危险的，之所以能够坚

　　持下去并完成任务，是因为有坚定的信念。我小时候，父亲每周给我们开家庭会议，要我们汇报一周的学习和思想情况，给我们讲国家大事。他要求我们学习报纸的社论，说社论是党的声音。

　　“文革”开始后，父亲受到冲击，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军官、国民党特务，导致我们家多次被抄，他被关入牛棚，被审查多年。1969年冬，父亲被下放，我们全家从福州搬到泰宁一个海拔1000多米的偏僻山村。我和弟弟在离家80多里的县城中学住校上学。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我们无法加入共青团。学校放假，我与父亲上山砍柴，在寂静的山林里，我想到家庭的处境以及社会的状况，有所抱怨。父亲放下手中的柴刀，认真地对我说：“不能只从个人角度看问题，要从国家、民族大局的角度看问题。有国才有家呀。你们不知道解放前的中国，我像你们这么大时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没有饭吃，而是国家面临亡国的危险，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所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现在，社会确实有种种问题，家庭和个人的处境也不好，但总体上是安定的，国家也在发展，与解放前不能比。要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一定会好。国好，家才会好，个人也才有前途。”这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父亲在从事地下工作时，多次经历危险和生死考验。他说，在敌后工作不仅要勇敢，而且要严守工作纪律，机智、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问题，不能有一点疏忽和侥幸。他说，1945年刚到上海时，组织给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熟悉上海（尤其是经常活动的地方）的地理环境、交通情况，以便发生情况能尽快脱身。父亲说，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了解周围环境和自己的位置。他常对我们说，遇事不要慌张，不要冲动，要冷静，要谋而后动。他始终严守“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的地下工作纪律。因此，父亲很少给我们讲他做地下工作时的事。他晚年，有时感慨地说：“我将带着一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

　　（二）

　　父亲到福州后，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福州地下组织军事组组长。他负责搜集军事情报、绘制军事地图，并协助组织负责人谢筱迺研究军情，确保通过秘密电台发给党中央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的情报是及时有效的。他绘制的敌军兵力部署图，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南下和解放福州。

　　此外，对敌人的武装力量进行策反也是军事组的重要任务。父亲按照组织的安排，负责联系和掌握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队系统、福建省警察系统以及国民党军马尾要塞司令部、伤兵总队、绥靖署军士大队、国民党省公路局护路大队、省银行监护队等策反关系，并联系福州大专院校的部分进步学生。

　　父亲曾按组织指示，冒着危险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福州松有泉澡堂（后来改为福州东大路人民澡堂）与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少将副处长、水上警察总队长余钟民见面，要余钟民控制福厦两地的水上警察武装力量为我所用。在福州战役中，父亲联系和掌握的策反关系，按组织的要求先后起义，有效地配合了解放军的进攻，在确保城市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都起了作用。

　　1949年8月16日，在解放军未进入福州之前，蒋军已全线溃逃，福州大多数区域处于“真空”状态。为确保城市安全，谢筱迺一面和我父亲、丁日初召集萨镇冰、陈绍宽、丁超五、刘通、陈培昆等原国民党福建上层人物、社会上层人物，出示安民告示，一面指示父亲在乌山设指挥部，部署和指挥起义的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队、警察系统武装，确保福州城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父亲按组织要求，指挥这些起义队伍占领乌山、于山、屏山、吉祥山、大庙山等制高点，并作为机动出击力量，确保银行、仓库及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资财、档案安全。他还按组织指示，责令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代局长林寿涛下令各派出所分区、分段、分路漏夜组织巡逻，在解放军进城之前确保社会秩序安定；要求国民党省水警总队艇长范增耀派出水上警察巡逻艇，确保水上和电厂安全。

　　父亲说，福州解放前夜的工作是惊心动魄的，但他们最终确保了福州城没有遭受大的破坏，没有发生重大治安事件。中共中央社会部福州地下组织艰苦卓绝、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和中央情报部嘉奖。1983年5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指出：“原中央社会部在福建工作的同志和起义人员，在特殊的环境下，为我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

　　父亲从事的隐蔽战线工作，不仅危险，而且经历复杂，涉及的社会关系也很复杂。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许多隐蔽战线的人员遭受了误解、冤屈和不公正对待。

　　在隐蔽战线工作中，父亲的组织关系非常复杂。父亲从事地下工作时与组织是单线联系，而且联系人通常用的是化名（如谢筱迺化名吴寿康，父亲本人也曾有多个化名）。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父亲说不清楚自己是哪个支部的，说不清入党介绍人的真实名字，且自述“预备党员期为三个月”与当时的党章规定不符。而且，他当年的战友都已调离福建，找不到证明人。因此，组织对父亲的党员身份提出质疑，他的党组织关系被停了多年。后经中共中央调查部证明，确认他早已是中共正式党员。父亲曾说：“我在那些年是很痛苦的，在政治上固然是莫大的损失，但这也考验和锻炼了我。我坚定地相信党，感谢党终于做出正确的结论。”由此可见，只有将某种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才能无畏和勇敢，也才能在受到冤屈和不公正对待时仍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父亲为人热情，重情义，乐于助人。他对引领他参加革命的胡公冕、地下工作时的老领导吴克坚十分崇敬，无论各自处境顺逆，始终保持联系。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父亲常叮嘱我去看望胡公冕的夫人彭猗兰、吴克坚老先生以及福州地下组织的领导和他的战友谢筱迺。父亲与战友的情谊持续了一辈子。他还经常向我们提起一些牺牲的同志。

　　尽管解放后一段时间，父亲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职务不升反降，处境并不好，但他仍尽力帮助处境更困难的同志，比如蔡训忠等同志。蔡训忠是我党秘密党员，中央社会部福州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解放前，他以伪国大代表、福建省渔会会长为掩护身份。解放后他因为工作需要，没有公开共产党员身份，而是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接受监督劳动，患上了严重肺结核病。1980年，他去世多年后，真实身份才被公开。罗青长同志赞誉他是无名英雄。

　　一些受冤屈的党外民主人士、起义人员也常来我们家，或找父亲倾述，或请父亲帮助证明自己的经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对“四类分子”避之不及，而父亲总是热情接待他们，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者帮他们向组织反映情况。我们家的人口多，家中经济很紧张，但对于一些蒙冤人员的子女，父亲仍尽力给予收留、照顾，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他们在升学、工作方面遇到困难，父亲常给相关学校、单位提供证明。为此，在“文革”中，“包疪坏分子”成了父亲的一条罪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更是积极向组织提供那些对革命作过贡献而受到冤屈和错误对待的战友、同志、起义人员和民主人士的革命证明材料，为给他们平反呼吁和奔走。父亲说，不能忘记那些为党做过工作的同志。由于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太多，他有时会让我们帮忙抄写。通过抄写这些材料，我们才更深入了解到父亲过去的工作。父亲的许多部下和他曾照顾帮助过的同志提起他时，总说他坚忍、热情、勇于负责，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

　　（四）

　　父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品德教育，他要我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要积极进步，向少先队、共青团和党组织靠拢，还要我们好好学习、热爱劳动，要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们小时候，父亲总是认真检查我们的作业，看老师写的评语，并认真地给老师写回信。他关心我们的学习，但经常对我们说：“不能死读书、读死书。”他强调，学习应该融会贯通，要多读课外读物。他给我们写了《新编三字经》：“好孩子，在家庭，帮大人，做事情，腿又快，手又勤，眼又精，心又灵，弟弟哭，抱弟弟，妹妹哭，哄妹妹……”他要我们背下来。

　　父亲还给我们制定作息时间表，排家务劳动的值班表，要求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就自己主动去做。

　　由于父母的教育和引导，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在学校、单位都表现优秀。父母的家庭教育也受到同事、邻居的好评。20世纪60年代，我们家曾被评选为福建省五好模范家庭。

　　父亲于2007年因病逝世，现在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他的品格和言行，深深影响了我们。

　　《福州晚报》（2026年1月25日 A06版 闽海神州）